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圩瘦了。
那个可以一口气吃三个蛋挞两个汉堡一瓶汽水加很多串烤肉还盯着锅里米饭的苏圩瘦了。
星期天的一个早晨醒来，苏圩发现自己瘦了，终于有了一直期待的轻盈体感。
瘦了以后能量有些许供应不足。她想了很久，才掷出一句相对公允的话：我瘦成了一张纸。
声音比平时弱了不止一个度。断断续续，零零散散地，凑不成一句完整的话。苏圩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张嘴。
没有感到一丝恐惧，而且苏圩打心底承认瘦成一张纸是快乐的。纸可以写下承诺，白纸黑字比话语更有力度，苏圩一直相信这种单薄的力量。
她发现除了身材变成二维以外，周围的一切都变瘦了。
苏圩盯着街角的一对小情侣，看着男生的嘴一张一合了好几次。撇起的嘴被平分到很多纸片上，少了肌肉的堆叠，清汤挂面般地简单。女生眼前站着的那张纸片，挂着一道看似没有什么变化的嘴唇线。而女生的嘴角弧线夹角快要接近90°，苏圩猜测这是快乐的角度。有好几个字嗡嗡地在苏圩的窗台擦过，隐隐约约地呢喃着着“我”、”不”、“你”。
苏圩对这种没有肌肉支撑的快乐有着一套自己的判断体系。
上扬的弧线如果是左右对称的，那很大几率是在笑。笑的幅度接近于平角，那有百分之60的几率是苦笑，如果稍纵即逝，也很可能是苦笑。如果左右上扬的角度不一样，而且角度很夸张，那可能是这个人太快乐，经常张嘴哈哈把嘴给笑歪了。
但是，苏圩没有见过那么快乐的成年人。
苏圩幻想着自己听到的那些字最终会飘到哪里，在哪一秒炸裂。两条唇线吐出来的句子保质期不长，应该到不了天涯海角。“不”字可能最远就飘到旁边的写字楼的会议室里去，赶在一个下属简短的“好”字前面炸裂。
苏圩想着一张纸片是打不过另外一张纸片的，而且一张纸片大概也是没有自我的。没有自我的纸片是不会赋予自身哪怕一分钱的意义。
“我”字或许会飘到审讯室。趁着嫌疑人说出“不是”后，借着空气的压力爆破，下一场小小的烟花。两个“我”字叠加在一起，说出来的话听上去应该更加有说服一点。
音调不一样，轻重不一样，但是应该没人可以识别出来。变成纸片以后，听力也跟着变差，能费力听清楚语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没几天，市中心顺势出现了一种语句罐头邮局。薄薄的保鲜膜围成了好几个大圈，酒后区、求婚区、新闻发言人区、名人经典区与普通区混乱而有序地挤在一起。有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在邮局里面寻找自己丢失的语句，也有人竭力争取着回收自己吐出口就后悔的语句。熙熙攘攘一片，话多的直接被自己新产生的泡泡淹没了。
沿着语句罐头邮局这一个产业链衍生出一个新的职业---语句修复工。员工都是三四年级刚刚掌握语法结构的小孩子，他们凭借着仅有的识字能力，为顾客进行语句重排或者净化。
产业链的下游是语句处理中心，简称垃圾场。中国区最大的语句垃圾场专门为“的”字设立，其中大部分“的”字作为形容词被收集回来，混杂在一堆不是形容词的“的”字里，失去了形容词的本性，谁也分不清谁。
只有它们自己知道，它们来自“我的妈妈”、“我的女朋友”、“我的房子”、“我们的家”……
甚至来自某人惊讶时说的“我的妈”。仿佛每个人都有很多个女朋友，很多个妈妈要区分一样。又仿佛道明了一层亲密联系以后，心里会多一分慰藉。世界是混沌的，人是害怕孤独的，所以才需要那么多形容词。
每一次经过“的”垃圾场，苏圩都仿佛在一座香火缭绕的寺庙门前走了一遭。层层叠叠的“的的”声像断了章节的木鱼声。“真这样敲木鱼，木鱼肯定受不了的吧。”话刚说完，刚从口中掉落的“的”字瞬间在胸前劈了个叉。
还有一次苏圩经过另外一个垃圾场，一大片的“哎哎哎”声听得脊背发凉。后来她才知道那一带专门负责处理外国语句，她恰好经过的那个垃圾场叫“I（我）”。
偶尔苏圩感到快乐，便把两条嘴唇线张开哈哈笑了起来，但是声音却像蚂蚁那么小。继而笑声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沿着空气往下传，不久就传来一大片哈哈哈，再到后来，却只剩下哭声了。
每到这里，苏圩都要为自己的听力问题感到困惑不已。
瘦成一张薄纸这件值得快乐的事情，她早就忘了。另一个苏圩却还记得。
后记：之所以写这个，是因为大家都在想着变瘦，物理上的体重变轻，使人快乐的化学物质会不会也跟着变轻？支离破碎的语言在不断得飘着，人们接受的是语言的一部分，表达的也是语言的某一部分，既然是只有一部分，那分量也自然没有那么重要，可以随时来也随时走去。
为了避免道听途说之嫌，只能在各种词语之前挂起各种形容词，以展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争夺到的情感或者物品。因为害怕，岁所以才会有我的妈，我的车子系列具体的联系界定词。好像这样就不会再有孤独生发。众生皆为“I”。
孙悟空在施行分身术时，爱变成了多少份，恨也增长了多少份，不羁滋生了多少份，责任也延伸了多少份，力量增大了多少份，欲望也是如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