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昭君，我想记录我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今天是我每日一篇文章的第1112天。
今天分享《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作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享有世界声誉的伟大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
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法国作家让·克莱齐奥，曾经给《四世同堂》的法文版写序《师者，老舍》。他说他自己特别喜欢中国现代小说家的作品，我发现老舍小说中的深度、激情、幽默都是世界性的，超越国界的。
在序言的结尾，克莱齐奥写道，老舍以大师的眼光给我启迪。《四世同堂》的创作始于1944年，老舍先生却在1941年就开始准备。他曾说“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在一处，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
老舍先生从夫人的经历中，想到了一个完整的小说框架，于是在陪都重庆创作了这部小说，小说创作延续了4年，其间抗战胜利，直到1948年老舍先生才在美国完成了这部百万字的长篇巨制。
在如此厚重的文学作品中，老舍先生依旧延续了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小说展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北平人民在敌占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具有明显的“京味儿”“旗味儿”，也能看到老舍先生高度的民族情怀和家国情怀。
单看书名，很多大朋友就会自然地认为，这本书写的是阖家欢乐的温馨场面，或者是老北京四合院里的家长里短。但是，显然不是。《四世同堂》的结局是惨淡的、悲伤的、沉痛的，年过八旬的祁老太爷，失去了儿子、孙子、重孙女，多次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想要苟活的“四世同堂”几乎是家破人亡。更让人联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都被牵连至此，更何况中华大地上那千千万万个无辜的家庭呢。
真正阅读了这些文字，才能体会老舍先生文字背后那种心系人民、心系国家的厚重的文学力量。前面提到了《四世同堂》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抗日战争时期，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无比沉痛的八年。
与《茶馆》的创作方式类似，老舍先生以小写大，将抗战中的生存与命运的这一宏大的主题，进行了微观化的处理。他把写作的重点放在了老北京一个小小的胡同当中，六个小院的各色人物，却折射出了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
小羊圈胡同，仿佛是在说胡同里的人都是被关在羊圈里的，任人宰割的羔羊。而胡同外，却是无数虎视眈眈的恶狼。小羊圈胡同中的人物极具代表性，可以划分成四种涵盖众生的派系。
第一种消极忍让派，简单说就是消极避难的老市民，代表人物就是“四世同堂”的长辈祁老太爷，日本人打进北平的时候，老太爷已经七十四岁了。他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次变革的传统的中国老人，见证了清政府的死亡，中华民国的建立，耻辱的“九·一八事变”等等。
无数的历史经验让祁老太爷固执地认为，北平是天底下最可靠的大城。不管什么大灾大难，三个月后必将过去。
故事的一开始交代了老太爷如何买住宅，如何修整花园，如何巩固“四世同堂”的这一大家子人，即便外敌入侵，老太爷也没什么更大的想法，他只是想安度晚年，他眼中最大的事就是过好自己的八十大寿。然后当身边的人，一个接一个或者消失或死去地离他而去。
祁老太爷也开始觉醒，他不再惧怕死亡，他意识到了不反抗就是死，他对着搜查他家的日本士兵大吼大叫。他还抱着重孙女的尸首，敲开了日本邻居的大门。
祁老太爷的转变，代表了传统与腐朽过后孕育的新生。与老太爷类似的人物，有只求安稳营生的马寡妇，李四爷，剃头匠孙七拉洋车的小崔等等。
第二种是汉奸投降派。专指投机倒把的汉奸走狗，老舍先生在最善良的祁家人中，也安排了一个不知廉耻的汉奸，祁老太爷的二孙子祁瑞丰。十分讽刺的是，祁老太爷最喜欢的恰恰就是这个二孙子。祁瑞丰接受过新式教育，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却夹在两者之间不伦不类，成了一个“中西文化合璧”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为人圆滑，长得也帅气，看起来十分干练。但是却是个绣花枕头。可能是祈家人的过分溺爱，让祁瑞丰变得害怕吃苦，害怕挨饿，更没了骨子里的坚韧气节。日本鬼子占领北平，祈瑞丰在避难和趋附之间，摇摆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直接暴露了本性，投靠了日本人。
纵观全书，这样的汉奸还有3号院的冠晓荷，大赤包，祈瑞丰的胖老婆“胖菊子”，假大空的学者诗人蓝东阳，矛盾的大烟鬼陈野求等等。这些汉奸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在新旧文化的冲击中迷失了自我，经历了短暂的慌张和恐惧之后，明确了新的方向。那就是巴结当权者，以便当官、捞钱。
其实放眼中国历史，这样的投机分子不在少数，但他们的下场不是被主子抛弃，就是被人民消灭。老舍先生用现实的笔触，为所有的自私自利的叛徒，与利己主义者敲响了警钟。
