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车过西门，“查票！”
这一声断喝，使我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里，想到售票员阿姨的模样，依然会是一脸横肉的样子。
郊区的公共汽车入城路线，早晚上下班时间挤满了通勤的人们。家住郊区的，要进城去上中班或小夜。家住市区的，结束一天的工作也在琢磨今儿到家等待自己的，究竟是萝卜汆丸子还是大白菜熬豆腐。
当然了，在一个阶级社会里，人们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时刻以群而分。县属企业、市属企业、县属和市直机关的人们，在车厢里或大或小分成几片儿。即便我是个小孩子，也能看出穿劳动布的和劳动布站在一起，的确良和的确良关系紧密。机关的人数少，但一定会穿中山装、带钢笔，表情冷淡，不大爱搭理人。
刚过中秋，人们大多在互相交流各自单位的福利。有个劳动布大嗓门，这次过节单位发了两块月饼外加四斤小黄鱼，使得整个车厢的耳朵都瞬间定格。马上，就有的确良想起来今年的防暑降温，除了往年惯例，又多了二斤白糖。“咱们坐办公室的，也不用风吹日晒，二斤白糖嘛，不多不多。不过每天沏茶来一点，嘿嘿，还成还成。”但得意的笑容不过几秒，就被无情淹没，因为中山装推了推眼镜，无意中提起这次他们工会每人发了20张电影票。只是嘛，距离有点远，都是首都电影院的，不是很方便。“麻烦啊！”人家叹了气了。
车厢里的音浪似乎陡然提升一倍，每个人就黄鱼、白糖、电影票到底哪个实惠开始争论。各方的支持者，气力都很足，颇有不给我这一份儿就跟工会没完的气势。有人扯着脖子喊，“我就说着这破通县不是什么好地方，发这点东西就让你们鸡撩鸡撩的。我担儿挑，在部委，人家那儿俩人分一只羊。”人群陡然一静，说话的人开始得意地环顾。俩人分一只羊，羊肉似乎已经在每个人触手可及的眼前，以至于有人开始不由自主地咽了唾沫。“我吧，打头三年就找人对调，嘿！你说哎，就没人愿意来。也是，在市里的谁愿意来这破地儿。”这话，令去市区上班的人们腰杆不由得一挺。是啊，虽然我住郊区，但是在市里上班。甭管什么单位，在市里上班，再怎么说，也是体面啊......
嘈杂之中，售票员阿姨以摩西分开红海的气势，破浪而来。我坐在最后一排，紧挨门口的位置，开始抱着书包不由自主地往下出溜，试图躲到铁板后面，不被发现。
“唉，我说姐姐，您悠着点啊，您这都快给我推出腰肌劳损来嘞！”有人笑么贼儿地开始抗议，大家哄笑，“推你哪条腿了，你还腰肌劳损了，腰子碎了吧？”更大的笑声。“别臭不要脸啊，瞧你那臭德行，还跟我这儿找便宜，票呢你票呢？”“得得，姐姐，我这见天儿坐您这车，你还记不住，我这就差把月票给您贴脑门子上了。”“不要脸的玩意儿，麻利儿的拿票，斗什么咳嗽啊？”阿姨骂得越厉害，大家笑得反而更欢，仿佛挨骂是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我小心的想探头看一下，危机是否已经过去，却被人一把揪住后脖领子抵拉起来。“藏什么藏，早看见你了，小孩儿，你票呢？”我傻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我突然成为超越羊肉和月饼的存在，成为全车的焦点。
“问你话呢？票哪？你票哪？”我从兜里掏出票，哆嗦着递过去。“你这票不对，三分的，你要上哪儿啊？都坐北苑来了？”我继续哆嗦，“到，到头儿。”“甭废话，补票，一毛。”“我，买了啊。”“买什么了啊你？跟你说了票不对，你那儿上的？”“就前边......""哪儿前边啊，嗨，你们瞧啊，这么点孩子瞎话溜舌唉。我告儿你，我一直盯着你呢，你是不是在新华大街调头车上来的？是不是？是不是？买三分钱票，想坐到头，门儿也没有啊！你们说唉，这么点孩子跟谁学的这是，就他妈不知道学点好。”我盯着自己的脚面，不知道要怎么办好。
“跟你说话哪！听见没有啊？掏钱补票！”我摇了摇头。“没钱啊？下一站，麻利儿的给我下车，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啊？”我作为超越羊肉的存在，成功打破了车厢内人群相互之间的隔膜，每个人都在饶有兴味地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随着售票员锣声起舞的猴子。“嗨，小孩儿，你赶紧叫阿姨一声干妈？你叫妈，她就不哄你下去了，哈哈哈......”“算啦了，算啦，这么点孩子，车里也不差这么一人，你就让他坐呗。小孩儿，你赶紧跟阿姨说，你说我现在没钱，等我长大了再还您啊。”“就是，就是，小孩儿嘛......""扯什么蛋啊，你让他坐你掏钱给他买票，老娘本来这个月就没完成公里要扣钱，就他妈你们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谁说的谁给他买票！”
