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道观贯南北朝

参考资料：

儒学独尊的地位在晋朝被破除后，到了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多元化的思想。在诸多的思想流派中，出现了以法治国、务实求治的主张（三国曹操与诸葛亮、东晋王导）和《无君论》（东晋鲍敬言）、《神灭论》（南朝梁范缜），提倡“人死则神灭”（北魏邢邵与北齐樊逊）等有价值的观点，也产生了消极颓废、遁世游仙的思想。

影响最大的是玄学思想。玄学在南朝十分兴盛，宋文帝时设至玄学馆，玄学与史、文、儒并列四学，清谈益盛。到梁武帝时鼓励提倡经学，但此时经学已经受清谈影响，只注重于辩论之说。隋朝统一后清谈渐渐衰退，直到唐朝中期才终止。由于佛教过度膨胀与糜烂，出现了不少反对过度崇佛的思想家，如南朝梁范缜、北魏邢邵与北齐樊逊，这些人的思想衍生出无神论。

范缜是南朝齐梁之间人士，489年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宴席上发表了反对佛教因果报应论，认为灵魂并不存在。他的观点主要是唯物论的“变化的形一元论”，认为身体与精神都是物质，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物质的动态变化。神灭论处理了“体”、“用”、“变化”、“关系”诸主题，完整概括了“唯物本体论”所应处理之主要范畴。范缜著有《神灭论》与答复反对派曹思文的《答曹舍人》。他的论点引起朝野反弹，曹思文作《难神灭论》，萧琛引“杜伯关弓”、“伯有被介”故事驳之。笃信佛教的梁武帝也展开论战，作《敕答臣下神灭论》，命令他放弃观点。梁武帝组织僧俗六十多人发表文章对范缜进行围攻，引发思想界一场关于“神”（灵魂）灭不灭之理论大战。然而变化的形一元论的涵义与变化广大，几可做无穷尽的推论引申，范缜辩才无碍，众人难以反驳他，最后判范缜为“异端”而流放他。

北朝的邢邵与樊逊等思想家主张无神论。邢邵是北魏后期东魏初期人士，当时佛教受到鲜卑皇室提倡而兴盛。他反对“神不灭论”，主张人死则灵魂就会消失，否定人死为鬼的理论，认为“欲使土化为人，木生眼鼻，造化神明，不应如此。”他还主张类化论，只有同类事物，才可以转化；不同类事物不能转化。类化说显现出物种产生的多元性与差异性。邢邵思想以及他和杜弼争论轮回等问题等都纪录在《北史·卷五十五·杜弼传》与《北齐书·杜弼传》中。樊逊北齐人，554年北齐文宣帝欲封禅泰山，樊逊向齐帝劝谏道教、神仙皆为虚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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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稿：

        观历史之发展，悉人心之幽暗，晓上帝之恩典。

        今天我要跟大家聊聊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当然了在我们要去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究竟是怎样的时代背景孕育出了这样空前“繁荣”的文化景象。

      首先，在AD266时的司马炎篡位，司马家族政权的正统性从一开始就被整个社会所否定。这更是与坚持忠君、重礼教的儒家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冲突。也是儒家在每个朝代开始时对于统治者的冲突，对于它在此时期的没落产生不可小觑的影响；然而，不仅仅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雪上加霜的是仅仅在开朝25年后又发生了八王之乱，并随之而来的五胡乱华（又称永嘉之祸）等等一系列历史上的政治事件，都使人们对于生活充满绝望，转向道佛，转向出世，渴望以此抚平战争动乱所带来的创伤，这也同样对儒家发展造成相当不利的影响；儒家思想的没落则给其他家思想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发展条件，更促成了南北朝时期多元化思想局面的形成；而且，在五胡乱华中侵入中原大陆的胡人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并与汉文化相互排斥、吸收与融合，更是给汉人带来更多不同视角的看法与观点，促进人们对于世界更进一步的思考。其中较引人注目的是①孔明派（诸葛亮、曹操、王导，以下简称此）；②鲍敬言的无君论；③范缜派的神灭论等等。

