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占领汉川，为何不趁机攻取省会武昌

  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的军队先后占领湖北的孝感，汉川等多地，距离省会武昌仅百里之遥。那么他为什么不趁机占领省会城市——武昌？

《明史》记载：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陷承天。张献忠陷蕲州。三月，李自成杀罗汝才，并其众。张献忠陷黄州。四月，大清兵北归，八镇兵皆溃。五月，张献忠陷汉阳，壬戌，陷武昌，沉楚王华奎于江。

  《流寇志》记载：崇祯十六年正月，承天陷。初三，（闯）贼分陷潜江，京山，应城。初五，左良玉屯鹦鹉洲（汉阳）。初八，闯贼遣贺、罗二贼将攻德安府。初十，闯贼陷云梦。十一陷孝感。十三，陷景陵（天门）。贺、罗贼将破德安，驰檄文黄州。十六，左良玉携楚将王世泰等兵俱下蕲水（浠水）。李自成既陷荆襄鄢郢，席卷河南，群盗附之，有众百万，思据有城邑，擅自号矣！

  正月二十六，张献忠夜袭蕲州。二月初六，贺、罗二贼入麻城，回屯德安。三月初四，张献忠乘虚入蕲水。二十三，张献忠攻黄州。五月，闯、献交窥武汉。献忠犯汉阳。~城遂陷。临江欲渡（武昌），壬戌二十，~（武昌）城遂陷。闯贼兵临汉阳，不克，献忠至，先取之。及闻献忠取武昌，闯贼遣人贺之。

根据以上正史和野史的记载，都可以明确知道“崇祯十六年，攻占武昌和汉阳的是张献忠”，而不是李自成。

  关于明末清初湖北历史的大量文献中，有一篇文章——《竹中记》是当时的汉阳人“魏晋封”，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而撰写的。其中记录的史实更加让人信服。

  《竹中记》节选：正月二十一日，予携家避于九真山前之宗庄（武汉市蔡甸区）。二十二日，贼马入山，舅氏李愚公先生被劫，盖即破汉川之游骑也。是日飞沙障天。余意贼且长驱入郡（汉阳城）耳，是夜火光亘数十里，贼忽逸（逃）去。予仍返故庐，迟数日而居人渐集矣。山河不异，官市恬然。

  由此可见，崇祯十六年正月，李自成的军队是到过汉阳城郊区的。那为什么没有趁势攻占汉阳和武昌呢？

  根据武汉，孝感，汉川等地的地方志和其他史料的记载，在李自成攻占以上地区的时候，虽然明朝的正规军非败即逃，可是当地的地主武装却反抗激烈。早在农民军到来之前，许多地方都在当地乡绅世族的组织下建立起强弱不一的武装寨堡。这些寨堡在李自成大军压境时或溃或降，而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寨堡在不同的时机，给农民军的打击也是不容小视。

据《汉阳府志》记载：萧鸣霄，汉川武举，楚抚宋一鹤辟为参军。以功授辰州参将，弗就。家居，有水贼数千夜至汉川，围城数重。鸣霄以数十骑迎贼力战，贼众溃溺。《孝感县志》记载：程式厚，云梦人。癸未春，贼踞邑城，式厚倡议鸠众，立砦于汉阳、云梦之间。据守，屡挫贼锋。此类事迹在相关文献中屡见不鲜，在此无需连篇累帙。《竹中记》中所述“是夜火光亘数十里，贼忽逸去”，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地方志中地主武装偷袭农民军的记载。

  综上所述，崇祯十六年，李自成军势如破竹攻占了大片地区，但是此起彼伏的地方暴动却打乱了他的军事部署，迟滞了他的军事行动。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胜利，他不得不采取武力以外的更多手段和时间去稳定局势。当他在襄阳组建好“六政府”基本稳定了局势，并且安抚好罗汝才和贺一龙的部众之后才发现，武昌和汉阳已经为张献忠所有了。正当他愤怒之时，又传来一个更加重要的情报：明朝加封孙传庭为督师，命令他兵出潼关，收复河南。对于李自成来说，张献忠与孙传庭，孰重孰轻一目了然。张献忠于自己虽然“貌合神离”，却并没有多大威胁。孙传庭则不然，上次“汝州之战”中，自己险些命丧其手。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只能挥师北上，与孙传庭择机决战了。只有彻底消灭孙传庭，才能从根本上解除自己的后顾之忧！

  除此之外，武汉的地理特点也是李自成不得不顾忌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湖北号称“千湖之省”，包括孝感，汉川，武汉在内的江汉平原，水网密布沟壑纵横，习惯骑马射箭的西北农民军在这里经常“寸步难行”。据史料记载：张献忠攻打武昌之前，是采纳了黄州人“召集渔民，训练水军”的建议之后，才进军武汉的。不习水性，没有水军的李自成面对长江天堑只能“望洋兴叹”！

总体来说，崇祯十六年初，李自成不是不想攻占武昌，而是当时的迫切形势让他“心有余而力不足”！稳定楚北局势需要分散兵力;安抚罗汝才、贺一龙的部众需要时间；北上抗击孙传庭更加让他无心南顾了！

参考文献《南明史——钱海岳》《明史》《汉口丛谈》《武昌府志》《汉阳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