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文化博物馆在抗疫期间，原订展览大多取消了。我的展，被他们定位为“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再来”，可见期待深切，所以一直顶住。
本来近期京都最大的活动是盂兰盆会，现已经因疫情取消了；该馆为配合盂兰盆会而办的展览，开展了二十天，总共才五百人参观，秋气一片。
事实上，入场检测复杂，每次只放六人，亦不能群聚，所以还不能多放。
谁知八月十八日我展览开幕那天就到了近五百人。后来越来越多，防疫官只好改成每次放行十人。馆方也很高兴，说有那么多人平安地来看，龚先生的字也满足了大家的期待，很值得！
（日本《朝日新闻》的报导）
（台湾《168周报》的报导）
我惮隔离，因此并未亲赴东瀛，去跟参观嘉宾交流。但也正好因此保留了一点客观理解的身份与角度，可以入乎其中又身处其外的来冷静思考这一现象。
众所周知，日本之现代化，时程比我们先、强度比我们大。从戊戌变法以来，我们之所谓西化，其实多假手于日本。如学校是照日本学西方而办的大中小学办，歌是翻唱日本学自西方的歌来唱等等，连“国学”都是学日本发扬国粹那样发扬的。
书法也不例外。
网上有些人宣传清末杨守敬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纯是意淫，不知现代书法为何物。须知现代艺术本不干书法什么事，因为西方根本没有“字”的概念，遑论书法！把书法变成现代艺术之一，乃日本的创造。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书家夤缘抽象表现主义盛行之势，与西方现代艺术密切互动，其作品遂成为现代世界艺术的一部分，频繁地被邀请参加国际展览。
这种态势，立刻影响了韩国、台湾，一九八五年以后，更严重影响了大陆。反对传统书法、拆解字型、忽略字义、释放线条，自居前卫。
如此探索、创新，当然不容完全抹煞。但日本的情况其实也足以供吾人反思。
因为，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现代化一直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制衡。与中国现代化是以打倒传统为标志不同，日本现代化，学西方之同时，传统文化（即前面提到的国学、国粹）空前发扬。后来甚至越来越走向文化民族主义，要代表大东亚文化对抗西方。
这种狂热的文化民族主义，战后降温了，但传统文化并未因此污名化，仍然在已经充分现代化的日本社会中起着强固的作用。现代书法在其中，不能成为书坛主流，乃是必然的。
现今我国书法名迹多在日本，日本又几乎每县市都有书法馆，每年书法活动比我们还多，书法研究和社会热情亦均高于我国。我国还有现代迷在担心“书法被纳入中小学课程中，教学生写好汉字，会越学越不懂书法艺术”，日本就绝不会有这类痴话，反而大力提倡写好汉字的书法教育。
典范，当然仍是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这些人。去年东京举办颜真卿特展之盛况，想来大家仍记忆犹新，那不是任何现代书法比得上的。
即使谈现代书法，也不会说井上有一、手岛右卿等是什么现代书法之父，而会上遡于1872年出生的比田井天来。他是发现斜握毛笔写字之“古法”的第一人。是二松学舍攻读汉籍﹑金石文字学出身，又进了仓圆觉寺济阴庵，修练书法与禅宗。这种能将书法结合于学问和文化修为的人，才是日本社会认可的。
我这些年提倡文人书法，即是要将书法跟学问和文化修为结合起来的。在日本获得高度认同，不足为奇。
所谓“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再来”，讲的应该也是这个意思。
王羲之、颜真卿在书法史上，代表汉唐笔法之传承（其谱系被认为是蔡邕传蔡文姬，文姬传钟繇，钟繇传卫夫人，卫夫人传王羲之，王羲之传王献之、郗超、谢拙，王献之传外甥羊欣，羊欣传王僧虔，王僧虔传萧子云、阮研、孔琳之，萧子云传僧智永，智永传虞世南，世南授于欧阳询、褚遂良。欧阳询传陆柬之，柬之传侄彦远，彦远传外甥张旭，张旭传李白、徐浩、颜真卿，颜真卿传柳公权、怀素、邬彤），又影响于宋人苏东坡等，乃书道之正脉。