        我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前两个派别（最后一个派别后面会较具体地分析）。首先是孔明派，主张以法治国、务实求治，试图运用人类尚存的一丝“理性”来遏制人类的犯罪。但历史重重地给了他们一记耳光，让他们知道他们的法律条例不过是统治阶级玩弄天下的工具罢了。中国的统治阶层永远是跳脱于法律的笼子以外，而人民却依旧傻傻地高喊：“自由！民主！”由此，我们能看到的是，当人类企图运用神所赐给人的理性，但不靠着圣灵、借着圣经，法律对于人类不过就是一个空想家们的笑话。因为，他们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理性，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也因着他们故意不认识神，神也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接着是两晋之际的鲍敬言的无君论（这是一个由先秦道家演变出来的学说）。其认为，摒弃罪恶的出路就是不要君主，回到原始的混沌的自然状态。该学说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当时以君主为代表的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两大阶级斗争尖锐，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突出。他们的“原始的、混沌的自然状态”是指上古圣王时期的大同社会（中国处境下的空想社会主义）。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人类的看法尚优，相信人类可以借着创造之时就被赋予的道德律行出毫无瑕疵的行为。然理想如此丰满，而现实甚是骨感。历史也给他们的脸上留下了一记无法磨灭的掌印。 鲍敬言作为一个胸怀天下苍生的文人，他的理论对于当时来说实属进步。但他将所有的罪责归咎于皇帝，也实在有些偏激。并且他的这种做法也很可能会打破古人对于权威的认可，而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可拉一党质疑摩西的权威。

      同处于此乱世之中的，还有道家的正宗分支——玄学。玄学原本只是道家中的一个哲学用词，后慢慢演变为一个分支其又称新道家，亦称形而上学。它也是建立在清谈的基础之上，也尝试着将儒道两家结合起来，企图调和“自然”和“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即用思辨的方法讨论关于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种远离“事物”与“事务”的形式来讨论事物存在根据的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其之所以能在此时期兴盛至宋，一是因为儒学地位的破除；二是因为正值天下战乱，百姓生活艰难，于是目光转向了出世逃避现世之灾，满心希冀以此安抚受伤之心；三是因为战乱频起，政府无暇顾及社会言论。我们先想象一下如果清谈依旧存在，对于我们的国家会有哪些影响：1、清谈肯定会惠及普罗大众，而此则会完成大陆现在的一项方针政策——文化强国，But why？Because如果清谈已经普及大众，那么人人都会对于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想法也会为此与邻舍、朋友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就会带出更多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大家的文化水平自然会提高（GDP什么的更不在话下）；2、在清谈普及大众的基础上，人们也会因此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道德修养，于此也能够完成大陆现在一直强调的“社核观”（三个自信）等。但它为什么只延续到了宋呢？这其中是否有上帝的意思呢？这是我们要想想的问题：首先，是因为宋朝时期的儒家也开始了“宗改”，产生的“新儒家”（宋明理学），使得玄学渐渐地淡出历史的舞台；其次，对于其中是否有上帝的意思，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一切的一切上帝早已在永恒之中预定好了，但上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在世界历史中，我们都能时常看见在有神看顾保守的国家中仍然会因着知识自高自大以致使人抵挡神，更何况在没有神保守的国度中，人类一旦获得“智慧”，“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罗3：12）。

      到这里，我们来整理一下我们刚刚聊到的几个流派：一是孔明派；二是鲍敬言之无君论；三是玄学；紧接着就是刚刚提到过的范缜之无神论。我们从中能够看见一点历史发展的端倪，那就是人类在以有限的自己努力探寻这个世界的真相时，不会接近真相，只会背道而驰，成为南辕北辙之人。如果仅仅对于我来说，我其实相当敬佩他们，因为他们能够为着自以为的真相而努力奋斗着，但我却不能为着已被神所见证的的的确确的真相而奋斗，实乃吾辈之楷模，这也是我倍感羞愧之处；但我又有些惋惜甚至可怜他们，因为他们生不逢时，没机会听到这样安慰人心的福音便已离世，唉。

      范缜、刑邵、樊逊等一批中国早期“无神论”（唯物主义）者们，他们所谓的“神”并不是我们今天通俗意义上的宇宙万物的掌管者——神之意，而是指人的灵魂、精神。范缜所提出的“形神一元论”（认为身体与精神都是物质，整个宇宙就是一个物质的动态变化）放在基督教的背景之下甚是荒诞。“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创2:7）并且这也是神已显明在人心里的事情，人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