这么一来，我的吸引力应该是明显减弱了，大家都继续回去讨论羊肉，甚至开始争论每个月报通工合算还是市工合算。我被拎到车门口，“到站下车，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我点点头。阿姨开始回头往自己的座位上挤，把临时占座的人轰到一边，“边儿去边儿去，赶紧给我起来。我跟你们说啊，这要我儿子，早大耳贴子扇他了。小小年纪，出来丢爹妈的脸。”
我抱着书包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哭，虽然已经可以感到眼泪的转动，但知道一哭，可能会引来更多的笑声，所以不哭吧，因为没有用。
车到北苑，我被抢着上车的人们瞬间推回车上。阿姨站在座位上，用装票的皮包拍打着人群，“挤什么挤？等会儿等会儿，先让那小孩儿下车！”“嗨嗨嗨，轻点啊，您这说归说，别打人啊！”
车在尘土飞扬中远去，我站在路边，不知道要去哪儿，该怎么办。
我，九岁，第一次离家出走。
第二章
我在中午决定出走，并没有经过什么准备，因为在小孩子的世界里，所有的事件周期都不会太长。
前一天的上午，我在学校挨了打。上完书法课，在水房排队冲洗用具的时候，我的小铜墨盒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大家带的通常都是一得阁墨汁，手捧着金光闪闪的小铜墨盒，我当然是有些得意的。我有，你没有，小孩子最简单的快乐。
“给我！”“啊？！”我不知所措。“就你拿的那个，给我。”我下意识地攥紧了手，然而并没有敢说出不给。他比我高，比我结实。
很多人会为了让孩子早上一年学，特地让孩子在九月前出生，而在大多数学校里，这些刚过完生日就被送进学校的小豆包，往往卑微如蝼蚁。相差几个月在成人的世界里，并没有什么区别，但在这里有如天堑。大多数的校园欺凌事件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缘由，你被欺负只是因为你弱。这种欺凌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心，我比你长得高、力气大就可以揍你。九月的孩子揍年底的，过年的孩子揍清明的，七八月的孩子谁都可以揍，这是共识，仿佛他们是大家脚下的泥土，生来就是为了被依附于脚底。学校既不是苗圃，也不是童年的乐园，这里贯彻着完美的丛林法则，注定的弱肉强食。这一切只在每天升旗的时候短暂间歇，因为在那个时刻，我们被统一要求，微笑。
当我想起回头往教室跑的时候，应该是已经晚了。我被揪住了脖子，本能的反应让我预知到即将发生的结果。死攥住墨盒，我把头埋在胳膊之间，当然这并没有什么用，因为我被人左右开弓在头上乒乒乓乓的一顿凿。衣领可能是被撕开了，头上一定起了几个包。同班同学早就跑的不知去向，留下来也不会有用，而且他们也并不愿意陪着我挨打。我被人从左往右再从右往左来回撕扯，哆嗦得如同一片风中的树叶。有人在掰我的手指，我下意识的咬了他一口。“狗东西，还敢咬人！”然后，打我的不止是一个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摔倒了。而对我来说，唯一的防御手段只有一个，哭。所以，我在水房里，开始放声大哭。有什么东西从我的头上留下来，糊的睁不开眼睛，我不敢猜是不是血。突然响起的上课铃救了我，从门口传来老师的怒吼，“都不上课，在这打什么架？”我精神一振，恍惚看到终于可以不被打死的希望。但这瞬间的疏忽，使我失去了仅有的力量，我能感到手指被掰开，墨盒被人抢走。
那是一个跟鸡蛋差不多大小的铜墨盒，被我擦得很亮，顶盖刻的不是十二生肖就是一树梅花？已经记不太清了，因为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它。
“老师，这小子咬人。”“咬谁啦，把你们三个都咬啦？”突然停止挨打，反而使我失去了站立的力量，我蹲在水房地下，已经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老师过来扒拉我，“嗨，你，嗨嗨嗨嗨，别哭了，你为什么咬他们？”“他......他”我好像在抽泣的间隙中说了很多个他，或者是他们，才终于能够完整表达出被抢了东西。“你们抢他什么了？”“老师，根本没有，他那是胡说，我们能抢他什么啊？不信您问啊，谁看见我们抢他东西了？”水房的门口围了很多看热闹的孩子，他们在我遭抢被打之后跑出去，而现在却都摇着头说没看到。在暴力面前，没有人会选择善良。
“你们仨，还有你，别哭啦，起来先到办公室去，听见没有？你们是几班的？一班是吧？我找你们班主任去。你呢？嗨嗨嗨，哭什么哭啊？几班？三班，行。你们先都到办公室等着，排好了队去。其他人都赶紧回去上课去，听没听见上课铃啊？”
爬起来，抹着眼泪贴着墙根走向办公室，打我的人跟在后面。
我被一脚踹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穿衣镜，让我看到自己的样子。墨汁从头上留下来，被我抹得满脸都是，于是我想起了刚学没两天的歌，“我是一个黑孩子，我的家在苦难的黑非洲、黑非洲......”