而这一脉，传承的又不只是技术性的笔法。
其书法，如《兰亭集序》《赤壁赋》《祭侄稿》之类，写的都是自己的文章，书文俱美，文采斐然。
其中，王羲之他们是道教家族，有坦腹东床、雪夜访戴、看竹不问主人、飞鸟授书、柳絮因风等尽显“魏晋风度”的事迹，故其字皆萧散简远，出于形骸之外。
颜真卿是北齐颜之推五代孙，他们经史传家，着《颜氏家训》、注《汉书》、作《匡谬正俗》、编《干禄字书》。故颜字能表现出孟子所说“有诸已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的气象。
东坡学颜真卿的字，也学其人，并不只是现代人以为的“才子”。宋高宗追赠苏轼的《勅文》说得很清楚，他“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博观载籍之传，几海涵而地负；知言自况于孟轲，论事肯卑于陆贽？”
这些都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典型，出尘脱俗，卓然于笔墨町畦之外。从传承笔法那一面看，这是“破法”的。但他们既传法又超越了法，达到了“活法”的境地。
可惜，近世文脉衰微。标榜现代书法的人，瞩目西方，汉字都视为桎梏了，哪还讲这一套？仍写着字的人，又都不肯读书、不擅诗文。一种要脱离雅道，别求俗气、匪气、土气、匠气，遂至丑怪惊人。一种拘泥笔墨，执法不悟，终于僵冻自毙。还有一些，则描字、画字、喷字、刷字，甚至根本不识字，东涂西抹，以取媚于市井。
在这种情况下，“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再来”当然就会成为关心书法未来的人之期待。我能写自己的诗文，经史学术、三教义理，又能融合于书法写作中，刚好也符应了时代之需。
再来，而不是回去，表明了我们这种书法路子不是复古，是古代典范要在现代社会里发生作用。一以示书法之正途，一以药当世之疾病，一以开未来之新局。
例如过去讲文人，多只重视其才情文采。这是极重要的，现在的所谓书家，就缺了这些，不能自作诗文，故只是技工、匠人。但我说文人书法的“文”还不止于此。
你看天子、诸侯、大臣之谥号，最高的都是文。王中最高为周文王，大臣中王安石是文公；褚遂良、颜真卿、欧阳修、苏东坡则都是文忠；黄庭坚是文节；范仲淹、倪元璐、曾国藩是文正；赵孟頫、董其昌是文敏。“文”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字，因此《逸周书．谥法》说“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
文字，在中国不止是交流的工具，还要能体现或达成以上诸义。未来的书法，能有此格局意量吗？
孔子讲正名、社会重名教。中华文化事实上又是以名为教的，名言文字，既有其社会性，亦有其神圣性神秘性。故有造字神话、惜字风俗、文昌信仰、符书禁咒、真文天书、上章科仪等等。书法之源，上接于天；而其开显，乃亦可以“无文不生、无文不成、无文不光、无文不明”，化成人文世界。
这些，在“人天破裂”的十九、二十世纪都已被人淡忘了，未来能由书法重新接上这个大脉络吗？
又，书法所写之字，现在不过是真、草、隶、篆。而其实历来书体凡数十百种，仅《说文解字》 就说秦代有八种书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唐代 韦续，则著有《五十六种书》。这些书体现在大多荒落了，甚是可惜。故近世吴昌硕之开发石鼓文书法、罗振玉之创作甲骨文书法、于右任之确立草书，乃至我之写云篆，都是值得未来赓续发展的。
我们现在办书法展，不应该只是个人技艺之展示，或用以猎名牟利。乃是透过书法实践，让人看到上述这些可能性。秉诸正见，续此正宗，在未来的河流里投下一张网，听淹没的文字再度发声。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