第三种是积极斗争派。是指心系国家、充满能量的青年才俊。代表人物是祁老太爷的三孙子祈瑞全，日本人刚刚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时候，祈瑞全就非常有先见地说出了日本人想要占领全中国的野心，他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之中，也因此最终拯救了祈家。
另外，钱先生的次子，与日本人同归于尽的汽车司机钱仲石也是这类人物。老舍先生在描写这类青年才俊的时候，毫不吝啬地运用赞美的词汇，因为他们都是冲出小羊圈胡同的，敢于反抗的“羊”，从那时起他们便不再是“羊”，而是保家卫国的“枪。
祈瑞全的形象象征着无数抗战时期，勇敢的，背负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战士。这些心系国家的年轻人，就是中华民族那不屈的脊梁。老舍先生在塑造这一类人物的时候，就寄托了自己对于未来的无限希望。
第四种是维持时局派。也是全书最特殊、最复杂的一群人，他们同样热爱国家，却被家庭束缚住了脚步。代表人物就是“四世同堂”的主心骨，祁老太爷的长孙祈瑞宣，祈瑞宣和二弟祈瑞丰是一对“镜像人物”，所谓“龙生九子，各不相同”，两人虽然受到过相同的西式教育，也在同样的传统家庭环境中长大，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精神面貌。
老大瑞宣和老三瑞全一样，拥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听到国歌便肃然起敬，看到国旗便感到兴奋，是个有武器就会马上去杀敌的新式青年，他渴望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但却无法离开，因为他要为老人尽孝，为家人尽责，为孩子们换来食物，为整个家带来希望。
祁瑞宣最大的重任就是维持“四世同堂”的这个家。如果他离开了，整个家就会土崩瓦解，毁于战火。瑞宣纠结于个人、家庭与民族的三重矛盾，他羞耻于自己的言行，但也坚守原则，宁可饿死，也不给日本人卖命。
老舍先生字里行间都称赞着祈瑞宣的才华，但也不让他不断地谴责自己，批评自己的懦弱与纠结，将这种活着称之为“苟活”与“偷生”。祈瑞宣代表的就是国家危亡时，身不由己却心存良知的人们。老舍先生将每一个人物的生活、成长与情感，描写得看似支离破碎，却又从微观扩散到宏观，从小家上升到国家，交织出了抗战时期中国人那最真实的一面。
除了用小人物体现民族的命运，老舍先生对于时代背景也做了巧妙的处理，那就是不直接描述战争，却让每一次战争鲜明地推动故事的发展。
比如，当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祈家人都处于担忧和不知所措时，老三瑞全却说，日本人要卢沟桥上的狮子，笑话，他们要北平，要天津，要华北，要整个的中国。
书中没有“卢沟桥事变”的具体描写，只是在全章的开头写道，天很热，而全国人的心都凉了，北平陷落。一句简单的话，就写出了当时形势的严峻，此后又描写了民众，准备白布，咒骂日本人，讨论战况的侧面描写，反应战事的进程，可谓是由小而大，见微知著。
另外，老舍先生把全书明确清晰地分成了“惶恐”“偷生”和“饥荒”三个部分，其实也是描写了抗日战争的三个不同时间点，反应了战争进程的三个阶段。
“惶恐”对应的是第一阶段，“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沦为敌占区，家家户户必须挂上日本国旗，学生们必须成群结队地接受投降，亡国的气氛逐渐蔓延，日本人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心系国家的人都无比地痛心与惶恐，而汉奸走狗却投机钻营，准备投靠日本人。
“偷生”对应的是台儿庄大捷，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却拒不投降。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破灭，就强迫北平人民使用日本收音机，并且封锁战事消息。可即便如此，有志之士依然时刻关注着战争的走向，决不屈服。
汉奸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而不与奸佞，外敌同流合污的中国人，却屈辱地偷生。很讽刺的是，一直在社会底层“偷生”的拉洋车的小崔，从没做过一件抗日的事儿，却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当成了替罪羊游街砍头。
小崔临死前一直后悔的就是没能参加抗日，死得太窝囊。而全书中同样“偷生”的孙七、小文夫妇、李四爷，下场是一个比一个惨，是因为作家要写那个时候的苦难吗？
不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传达了一种“有国才有家”的思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国门被攻破，每一个小家的普通人都可能会被送上刑场。所以爱国就是爱家，两者密不可分。
“饥荒”对应的就是战争最后，日本补给资源吃紧，加重了对北平百姓的掠夺。商人成了首先被剥夺的受害者，然后层层递进。到了普通的百姓，口粮被收缴，老人和儿童生命垂危。汉奸们一个接一个地自食恶果，成了日本人的牺牲品。
这三个阶段主要展现了国人在战争中的生存面貌，是顺从还是敢于反抗，取决于民族的社会心态。
老舍先生将“战争中的人”放在了核心的位置。从而使《四世同堂》超越了历史的狭隘眼光，凸显了战争对人的摧残。
值得一提的是，《四世同堂》是唯一一部正面描写抗战时期，民众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老舍先生自认为写得最好的一部小说。同样是老舍先生心怀家国的良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