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价值和历史地位，自然不必赘言。里面的本纪和世家部分，记述的都是帝王级别的事迹，对于普通人来说，可能难有参考价值。列传部分，多为个人事迹，虽大多本就是权贵家族之人，但也有普通出身奋斗而封侯留名者，是值得后人借鉴学习的。
列传部分第一篇，是《伯夷列传》，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
话说有一个小国家，国君叫孤竹君，他有两个儿子，他想把位置传给叔齐。孤竹君死后，叔齐把君位让给伯夷，伯夷说先君的命令是传给叔齐，不能违抗。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当国君，也跑了。国人立另一个儿子为国君。
兄弟两个听说西伯姬昌善养老人，于是就去投靠。到的时候恰巧姬昌死了，他的儿子周武王奉立父亲的木像，要东出攻打殷纣王。
叔齐兄弟两人看不下去，认为周武王这行为是不孝不仁之事，拉着周武王的马缰绳说：“你爹死了你不办葬礼，而是带兵打仗，这称得上孝吗？你以下犯上，要去弑杀自己的国君，这是仁的行为吗？”
周武王左右之人听这话，气得想当场杀掉这两个二愣子，姜太公认为他们是“义人”，救了他们一命。周武王取得天下之后，他们认为周武王不仁不义，不愿意吃周朝土地产出的粮食。两人隐居于首阳山，采薇而食，而后饿死。
相比其他篇章而言，这篇列传很短，主体故事就简单的几十个字，不像其他列传那种有很强的故事性。那么司马公为什么写这个故事，并且放在列传的第一篇呢？因为他要用这个故事，引出下面一个问题。
都说天道无常，多向善人，对行善之人有好的报答。叔齐伯夷，可谓至善之人，但结局却是饿死，盗跖纠集数千人横行天下，杀人越货，却富贵寿终。天道真的是向善的吗？司马迁他老人家很迷惑。
对于这一点，迷惑的不仅仅是司马迁他老人家，我们很多人对这一点都很有体会。从一个单位里面说，在单位里面老老实实一辈子像老黄牛一样的人，最终大概率是走不上领导岗位的，就那么默默的在一个单位里奉献了一辈子。这个单位的所有好处基本上和他无缘。只有那些一进来就不怎么讲规矩的人，懂得迎合奉承领导，偷奸耍滑，有问题的时候躲着，有好处了想方设法拿到手里，几年下来，积累了人脉和经济，甚至在利益上和单位领导捆绑在一起，提拔的往往是这些人，这些人走上领导岗位，有了权力之后，攫取大量利益，享尽荣华富贵。
面对这个迷惑，怎么办？其实这正是司马迁写这篇列传的目的，也是放在第一位置的立意所在。既然天道如此不如人意，那怎么办？
司马迁的答案是孔子的原话——“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虽然天道无常，人与人之间差别很大，不一定善得善报、恶得恶报，也要坚持自己的志向。就如孔子所言，如果富贵是可以求取的，就是做一个马夫也可以，如果不可求，我还是坚持我心中的爱好。
这其实就是一个心态问题，特别是在官场上更是如此。职场中的人，并不都是啄啄于权力毫无底线的人，也有很多坚持理想，确实是有信仰有信念为人民服务的人，这样的人很少，他们默默坚守在岗位上，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并且做到极致。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傻人做傻事，家人不理解，朋友不理解，固守清贫，无怨无悔。“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调。”只有到危急关头，才能显现出这些人人格的伟大和坚贞。要不是心态平和，理想坚定，怎么可能做到。
这些人当中，大多都是清贫一生，死的时候寂寂无闻。但也有一些幸运的，最后能够留名于世，比如张富清老人，如果不是清查退伍老兵情况，他的那些功绩，他深藏功与名在普通岗位上工作一辈子的事迹，便会如同青烟一般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无人耳闻。
修行洁己，能够留名于世，是幸运的。若要如此，不得不有所依托。伯夷叔齐之所以能够彰显于世，是因为得到了孔子的赞扬。孔子最喜欢的学生，最好学的颜回，也是最清贫最没有名气的，如果不是孔子的学生，没有得到孔子的赞许，就算他再好学，品格如何好，最终的结果也只不过是默默的死去，不会留名于世。
身死名不显，这其实才是常态。历史至今，有很多修身洁己的人，他们的思想和人格，是超过常人的，但是最终结果，还是和众人一样，默默无闻而死。这其实是一件悲痛的事情。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那怎么办？为了能够留名于世，就得有所作为，并且还要有所凭托。这里的凭托，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凭托自己干出的显耀的事迹，另一种就是凭托位高权重的人。