第三章
我在教师办公室里站了大概40分钟。
路过的每一名老师，都会大惊小怪的对我的黑脸造型惊讶一下，“呦？这孩子这是怎么了？”然后，会有路过或者坐在其他桌子前的老师答上一句：“咳，跟那仨小子打架闹得。”然后，他们会叽叽嘎嘎的笑上几声，继续忙自己的事。一位女老师买到了便宜布料，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大家翻看着赞叹着，架在身上互相比试。男老师大都一边抽着烟，一边批改作业，间或骂几句自己班上的兔崽子。渐渐的，这种顺口搭音变成了一种比赛，每个人都在述说着自己班上有多么不成器的王八蛋，而别人要想占得上风，必须举出强有力的证据，自己班上有更不成器的王八蛋。我开始逐渐明白，在我们这所需要托关系才能上的知名重点小学里，充斥着无所不在的王八蛋。
我已经渐渐的不哭了。三个打我的孩子在一边捅捅逗逗，偶尔发出一两声嬉笑，这必定会招来一句可以从任何角落飞来的怒骂，“站好了！闹什么闹！”然后他们消停一下，训斥他们的人也继续去忙自己的。我们不是他们班上的学生，不属于让他们操心的王八蛋。
下课铃响了，楼道里的喧嚣犹如一座新喷发的火山。我看见班主任抱着一堆东西，一脑门子官司地走了进来，一班的班主任保持着跟她差不多的脸色走在后面。她把抱着的东西重重地摔在办公桌上，其他老师抬头看看，又是一阵叽叽嘎嘎的笑声，还有人在说：“瞧你们班这小花脸儿唉，真有出息！”“哪儿凉快哪儿呆着去，姆们班的事用得着你管？”大家笑得更厉害了。
拉了一把椅子，她倒坐在了我们对面，一班班主任也重复着和她一样的动作。坐下之后，两人对看了一眼，又把相互的椅子拉开了一点距离。面无表情地盯着我们一两分钟，一班主任绷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指着我：“那什么，你，先去把脸洗了去。”“洗什么洗，先说，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
我踟蹰着，不知道该我先说，还是他们先说。但是，门又开了，教导主任背着手溜达了进来。这下办公室里所有人都站起来了，连同我们面前的这二位。“哎呦，刘主任，您今儿视察我们年级组啊？”有人拉过了椅子，“来、来，您做坐下说。”几个不同颜色的茶杯也迅速从四面靠拢，“你尝尝我这个，张一元的茉莉，刚沏得的，倍儿艳。”主任微笑着接过茶杯，闻了闻，又递了回去，“不忙、不忙，你们先忙你们的，我来听听怎么回事。”“唉，这怎么话儿说的，其实没大事儿没大事儿。”主任挥挥手，示意大家散去，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两位班主任背后。“来来，刘主任，你坐前头，那儿能让我们俩坐前头啊？”“是是，您得坐前面。”两个人马上就要过去拉椅子，刘主任继续微笑挥手，“没事、没事，你们问吧，我就是听一下。”重新入座，三堂会审这算是开了张，只是这次音量开关比刚才放大了一倍，原本一脸嫌弃的两位班主任，现在比着看谁有精神。
“知不知道现在是评选优秀文明班集体的关键时刻啊？啊？你们还打架，啊？存心给班里抹黑是不是？存心给年级抹黑是不是？”班主任用尽了全部的肺活量在呐喊，我觉得赵一曼烈士、刘胡兰烈士在刑场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至多也就是这劲头儿了。一班主任插不上嘴，在边上急得汗都下来了，也只能在她换气的间歇点加上一句“就是”。
“老师，他咬人，然后我们才打他的。”说话的人伸出了手，以示证据，“哎，刚才牙印还在呢？真的，不骗您，有，有，有这么大！”然后他对自己手上慷猖咬了一口，“您看，就跟这个一样。”“他，他们抢我东西，还打我，我没办法才咬他的。”我一张嘴，全是哭音儿，眼泪也打算在墨迹纵横的脸上开出一条新路。“哭什么哭？不许哭！再哭你先一边站着去！”很灵，自己控制不住的眼泪，被一声怒吼吓得倒灌着逃回老窝儿。
“刚才下课，我们去水房洗毛笔，从他边上过，碰了他一下，他张嘴就咬人，我们俩去想把他拉开，他还哭。”“就是就是，拉都拉不开。”“差点把人手都咬掉了，跟属狗的似的。”“还有......”“都别吵吵！一个一个说。”三个人统一了口径，依次各说了一遍。我在旁边急得没办法，眼泪再也止不住，只能是他们每说一句就喊一句：“我没有！”
“闭嘴，还没到你说呢。”“等等，等等，陈老师，别着急嘛。”一直都安坐在后面的教导主任开了口，“您也是老教师啦，别老跟小孩儿嚷嚷啊？”“额，是是，您看，马上要评先进班集体了，我这不是着急吗？”音调从HC陡然滑落，一个字八度的往下减。
刘主任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很和气地跟我说：“你先别哭，你来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全身为之一振，仿佛看到了沉冤得雪的希望。我试图用我掌握的全部词汇，尽可能地详尽描述他们欺负我的事实，心头也很有他们即将会受到严惩的快意。主任一边听，一边在我们面前慢慢地踱步，还不住的点头。等我说到被踹进办公室以后，他停下来，又和气地跟我说：“你说他们三个都打了你，那到底是谁先动的手，谁打的多啊？仔细说说。”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三个坏人被开除出校的布告，不由自主地开始添油加醋。刘主任经常会叫停我，问问“左边这一拳是谁打的？”“谁在你屁股踢了一脚？”这样的问题。我尽全力去回忆，但是由于当时是抱住脑袋，大部分挨揍的瞬间我只能去猜想，打我这一拳的是他，踢我这一脚的是他，不对，或者应该是他。又说了一遍，主任笑得更开心了，“你说他们掰开你的手，抢你的东西？”我拼命点头。“那是谁掰了你的手啊？”我有点懵，尽力想把掰我手指的过程完整还原。说完以后，主任停下来又对我笑了一下。然后，转向两位班主任，“你们看，不用喊，事情这不就很清楚了嘛。”
