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登明：从《北河东去》看传承传统文化的文学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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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河东去》看传承传统文化的文学担当

        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徐登明

      长篇小说《北河东去》，不仅仅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故事，而且是中国人对“做人既要有原则，又要处世圆润”这一传统智慧的肯定与升华，体现出作者在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文学担当。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在其著名文艺批评著作《小说面面观》中提出：“小说可将人物分为扁平和圆形的两种。”一本复杂的小说需要扁形和圆形人物出入其间，方能碰撞出世间百态的个中滋味。圆，是多维、整体、丰满；而扁，是单核、局部、扁平。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这两个新的美学概念的糅合成形，在《北河东去》中自然契合、充分展现，这似与方圆哲学在神形上皆不谋而合，作者益都雨点先生可谓良苦用心。

      究竟谁圆？谁扁？纵观全书核心人物圈，《北河东去》塑造了多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社会人”在矛盾中统一的复杂人性。围绕由范长江带领的徒弟三人陈想、吕东、王方各自仕途轨迹上升、交叉乃至坠落形成的圆形脉络，小说呈现了一个包围的政治生态圈并不断与外界盘根错节。主人公陈想最“圆”，他有忠诚、实力、心法、情商、官商和在坚持原则前提下灵活变通等多元品质，也具备在官场摸爬滚打的那点“凡人心思”。他送出了“天圆地方紫砂壶”；他在纠结第二任妻子人选时选择“有背景”的吕萱；他在“要江山还是要美人”的抉择中选择了江山，一个从石头沟里的“野娃儿”成长为省委副书记，陈想的人物面貌是丰满而真实的，在不完美中得到了多维度的展现。智圆行方是陈想成功的不二法则。陈想的成功遵循了老子之师商容“看似柔但非弱”的主张，与临死不屈不懂变通相比，圆融才是具有滴水穿石之力。古今中外，凡成大事者，大都精通内方外圆之道，懂得灵活变通。《北河东去》中，王方是“扁”的代表人物，无论是其遭遇妻子王玉梅“绿帽子短信”事件和上司欧阳城落马、情人丽莎卷款逃跑等爱情、婚姻、仕途、金钱的多重打击，他“非黑即白”、“泾渭分明”，单一脆弱、敏感、自卑性格，让他在困难中总是节节败退，和陈想形成了极度反差。作家通过这两个人物告诉我们，不能用违背道义、缝迎权势的态度来处事，这样会丧失人格，丧失气节。但一味地硬碰硬，不懂变通，藏不住锋芒，只能受累受苦。

      《北河东去》以虚构人物“陈想”作为实践“做人要内圆外方”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的智者，遵循文学小说创作基本原理，采用线性叙事手法，“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作为一本长篇虚构小说，《北河东去》来源现实生活并提炼典型现象，在新闻宣传阵线中战斗数年的作者，把“无冕之王”洞察官场生态的乱象、表象、假象、真相，恰如其分地重现。在读罢欧阳城余媛媛打麻将、美女最管用、“双规”时吃“回锅肉”、搞定有背景“钉子户”、大闹“文水家乡菜”酒店、摆平拆迁群众上访等典型环境后，我们不禁发觉这些场景“似曾相识”。真实的艺术再现，让故事可信小说可读。

      优秀“草根”青年陈想被南源副省长的儿子夺去了进入省政府工作的名额，是中国社会千百年来讲究“关系”、“背景”、“人脉”的现状。南源大学新闻系才子吕东遵从父亲的意愿，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一头扎进仕途，是中国文人才子“学而优则仕”的写照。陈想被政敌张道华、王蒙元等算计车祸不成又陷害污蔑，看似悬乎却在现实中存在。

      总之，在作者笔下，方是为人处事之根本，圆是宽容应事之“锦囊”，立意于真善美之上，刻画了一个在历经沉浮后仍然恪守追求和操守的陈想，鼓舞在现实裂缝中生长的人们不逃避、不消极、迎头而上的人生态度。不仅如此，小说中多处展现了反腐败斗争的艰难曲折场景，昭示着公正廉洁之下疏而不漏的积极寓意。

      当然，《北河东去》也有值得完善之处，比如，小说中有多处对“天圆地方”进行过分直白的解读，有的时候和内容衔接还显生硬，对旅游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拆迁赔偿、同城发展等多方面社会问题和方针政策稍显简略。

      文学对现实的担任，体现在直面社会，直面人性，直面现实，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艺术价值的追求上。这应该是伟大小说家的文学使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密切，在中华大地快速城市化当中，如何发掘和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小说创作的又一任务。《北河东去》体现了文学的担任和艺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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