第一种凭托，正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司马迁是一个品格直率忠正的人，因为上书为李陵辩护本要被处于死刑，家里有没有钱赎罪，最终处于宫刑。一般来讲，这就是忍辱偷生了。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做，在《报任安书》和此篇列传中表达的很明白。“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人生一世，砥砺修行，如果死的时候没有留名于世，是件大悲痛的事情。司马迁忍辱活着，就是为了完成《史记》，通过《史记》，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能够青史留名。
司马迁做到了，他自认为是比肩孔子的人，周公沒后500年有了孔子，孔子沒后500年有他司马迁。
古往今来，多少人为功名竞折腰。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一生没有白白渡过，要做点事，体现出自己人生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能够封侯留名于史。
第二种凭托，就是要凭托位高权重的人。其实，这是第一种凭托的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凭托，第一种大多也会落空。
我们都知道，在官场中，要有前途，就得有背景，就得有依附。否则，就算本事再强，大概率一生也只能是个科员。
而那些出身官宦世家的人，他们天生就具备第二种依托，如果个人能力素质再强点，也就是第一种凭托到位，此人必然混得不差，如果自己能力不行，也很难混得有起色。
邓艾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灭掉蜀国。他家祖上是辉煌的，东汉开国功臣之后，但是他家这支，到他的时候已经落魄了，他父亲死的早，家里极为贫穷，不过他母亲没有放弃他的教育。
由于读过书，长大后在政府谋得了一份差事，40多岁了，才混得一个管理屯田的小官。身处三国乱世，那个时代，战争是主旋律，有志向的人都想通过战争建功立业，封侯爵赏，留名于史。
邓艾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经常独自考察山川地形，在高处研究各种地形如何排兵布阵。同事都笑话他这种行为，他并不以为意，继续研究他的军事。
终于，命运给了他一次机会，到中央汇报工作，当时负责听汇报的是司马懿。通过这次接触，司马懿发现邓艾是个大才，就把他留下做幕僚。之后在军事方面委以重任。邓艾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平台，最终建立了不世功勋，留名于史。
那些曾经嘲笑他的同事，都成为了过眼云烟。
邓艾虽然处于低位，但一直在修炼那个时代的核心技能——战争能力，这其实就是第一种凭托，个人能力素质的凭托。后来机缘巧合得到司马懿的赏识，建功立业留名于史，是第二种凭托。
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在职场之中，无论处在何等境地，都要修炼至少一项核心能力，久久为功，精益求精。其次是要懂得依附。
说到依附，很多人观念里面就是负面的形象。特别是看无知文人写的酸臭文章多的人，总以为依附就是献媚，就是小人行径。
其实不然，依附，无好无坏，其实是职场（特别是体制内）人事的核心。
体制内也好，还是任何公司和单位，关于人事方面，都制定了很多严密的规定，任何组织，都力求自己的人事任用是公平公正的，什么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这些规矩和领导讲话，都很漂亮。
但是，这些规矩由谁来执行？
执行的是人，当加入“人”这个因素后，任何简单的事情，都会变得复杂，因为人心是世间最复杂的，加入人心这个变量之后，任何事物，都会失去他本来的面目。
无论任何规矩，都是人制定的，执行的，也都是人。执行的人，考虑问题的时候，排在第一顺位的绝对是他个人的利益。
放在人事升迁，决定的人对被决定的人，考虑的第一要素，仍然是被决定的人升迁之后对决定者的利益影响。
这就决定了，被决定者必须依附于决定者。当然，依附的方式有很多种。家庭背景深厚的人，天生就有依附，一个家族的兴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传承者的能力和到达的高度。大的家族之间，互相扶持至少一个家族中有一个人达到一定的高度，也是互相依附，利益均沾。
因此，对于职场上的人，个人能力是第一位的，除此之外，必须要有靠山和背景，家庭出身一般，可以在职场中适当的“跟”一些人，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顺利的往更高的平台走，这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人生抱负。
此篇列传最后，司马迁如是说——“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後世哉？”
这也许，就是《史记》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