一班班主任汗都下来了，“是我管理不好，我负责主要责任，您放心，我一定......”“唉，你明白什么啦？”主任挥手打断他。“就是，嗯，就是他们三个打了他......”“唉！”主任再次很有气势的挥了挥手，下了定论，“你什么都不明白！”
“老师嘛，教育工作者，你得掌握儿童心理学啊！”主任有相当嗔怪的意思。“我刚才听他们每个人都说了事情经过，他们三个。”主任用手对着我的敌人们划拉一下，“他们三个说的情况是一样的。而他！”这一次指的是我，“我让他说了三次，他每一次说的情况都不一样。”我傻在那儿了。
“第一次，他说是他从左边踢了他一脚，然后他从右边揪他头发......”主任掰开手指，逐条说明我的前后不一。“最重要的，他第三次说，他掰了他的手，你们看看，但是他却咬了他的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什么？你们说说这说明什么？”我觉得两位班主任跟我一样有点懵，当然这也导致了主任的进一步嗔怪。
“你们啊，真是的，说明什么？说明这孩子是个撒谎精啊！”两位班主任恍然大悟，办公室里也是一片赞叹之声。茶杯又递过来了，“刘主任，嘿！真有您的啊？你要不这么一分析，我们都让这小子给蒙过去了。”“你别说，还真是，我还觉得他挺可怜的呢。”“你能跟刘主任比？这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刘主任这次接过茶 ，喝了一口，“你们啊，凡事得认真分析，当老师就是要细心嘛？对不对？你们说对不对？”“真是，真是。”“还得多跟您学，您以后得常来我们教研室，我今天算是开了眼了。”
刘主任离开前，告诫两位班主任评比的事得上心，但是你们老师间和学生间的关系，今天只是小事，没什么太大影响。“啊？哈哈哈。哈哈哈。”两位班主任不住的点头。
所以，现在就官方的说法来讲，事情很清楚了。三个人被立即释放回班上课。
而我，如同一个大型签宝节目的焦点，被现场定义为：撒谎精。
第四章
我已经不记得是否愤怒，只记得浑身冰凉。他们抢了我的墨盒，打了我，墨盒就在他们兜里，却没有人去管。现在，他们被放走了，我却还是站在这儿被所有人当成一个骗子。我知道我今天的故事会被传的学校里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甚至会被编上像《岳飞传》一样的回目，比如：刘主任细查辨忠奸，三番问智擒说谎精。
眼前的白光散去之后，我看见班主任的手指在我额头前飞舞，我听不到她在喊些什么，但是她的唾沫却像冰雹一样喷在我脸上。恍惚间，好像听到了请家长、写检查和一大串“啊”，我没有动，也不再哭，就这么站在这儿看着。她开始大声呵斥，让我滚回教室，我不动，还是站在原地看着她，这显然更加激发了她的怒火。
“你这孩子唉，平时看你蔫儿出出的，上来就给我捅这么大一篓子？”一班班主任在她身后笑眯眯地端着茶杯，案情既已水落石出，与他的学生无关，他当然愿意轻松地看这个乐子。“我四年级接你们班算是倒了血霉了，你就是八分钱买的一尿壶，不是什么好物儿！赶紧给我回班，中午放学前把检查给我交来，听见没有？下午让你家长来学校一趟，要不你也别上学了，听见没有？”
然后她开始把我往门口推，我一路踉跄，“赶紧去把脸给我洗了去，说瞎话骗人还弄的跟张飞似的，你吓唬谁啊？”“唉、唉，陈老师、陈老师，可不能体罚学生啊？”一班班主任不紧不慢地在后面喊着。她的手停了一下，而这一秒钟，我挂在门上了。
并不是蓄意要这么做，但碰到门把手那一霎那，如同快要淹死的人一样，我下意识地抓住了唯一能抓住的东西。我随着门撞到门框，然后被弹开到侧面的墙上，并且继续挂在门上晃动。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而且应该是个很有趣的画面，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哈哈哈，这小子啊，你别说，还真灵，跟个小猴儿一样。”班主任试图把我从门上拽下来，但是由于门扇晃来晃去，一时不能得手，屋里的笑声更大了。
“你们！不讲理！”
我应该是喊得很大声，因为做完课间操，正从办公室门口经过的闹哄哄的学生，瞬间鸦雀无声。
班主任已经被我完全气疯了，顺手抄起了门后的墩布，但立刻被其他老师大声的制止。“陈老师、陈老师，不行不行，这可不行，放下放下。”有人跑过来，夺下她手里的兵器。当门转过来的时候，我看见她气得抖如筛糠。
“陈老师，先别生气，您这下面还有课呢，您先上课去，我们说说他。得、得，赶紧着吧，上课铃都响了。”班主任一言不发，抱起课本出了门。几个老师七手八脚地把我从门上揭下来，“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怎么着啊？”我低着头站在原地不说话。“赶紧回班上课去吧！听见没有，去吧！”我还是不动，“这孩子，真拧啊。”“你刚看出来，我早就看出来了，蔫人出豹子，这孩子，就是一犟种。”没有人再理我了，他们自去忙他们的，我在办公室一直站到中午放学。
