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夜叉孙二娘是《水浒传》可有可无的角色

孙二娘绰号母夜叉,是《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中仅有的三位女性角色之一,原先与丈夫菜园子张青在孟州十字坡经营酒店。夜叉是印度传说中的神祇,原指“以鬼为食之神”,足见其凶恶。女性夜叉亦出自印度传说,后被佛教吸收,在佛经中往往以美艳之形象出现,有时扮演考验修道者的角色。



因着这些属性,“夜叉”一词在使用上如涉及女性角色,便产生了形象上的分歧。“母夜叉”作为一个绰号,可以指其形象美貌,也可以指手段凶残,抑或二者兼具。


不过,小说中并没有对孙二娘容貌是否美艳做直接的描写,又或者说,对比于其他在容貌上著名的女性(如潘金莲、阎婆媳、李师师、一丈青等等),孙二娘在角色的外型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设定。这与孙二娘独特的身世有关。


初登场时,孙二娘与丈夫二人专在酒里下药,迷倒旅人,夺其财物,再将其杀害,做成人肉包贩卖。当然,十字坡酒店戏里戏外都恶名昭彰,许多人直接以之为黑店代称,上门之客基本上有去无回。(至于为何这么有名的店,还有那么多人会着了他们的道,这又是另一个奇处了。)



孙二娘的父亲是出了名的绿林大盗,其心狠手辣的性格,倒也算是家学渊源。这卖人肉的黑店,也就算是孙二娘所继承的家业了(据小说情节看,这门生意在孙二娘夫妻手上似乎还颇有发展,甚至开了分店)。


她的丈夫菜园子张青,是她的父亲选中的女婿,性格较为仁厚,与孙二娘形成鲜明对比。《水浒传》凸显现实荒谬之处在这里明显可见,即便是温柔敦厚的张青,依旧跟着妻子在卖人肉、开黑店,显然温厚的性格与行为的良善未必相关。


更进一步说,《水浒传》从来不是一部标举善良风俗的小说,更不用谈有什么教化功能。孙二娘与丈夫的性格差异,并没有终结十字坡酒店的邪恶生意,但张青加入这“家族企业”之后,也确实带了一些改变。


张青曾与孙二娘约定出一些原则,有三等人不可下手:第一是云游僧道,当初花和尚鲁智深到酒店里喝酒,被麻倒之后便是靠着这条规矩才保住性命;第二是风尘女子,这些人用身体赚的辛苦钱,谋不得;第三是流放的囚犯,因这些人里面有许多“好汉”,不可错杀了。


而这三条规矩,正暗暗勾勒《水浒传》建构的价值轮廓。在这草莽故事中,传统的仁义道德并不具有主导地位,象征正义与秩序的官府,是个腐败的万恶渊薮,故事中充满着来自结构的恶意。


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看《水浒传》,便认为梁山好汉们正在对抗着这吃人的体制。山寨口那面写有“替天行道”的大旗,人们口里吶喊着的“劫富济贫”口号,似乎都为啸聚山林的“好汉”们染上几许浪漫色彩。



然而,《水浒传》从来都不是一部伟大的英雄史诗,在浓浓的悲剧气息中,往往更透露出荒谬的色彩。或者,悲剧与闹剧有时惊人的相似,甚至存在着相同的本质。


水浒世界有自己的规矩,这是私家的正义。梁山泊是私家正义的集合体,每个来到梁山的好汉,来自社会不同阶层,都带着各自的价值观。但来到这山上之后,脱落了人间的束缚如林冲、呼延灼等,便也能接号令、打城池;若是本来就杀人放火如李逵、鲁智深等,便是得其所哉,是梁山第一等快活人。这些人在山上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共识──有原则没细则,只有一句模糊的替天行道,这“道”的模样是什么,却是宋江说了算、大哥说了算。


严格来说,《水浒传》中的“道”缺乏了论述基础,人们很难具体说明这个“道”的价值根源为何。大抵来说,便是见那人间有什么不合理的、不公不义的,看了心里不舒服,就靠力量来扭转。


是以,这自始至终是私家的正义,没有点拳头和本事,便无法维系。


回到孟州十字坡酒店,孙二娘跟着大盗父亲学得了一身本事,性格上当然也就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但自从张青加入之后,这家肉包店也开始铺展自己的价值观,行起自己的“道”了。



