我写这篇文章是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天气已经极冷，厚重的羽绒服下还藏着细密的羊毛织物，大概五点多或不太到，天色就已经完完全全暗了下来。我从铺上下来，有一种极强烈的口渴感，于是下床寻水。甘凉的液体滑进喉咙，我抬头望向窗外，只剩下一点灯火的亮色，人们都很沉默，我这才想起，二零一八，只剩下如今十几天了。
一八年似乎沉重了一点，对于我以及那些逐渐意识到生命已经开始失去的年轻一代。像用一根粗制毛刷往纤维感极强的亚麻画布上涂抹一层又一层不溶于水的颜料，在交稿的前几个月突然意识到人间的真实并不只是明亮如鲜橘的亮黄，于是掌时间的老师执住画手的腕，在秋起与大雪来临的几个月间在人间背景处上了一层铅灰与墨色渐变的沉重。一八年，在三月的软樱花的鲜粉里腾起，却未曾料到，即使是永远朗笑的少年，也会静静地散去笑容，学着接受另一种不得不面临的体验，面对此去经年的遗憾，与让人叹息的失去。
于我而言，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完成了人生前十八年最明确的目的，也跨入了成年人的未知世界，从高中交响茫然失措的笔锋中学习重新蘸墨，书写另一段未知的文字，从很多东西中抽身离去，转眼被拉上并不明亮的全新剧幕。一切都很快，我下楼买饭时，只有冬青还挂着一点绿色了，早半个月前，灿黄的银杏叶像纸屑一般坠落，已经十二月了，所以这本不该就如此么？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三四月份里炸射在空中的草木风尘，太阳一天一天向正东靠拢，我出门时，也不再是让人咬牙的刺骨冬晨。朝霞赤红，我上学时总觉得过于耀眼，这些仍像我眼下的一个一个字符般清晰可见，可转眼已经九个月过去了，我从成山的各科习题里解放出来，但也不再欣喜于弥漫整城的百花香，那时觉得没在终点前倒下堪比史诗，而如今味道却变了，我把头低下去，开始盼望东风重启的时日。
父亲两日前发来微信，他出差去乌鲁木齐，一个距离山东五千多公里的全然陌生的城市。然而对于那些遥远无疆的土地，我心底却升起一股亲切，那里的一切，在我的小说第一章里都有着淡淡的缩影。南疆，似乎永远不落日的金赤的云天以及不能目及的隔壁，化作了暗示我荒诞青春的奇妙比喻。我爸把照片传来：起伏的黄沙连接了地平线，那里有一线白瓦，是最远处卧在戈壁里的人烟。这张图片拉开了一场电影的序幕，人与物，安静地在我的脑海里导演着一股悸动，在十二月的心弦上震颤，波及着我的回忆，在忘记时日的年岁里，一遍又一遍重复。
1
一六年的盛夏开始颓废冷却的时候，我搬着属于少年的一切爬上五楼，那时学校经过一整年的翻新，青蓝的外墙全换成了昂扬的赭红色。当时的我心里发慌，五楼，虽然离星辰更近了一点，但文科班的男生却诗意不起来。一个班四五十号人，只有十五六个男生，抬水的重任便愈加不能逃脱，那些时候右肩总是隐隐作痛。水房在一楼，而我们在每个十分钟七百二十秒的课间拿桶飞奔下去，穿越两栋楼，换上注满水的新桶再飞奔上楼。九月让人心安，因为天气逐渐清澈凉爽起来，不至于体育课后满头热汗的高中生挤在小小的饮水机前等待“救济”。那时班级全部打乱重新分班，坐在我前面的是个个子高挑几乎只扎马尾和丸子头的姑娘。似乎一整年的时间她和同桌以及几个关系亲密的女生都在痛快地高声朗笑，那笑声并不惹人厌恶心烦，男生当时要么拼命地嬉戏打闹再者就是安静地坐着听一串串响铃一般飞荡出去的笑声。在我看来，青春或者高中算不上苦行，因为一切都很自然，在每一个晚风都会吹起的温和自习里，我都会静静地抬头望一会窗外，景象很单薄，只是当时我并不真的用心，甚至不曾察觉坐在我前面的姑娘字迹如何，只是留着一点同样单薄的印象：她每天上学都带着吃的，在课间与朋友分享，这便几乎已是全部。也许还有一点，在寒冷清澈的十一月份，上午的课间操我们奔跑在“一二一”中时，她的高马尾甩动起来，发丝在风里飘开，东阳十分灿烂，只是并不温暖，那是我仅剩的景物记忆。
一整年的时间，她的成绩都始终压我一头，我从一开始的惊讶到不服以及最后的妥协认命，耗费了整个一七年的学期，那时成绩对高中生来说是一切喜怒哀乐的根源，我时常梦想着一次超水平发挥，梦想着每月公布在后黑板上的成绩单的前几名中有我的名字，那时学科面临结业，所有的成绩都是文理共计九门相加起来的总分，我的化学生物一塌糊涂，时常眼羡那些各科均衡发展的优秀学生。我的名次永远徘徊在中等靠下的位次，后来便也渐渐习惯，默然无声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情，偶尔跟她开几句玩笑，告诉她早晚有一天会赶超她的野心，她就用幽默的语气说“那不可能”声调带着一种浮夸，食指左右摇动，我咬住嘴唇干笑一声，变当做什么也没讲过，去整理历史笔记，历史笔记永远像渤海湾的潮汐起落般，没有尽头。