班主任从班里找来了几个和我住的近的同学，把我架出了办公室。老师们说笑着锁上办公室的门，回家去吃饭。我被押着去水房洗了脸，出了校门，他们一哄而散，没有人再管我。我顺着楼间的小路慢慢往家走，一群同学在路口围住卖冰棍的推车，七嘴八舌的要这要那。这是我们常用的手法，因为人一多，卖冰棍的老太太经常算错了账，有时候还有机会自己打开冰棍箱子，拿走一根儿根本不用给钱。没等走近，他们已经吵闹着跑开，我看到他们对我指指点点，“撒谎精！”
我走得很慢，以至于到家的时候，妈妈和妹妹已经吃完了饭。我坐在桌边，把馒头撕成小块沾着菜汤吃，什么也没说。我知道妈妈的答复会是什么，她会说别理他们，以后别跟他们一起玩。她和爸爸是知识分子，不会像楼里其他家在孩子打架以后那样出来骂街，甚至大张旗鼓地打上一架。我四年级了，这些经验，已经很多。
下午上学，我直接站在了办公室的门口。“你怎么又来啦？你不上课啦？这孩子嗨，你说他还没完了？”“让他站着吧，看他能站到什么时候，我还就不信了！”我站到天黑。
放学了，邻居的孩子把我爸，叫到了学校。班主任声泪俱下地控诉了我的种种恶行，于是回到家，我又挨了一顿打。
在我短短的人生经历里，很记得一些美好时光，大多是在幼儿园。比如我记得有一天中午爸爸来幼儿园接我，牵着我沿着路边的白杨树荫慢慢地走。我在路边捡到一块带空洞的塑料片，爸爸给我抓了一只天牛，揪掉翅膀让它爬在塑料片上。我一蹦一跳地走到医院门口，爸爸在门口的药房给我买了个山楂丸吃，然后我们走进医院，他抱出一个小包给我看，告诉我，这是你妹妹。
这种亲密的关系在上学前结束。我搞砸了入学考试，因为老师问一个桌子四个角，砍掉一个角剩几个的时候，我算了好几遍告诉她三个，所以被分到了智力中等偏下的三班。三姨在开学前带我去她们厂里玩。有个小伙子，他后来成了我三姨夫，把我放在三轮摩托的挎斗里，带着我很神气的兜风，并给我买了一把铁皮小手枪。他把我送回家的时候，爸妈嗔怪他还给我买什么玩具，他不好意思地说，孩子喜欢啊，不走啊，躺地下打滚啊，反正也不贵，就买了。他走了，我挨了人生第一顿打。爸爸拒绝接受我没有撒泼打滚的说法，这让我感到非常困惑。
慢慢的，挨打的次数多了，我发现虽然大人们每次都异口同声地要求你说真话，但是真话的标准并不一定是事实，而是你的答案是否符合他们的看法。碰巧了，你运气很好的蒙到了正确答案，于是他们说为了让你长记性，下次不再犯错，要挨打。运气不好，屡试不中，这是恶意的欺骗，也要挨打。
这次也一样，我站了一天，很累，索性不再分辨，快一点，你打我一顿算了。
第五章
转过天来，吃完早饭背着书包溜达下楼，班长带着仨同学等着我呢。我略微愣了一下，旋即明白这是押送我去教室的队伍。他们故作正常的跟我打招呼，默契地把我围在中间一起走，眼里全是幸灾乐祸的笑意。我想了想，这应该是班主任的安排，她怕我再去办公室门口站着。唉，对，怕我，她居然怕我，我给自己找出点自豪的理由。不离儿，应该是这么回事儿。想到这里，屁股不太疼了，没白挨打。
“我说，”我开始没话找话，“你们不每人拿根棍子吗？”班长疑惑地转过头，“拿棍子干嘛？”“不拿棍子，你们就不怕我跑了吗？”“你跑什么啊？咱们不是，不是正好一块儿上学吗？”班长迟疑着，但是悄悄退开一步，眼睛也开始四处学么。“我觉得你们应该早准备，陈老师派你们来，就没跟你们交代一声儿？那电影里，鬼子兵押着八路军那可都得端着刺刀呢？”拐着弯儿骂完他们，我心里又痛快了一点儿，但我也决定不再继续说下去。因为四个人都有害怕的表情，明显把我包围的更紧。我知道这肯定是班主任在派活儿的时候，跟他们说了干得好有赏、干砸了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的缘故，因为这活儿我也干过。所以，我在心里按评书的腔调念叨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真把这四个人招急了，他们保不齐在路上就揍我一顿，这可图什么许的。
上学的学生成帮结伙是很正常的，但押送小队就不一样了。很快周围一起走的学生就开始交头接耳，我隐约听见有几个人在说：“那就是他，撒谎精！”这一刻，我承认，我有一点点，就是那么一点点啊，成名的喜悦。然后，他们开始大声的起哄。有几个高年级的学生，甚至拨拉开班长，跑过来问：“嗨，43的，听说你昨天在办公室拿墨水瓶儿把你们班主任给开啦？是真的吗？”我摸不着头脑，咧着嘴挤出个笑容，不知道说什么好。假装知道而又什么都不说，尤其得做出那种我真是什么都知道，但是不好、不能、不应该跟你说的犹豫表情，是小学里一项高级的生存技巧。熟练掌握好分寸，别人就会觉得你很厉害，有两把刷子。“怎么样、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肯定没跑儿啊，他要不把老师开了，今天能有这么多人押着他？”“看不出来这小子有这胆儿啊？跟个怂包似的。”