我特别想点出的是上面杀不得的三等人,其中第二等风尘女子,这一条特别有意思。


从各个角度来说,《水浒传》都是一部极为阳刚、父权的小说,书中对女性的丑化、贬抑、轻贱所在多有。如果是正面形象的角色,基本上都带着男性视角的期待,如女将扈三娘,是个貌美如花的女中豪杰,偏偏整部《水浒传》几乎只提到她的长相而未给予任何台词,形同噤声。扈三娘后来嫁了矮脚虎王英,自然也不是出于本愿,但嫁人之后又死心塌地跟着夫婿,成了模范妻子,这一切描述全然符合父权期待。所以,如果要在性别意识上给《水浒传》打点分数,大概是死当再死当了。


不过,正是在这性别意识特别薄弱的小说中,张青等人对于风尘女子的同情,倒成了特别有意思的观察重点。小说原文说道:“第二是江湖上行院风尘之人,他们是冲州撞府,逢场作戏,搭了多少小心得来的钱物。”


十字坡酒店对风尘女子的同情,并不基于任何性别之立场,纯粹是一种素朴的、有着明确因果关系的正义感。因为这群人符合了某些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弱势者”,身上带的都是辛苦钱,是以不得杀。至于更为底层的穷苦人口,则连上酒店的可能都没有,就不在此列了。


对于风尘女子与罪犯的不杀条款,恰恰展现了水浒价值中的两个层面。其一是对于弱者的同情,且弱者的认定是主观的,并没有从从结构上彻底反省产生的论述作为基础;其二是对于好汉(某种程度上,可以是相对于弱者的强者)的人格审美,这是一份浪漫的英雄惜英雄之情,因着对方是条重情重义、有血有泪的汉子,是以打从心里认可。只要得到“好汉许可”的人,无论是身怀绝技,抑或重情仗义,都够资格上山结拜,坐一头领席位。



而此处所说的,对于弱者主观的认定,正显示出水浒世界里“正义”面对结构问题时的简陋与无力。就女性角色而言,《水浒传》对于风尘女子采取的,基本上都是一种同情乃至肯定的态度。除了十字坡酒店的店规,书中后半部串起宋江与皇帝“赵官家”的重要人物,汴京名伎李师师,更是此一人物之典型。


无论是卖艺的艺伎,抑或卖肉的色伎,在《水浒传》中的地位,也反衬出另一类女性角色的丑化与贬抑。


这类女性角色在书中被描写为“淫之妇”、“荡之妇”,下场都是被梁山好汉“大快人心”的杀害,诸如著名的潘金莲,以及宋江所杀的阎婆媳,都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然而,在水浒世界提供的视角里,我们很难感受到这些女性实际上一直活在结构的缝隙中,苦苦挣扎着。


于是,在《水浒传》的价值体系中,孙二娘可说是一等一的女性角色了。她不是娇弱柔媚的女人,自然不会是败坏伦理道德的淫之妇,但她亦不能是知书达理的良家妇女,否则上不了梁山。是以,孙二娘以近乎风尘女子的形态登场(《水浒》原文写孙二娘出场:“下面系一条鲜红生绢裙,搽一脸胭脂铅粉,敞开胸脯,露出桃红纱主腰,上面一色金纽。”干的是杀人劫财的勾当,但又同时在丈夫面前扮演一个顺从的角色,即便家业继承自父亲,最后仍依了张青所要求的新规矩。


而除了故事前期与武松有过几番谈话,孙二娘同大部分角色一般,在小说后半部几乎是噤声的。当然,这也显示出孙二娘与丈夫张青,充其量只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在后期的剧情发展中可有可无。(张青后来折在乱军之中,草草一笔带过。孙二娘痛哭一场后,不久后也被飞刀杀死)孙二娘真正的表现,大抵在夫妻二人与武松的一段缘份后就结束了。



不过,某种程度上来说,孙二娘与武松之间的情谊,依然是依附在张青与武松的兄弟情之下。与武松谈辈分、论交情,称兄道弟的是菜园子张青,而不是母夜叉孙二娘;说话的是丈夫,妻子只是理所当然的被算在这份交情之内。


孙二娘真正的性格,仅凸显于她与丈夫间的对话中。她可以笑骂张青的老实,可以为武松作未来打算。她重情重义,只可惜在《水浒传》的格局中没办法有太突出的表现。更重要的,孙二娘在水浒中的正面形象,仍旧不脱父权价值框架的审视,即便再精明干练,依旧走不出这层限制。但也许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位特殊的角色,方能让我们找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切入点,看见细节处透露的结构问题。


《水浒传》不完美、亦不进步,他透显的是旧社会里的诸多框架与束缚,有显有隐,显者如英雄末路,这是作者有意的经营;隐者则如女性的噤声、道德的束缚,这则可能是连作者都未曾跨越的限制。我无意藉由任何进步价值,审视旧时代之经典,甚至以之判定其文学成就。但身在新时代的我们,总必须透过一个又一个更新的视野,去检视旧时代的的伤口,以思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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