我现在回忆起来，只觉得她对当时的一切都带着一股子认真劲，对学习，对她看重的朋友以及说不清味道的高中岁月。晚九点，我时常停下笔歇歇酸麻的右手，瞥一眼窗外国际酒店的霓虹灯，还会不出声地看她埋着头写自己的东西，作业笔记纠错，一项一项一丝不苟地完成，我看一会便重新忙自己的事情去，印象里，她是一个很认真的姑娘。
2
一七年的春天我似乎记不得了，又似乎还零星记得一点。
转过年来，春天就呼啦一下扯开了幕布，或许是那年的春节来得特别晚，我重新回到待了一年多的校园不久后就换上纯白的短袖，物理化学生物一门一门让人头疼的学科也终于结业考试，我叹口气，这辈子都不想再和那些涉及理性精准的计算进行交涉。春愁味最浓的时候，在某些正午暖热的闲散时辰时会坐在湖边的亭子里看白了一树的榆叶梅，淡白色很细碎地长满了院子。高考在那时仍旧是一个遥远陌生的概念，没有人会为一次测试而锥心刺骨地哭上一场，只是我们同样厌倦于永远写不完的试卷习题和从未间断的早读晚习，我隐隐地盼望着一个尽头，高三的学生每天中午拎着自备的饭盒走进食堂，总让人心生出一种不可名状的羡慕与期盼。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不必囿于凌晨五点就醒来的痛苦，只剩一年多一个学期了，我心想。其实我现在坐在白炽灯管打亮的自习室平静地记述下这些文字，并从内心感慨时间的飞逝，但在那时，漫长无期的等待却是最真实荒凉的体验，不分季节与年岁，少年的心性自古如此，他们的心脏受到春天最深处最明确的指示与召唤，于是在草长莺飞的四五月，一日日复苏鲜活，这些鲜活的图景每个人都曾经历过，足球场上大喊大笑，或是三分线以外一记劲投，要先叹口气才进行的下去的数学课以及另一种微笑与羞怯，我感觉这些记忆像衔尾蛇一样不会死去，关于我的青春年少。
五月多的时候，我们收到指示，给即将毕业的48级学生筹划毕业典礼。那时时间已不足一个月，可是什么都还没开始，甚至是一份稍微明确的计划，摆在我们面前的也仅是一个叫“蒲公英的季节”的主题。学生会最有文墨的人被聚齐了，在办公楼二楼的演播教室里激烈蓬勃地准备起文案，时间紧迫，责任重大，理科班的红牛（昵称）拿起粉笔在黑板上郑重地写下“救世小组”几个大字。从先导片的字幕配起，到每一个视频的字幕外加典礼视频的采访策划都成了我们的工作，同班的人都奇怪我们不见踪影，五月的夜色温良柔和，我们坐在录播教室里为那场盛大的典礼仪式上妆，为此还集结了一群人去级部主任办公室要求“月考豁免权”，几个能说会道外加有点“坑蒙拐骗”天赋的同学谈起无法如期完成的毕业典礼一脸忧惧，级部主任听后也愁云满面，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真的逃了一场考试，再次回到录播教室，几个人掩饰住内心的狂喜一本正经地说必须把任务搞好，不管怎样，让那群毕业生哭出来！现在想起，不仅哑然失笑。
六月九日上午，毕业典礼如期颁上艺体馆的银幕，那些兴致高涨的毕业生逐渐安静下来，一组组视频播出，有些人开始沉默，有些人陷入回忆，有人呜咽，我始终记得毕业典礼结束时那一句“欢送48级校友离校”人潮散去，他们说些什么我全然不知，只是心里长舒一口气，似乎心里有件事情落地了，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
下午时我和“救世组”的成员去打扫人去楼空的高三楼，早些的时候学校印发了一张富有纪念意义的车票，并且让我们发放在高三的每张课桌上，车票上印着通往未来的字样。我们用钥匙开了锁，收拾未清理走的垃圾，看那些黑板上的临别赠言，心里升起另一种感触。最后的最后我们爬上五楼，“救世组”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那时我开始明晰，高考终于向我们走来了，褪下为活动奔忙的角色外壳，我们最终仍要为了自己拼搏乃至救赎。风吹过露天的走廊，我拍下几张照片留作纪念。
心底是一整块化不开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