在学校，我属于那种扔到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个子矮，胆子小，学习还不错，但是考不了第一，也出不了十名左右。上课不爱听讲，喜欢接老师下茬，听见谁家孩子因为差一分没得双百而趴在床上哭一天的英雄事迹就头疼。具备那种一般的、小学生的、积极配合老师把事情办砸的能力。体育老师说，锻炼身体保卫祖国，动员大家参加田径队，我去报名，然后差点把手榴弹扔老师脚面上。二年级好容易最后一批入了队，参加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少先队活动，我不明白为什么老太太屋里有自来水还要拿个扁担往水缸里挑水，就去劈柴。结果，斧子脑袋飞出去，砸了水缸，那老太太的跳着脚骂的比我妈妈中气都足。三年级以前，我们在分校上课，分校是平房，而本校是楼房。不光是高年级的学生，校领导也认为一年级的小豆包儿和二年级的小水碗儿不配使用高级的楼房。在平房，冬天给教室生火，成了全班同学最热爱的活动。这么说吧，7点上学，值日生应该6点半来生火。可是，6点已经有同学把火生着了，没抢着放火机会的同学，必然下次5点半到校。这种放火竞赛的结果，是有一天我夜里3点半就从家里出来，到7点钟该上课的时候，我满心欢喜觉得自己干得不错，报纸、劈柴、煤球儿，我都用了，屋子里也很暖和。当时的班主任曹老师进来一看，叹了口气，组织同学们把糊好的窗户全给挑开了。我唯一疏忽的一点是，烟太大，屋里看不见人了。虽然有种种纰漏，我一直坚持认为我不是个坏学生，比如消灭蚊虫，全校出动挖苍蝇蛹，然后把厕所挖塌了的事儿就不是我干的。
第一节课是语文，语文老师居然提前两分钟进了教室，胡撸了我一把，“怎么着，听说你昨儿把你们陈老师气得哭得嗷嗷的？真有你的啊，小看你了！”学校里，一个老师有事出丑，而其他老师额手相庆是很常见的。全校开大会表彰先进教师，一班班主任侯老师上台作报告的时候，陈老师就坐在我们后面嗑瓜子，侯老师说一句，她也说一句，“臭不要脸，死噶贝儿的，马屁精。”应有尽有。
我有时候觉得评选先进教师而不让学生参加挺没道理，可是没人问我的意见，我也没地方去说。评先进班集体，没学生的事；评优秀教师，还是没学生的事；就连评选优秀校工，都没学生的事。全是老师自己互相评，哪能不打架吗？张老师说李老师是工农兵大学生，连识字班的水平都不到，根本没资格当老师。李老师说张老师班上全是兔崽子，一个好饼没有。学生们被迫着在老师的夹缝当中，做着无比艰难的选择题，四分五裂的向不同老师表忠心。
我还有一个小发现就是，凡是家长喜欢的老师，学生一般都不太喜欢。五一班的胡海涛被班主任打了一个大嘴巴，教育局说这是体罚学生，要处分。结果，胡海涛他爸爸跑到教育局去闹了，说老师管的好，自己儿子不学习被老师打了应该，谁敢处分老师跟谁没完。反过来，学生们喜欢的老师，家长们一般看不顺眼。这学期之前，我们的班主任曹老师，我都快把房子点着了，她也只是笑笑让大家开窗户，从来没在班里骂过一个学生。但是家长会上，家长们都说她管不住孩子，太年轻，这师范刚毕业怎么能当班主任呢？都把孩子给放羊了，还不留作业。一个当老师不留作业让孩子做到十一二点，这还有天理吗？结果，闹来闹去，把曹老师换走了，陈老师当了班主任。
陈老师来了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换了全部班干部，说是为了避免学生当中搞小团体。她还愤愤不平地说，原本她应该去学习水平和智力水平在全市拔尖的一班去当班主任的，都是我们这些孩子家长瞎闹，结果把她分到三班来了，白白让那只猴，这是陈老师对侯老师的官方称谓，一只猴。
第二节课，是数学，陈老师的课。我能隐约感觉到大事不妙，但毫无办法。开头，陈老师用十五分钟分析班内形势，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我，但她说有一小团乌云持续不断地笼罩在幸福安详的全班同学上空，班里所有人都看我，我只能装看不见，自顾自装傻。然后她提醒大家牢记少先队员的光荣使命，要旗帜鲜明的和坏人坏事作斗争什么的。我当时想，她会不会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应该会吧？然后听见老师说，不能！绝不能！坚决不能！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接下来是收作业时间，在上课过程中收作业，我还是头一次遇到。陈老师大喊着，没交作业的，全都给我站起来，我只能起来。陈老师在冷笑，脸上带着我闻到恶臭的表情，“为什么不写作业？”我心想你还问我，我昨天在办公室站一天，晚上回家又忙着挨打，趴了一宵好容易才能上学，鬼知道留了什么作业。“说啊！”我吓了一跳，“我，我写了，没带。”
儿童的谎言和成人不同，大多是应激性的。他们没有能力去构想一个草蛇灰线、伏笔千里的故事，一切只为解决眼前的难题，躲过一秒是一秒，所以很容易被大人揭穿。虽然大人可以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但并不会妨碍他们迅速形成下一个谎言。
“你真写了？”“我写了，就是没带。”“行，你回家拿去吧。”我拎起书包往外走，“你拿书包干嘛？”“我其他课作业也没带，要不装不下。”我连头都没回。
出校门的时候，看门的大爷一边给我开门，一边说：“行啊，小子。你算出息了，昨儿还闹一天哪，今儿倒好，两节课就回家了。”我没说话，迈步出了校门。
第六章
从护城河的小桥上溜达过去后想起来，春天还在分校开开心心的上三年级时候，这里有件大事发生。那天中午桥上趴满了附近学校的孩子，桥下的河水里扔着一个骷髅，岸边草丛的石头后面扔着两只被砍断的手。有人说，下面那个骷髅可以当球踢，于是立刻有人想去试一下，不过这个念头很快被腥臭的河水打消了。大概是他同学在后面喊，“你要是把书包掉臭河里，你妈得打断你腿！”踢不了球，大家就都爬到大石头上面去看后面的手，争论着那到底是两只手还是一只手一条腿，没有人觉得害怕，因为那些娇气的女孩子也爬到石头上面，指着下面看呀看呀地叫着。每个人都很开心，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在平静的小城里不多见的大事。下午上课的预备铃响了，大家又把这些立刻抛在脑后，各自背着书包向学校狂奔。
下午放学，桥上依旧挤满了学生，不过很多是附近一中、二中的大孩子了。我们挤不到前面去，但是听说石头后面的手已经没了，骷髅依然在桥下。两面的河岸、附近的树上、破木桥上以各种姿势和形态攀爬着近百名大小学童，不分学校、年级的大声笑着、叫着。有人说这些都是野狗从附近卫生学校里叼来的的标本，也有人说这是被野狗从附近坟地刨出来的。只要有人说出自己的想法，立刻会受到大声的附和或反驳，进而导致故事的版本越来越多。人群热闹的叽叽喳喳，呈现出一片远比六一节更欢乐的场面。
天快黑的时候，一中的一个女老师回家路过这里，被吓得把饭盒都扔了，站在桥上哭据说还把裤子尿了。这下所有人都突然开始害怕，继而一哄而散。警察来了，下水捞走了骷髅，还到各学校找在场的孩子谈话，不过没找我，然后据说破获了本城历史上超级有名的特大杀人碎尸案。
我想穿过一中的试验田，翻墙爬进一中找个地方把作业写了。一中是重点中学，按大人的描述这个学校里的孩子基本都是圣洁的天使，将来会有远大前程，注定是共和国的栋梁之材。离得不远的二中就没这待遇，因为它只是普通中学而不是重点，在二中上学的孩子将来长大了除了杀人放火那是没有别的出路的，这我从小就知道。作业嘛，虽然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但要是把整课后面的习题都做了，就算是陈老师应该也说不出什么来了。
可惜本来很有把握的想法，被圣洁中学试验田里不太圣洁的两条看门狗无情的破坏了，它们狂吠着追我，我只能以比钻进去更快的速度从铁丝网下面钻出来。“我特么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来偷萝卜！”这是圣洁菜地看护者大喊着的声音。进不了一中，又不敢去二中，更不能趴在河岸边马路上写作业，想来想去只好转回我家附近的小区想办法。
在10号楼2门的门洞里，我把数学书、作业本、习题集、铅笔盒乱七八糟的摊了一地，一边热火朝天地写作业，一边想象着陈老师看到我把所有题都做了以后的目瞪口呆的样子。“对，我不能写错，要不她肯定又有得说了。”我给自己打着气。
小区里的楼都是按单位住的，我家住5号楼，比如说我要是不那么聪明地跑到1、2、3、4、6、7号楼去补作业的话，那肯定就是分分钟被抓住的下场。“这不是那谁家的大小子嘛？我可是看着你长大的。”那些楼里的大人们人人都会说这么一句。10号楼的外墙上标着石油，应该住的都是挖石油的人。我在书上看到过，石油都是在特偏的地方挖出来的，比如伊拉克、比如大庆、比如克拉玛依，我可没听爹妈说过他们认识什么从伊拉克、大庆和克拉玛依来的人。
虽说安全有了保障，暂时没有了被拎回家再揍一顿的风险，但是这楼里进进出出的老头儿老太太还是很烦人。“这谁家孩子啊，怎么在这儿写作业啊？”“你瞧瞧你这摊的一地的。让人怎么下脚啊？赶紧挪一边儿写去！我这自行车儿都出不去了！”我不理他们，慢慢的把东西收拾起来，挪到门洞的窗台上去写。结果，这反而更增加了他们的兴趣，闲得没事的人们甚至站到我身后开始评头论足。“行啊，这小子算得够麻利的啊。嗨，我说，你这不是笨学生啊，怎么还跑这儿来补作业啊？”“这还能是好学生怎么滴？谁家好学生大白天不上学，挨这儿补作业玩儿？”连楼门口儿下棋的人都凑过来了。
“这孩子不是咱们楼的吧？”“面生，好像没见过。”“这要是我们家孩子，要敢不写作业咳，我屎都给他揍出来！”我不理他们，抓紧写完了，开始把东西往书包里塞。“呦，这么多人围这儿看什么呢？”一个老太太的声音，我回过头看见一个老太太领着个小女孩从楼上下来。“这不知道哪家的孩子在咱们楼这门口补作业呢。”“咳，你们一帮大老爷们没事围着看人家孩子干吗？”“哈哈哈，我们这不是今儿调休嘛，没事儿，闲着也是闲着。哈哈哈哈。”
背起书包往外走，老太太领着女孩走在前面，然后我看到那个小姑娘回头向我笑了一下。这笑容像一根针。我愣在那儿，突然想起那个中午，爸爸拉着我的手在街上慢慢走的情景。
我泄了气，不再去想要赶回学校，气陈老师的事情。在楼群中游荡了一会儿，随着放学回家的人流回家吃饭。一点钟，又到了上学的时间，我磨磨蹭蹭地出了门。在路边的草丛里抓只蚂蚱，拿树枝捅捅蚂蚁窝，从柳树上折下枝条当鞭子抽，很快上学的人流就只剩下我还在街上晃悠。“学校真不是个让人开心的地方啊。”我自己嘀咕着，在新城南街路口，该向左拐向学校的时候，向右走去。
第七章
穿过熙熙攘攘的农贸市场，我拐进了中山街。这是一个小城，在我的理解里，界限大致就是东关西门北关南关，北苑在西门的西边，不知道是谁起的地名。每一个小城的孩子大都遵循着相同的教诲，到了东关大桥就不能再往前走，因为再走就该丢了。北关外面是传染病医院，那要过去肯定是必得传染病的。同理，南关北苑也是一样。在大人们的描述中，除了家和学校以外，其他的世界空余都被拍花子的坏人充斥。谁谁谁家的孩子因为不听大人的话，跑到哪儿哪儿哪儿去玩，结果被拍花子的拍走，带到哪个世界的角落去捡垃圾或者放羊，注定度过悲惨的一生，这些故事隔几天就要念叨一次。我一直很奇怪，都知道被带到哪儿去放羊了，不是很容易找回来吗？为什么不去把他救出来呢？当然，我一如既往还是不敢问，因为把大人问住，那惯例是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沈海雷上次当着他爸爸同事的面问，这个姓黄的叔叔是不是他爸爸平时说的黄鼠狼，结果就是一路被踹回家的。
中山街是个格外神秘的地方，这儿有法院。法院啊，我大体知道这是打官司的地方，就相当于万恶旧社会的衙门，因为看完《施公案》曾认真地跑来观察门口有没有堂鼓和衙役，结果大失所望。没有堂鼓，那打官司的人要跪在门口大声喊冤枉岂不是很辛苦？法院那么大，后面的青天大老爷有可能根本听不见啊！没有衙役，那大老爷判决拖出去重达四十大板，又要怎么才能实现呢？没意思，不好玩。
学校的很多活动，是要从中山街发起的，比如宣传五讲四美三热爱、植树造林、爱国卫生运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的时候。国家有什么大事，那注定是要由小学生喊给大人知道的。我们和周围学校的孩子都要在这里集合，举着花花绿绿的旗帜，跟着老师大声喊口号，腿儿着走完全城。大家身着队服，互相打量着不同的队伍，谈到其他学校的时候，一定要用尽量鄙夷的口气，比如四元汀小学的旗子没我们的大、司空小学的横幅没我们的举得高、北苑学校的口号喊得像狗叫。折腾一天，等老师被太阳晒蔫儿后各自回家。
今天这条街上也是格外的热闹，街道两边全贴着大幅判决布告，用街边老头儿的话来说，就是全市的坏人都被一勺儿烩了。每张布告的前面都挤满了城里的闲人，大家一边念一边兴高采烈地评头论足。我精神一振，这就相当于贴了一街的故事会啊，开始兴奋地在人群里钻进钻出。每张布告下面都有刘云峰的毛笔签名以及巨大的红勾，我觉得法院一定搞错了，这上面写的都是坏人和坏事，抢了过路人帽子犯下反革命寻衅滋事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绝对不能给他打勾啊！打勾的意思不就是他做得对吗？应当打个巨大的叉号才对啊？
我试着向旁边的大人表达出自己的观点，于是遭到了一阵无情的讪笑。“知道为什么打这勾吗？打勾的都是死刑，立刻枪毙！直接，东关外面的大沙坑，按那儿就是一枪。”旁边有人立刻跟了一句：“是吗？这么邪乎啊？瞎掰呢吧？”“什么瞎掰，我那时亲眼得见，看得真儿真儿的！”“真的啊？说说、说说！”“就上礼拜天，好几辆东风140，不对，不是几辆，得十几辆，那车头驾着机关枪，一车一车的拉过去的，那车上都装满了。那警察咳，俩人架一个俩人架一个，都喷气式在那撅着。你们知道那枪毙人的警察打哪儿出来？”看看围观的人都摇头，讲话的人更得意了。“人家不在那卡车上面，单独跟一212里猫着。这俩警察把犯人按好了，拎着盒子炮就从车里出来，你说这秋时天唉，人家带一大皮帽子、大口罩、大墨镜，到哪儿当就是一枪，锛儿都不打，然后边上的警察还踹一脚，这要是没死透，跟着当再补一枪。知道吗？这要是再补一枪，那家属还得多掏五毛钱。”“怎么着，多挨一枪，家属还得多掏钱？”“可不嘛，嗨！敢情了，国家的子弹不花钱啊？那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枪五毛两枪那必须一块。这都是明码标价，国家不能坑你。从早晨到下午，溜儿溜儿崩了一天，这要不要钱，公安局得亏多少钱？”“整崩了一天啊？这得崩了多少啊？还不得二三十？”“二三十？您睁眼看看，这街上有多少布告，数去吧，没一百也得八十。”“嗨呀，早知道我也看去了。”“早知道？早知道尿炕就睡筛子了，上午十点开始，东关大沙坑那儿早上六点人就乌泱乌泱得了，只要不是我们正好那天在那儿架线，在电线杆子上看的，根本看不了这么真着。”“嚯，您这运气可真好！”“可不嘛.....”
我想起来上次少先队活动就是去的东关大沙坑野炊，大家走了2个小时，终于找到大沙坑，发现砍柴的刀带了好几把却没人带锅。陈老师、侯老师和二班的景老师、四班的吴老师吵成一锅粥，因为谁也说不清到底是哪班的学生把旁边大队果园里的果树给砍了当柴火拖回来了。后来，有老师去附近村子借来一口大锅，灌上井水，用两个没碎的鸡蛋给二百多学生做了一大锅鸡蛋汤，喝完宣布野炊圆满成功，学生们各自回家。野炊的地方也能枪毙人，这感觉有点无法形容，我钻出人群，去找另外的故事。
法院门口的宣传栏里没有布告，贴的是不知道哪天的晚报，我试着把碎裂的部分拼起来，看完了孙晓钢的漫画《只记得藏钱的地方非常保险》。然后，在宣传栏的另一边，我看到了这样一篇报道《北京站派出所热情收留走失儿童》，文章大意就是北京站派出所那儿有很多丢失的孩子，派出所的警察伟大崇高又热情，去年冬天他们一共收留了30多名走失儿童，还给他们做西红柿鸡蛋面吃云云。老实说，这篇报道写得如此成功，因为我在读的时候已经可以闻到鸡蛋面的香味了。
没有任何犹豫，我决定我得去这家派出所，能在一个所有人都亲切友善的地方天天吃西红柿鸡蛋面，书本上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美好明天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