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的2月，春天的气息随着东风卷走了沉闷的冬雨和雾气，将法国东北部那美丽的田野、秀气的小山和古老的葡萄园，全部映衬在明媚的阳光里。这应该是法国人踏青野游的好时节，但是现在的战壕里法国人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对对面的德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好天气。
画家和影视作品喜欢把战场设计在阴暗晦涩的天气背景下，以感染观赏者。
但是实际上军事行动很少选择这种这种糟糕天气，尤其是进攻方选择进攻的时候，一个好的天气可以更好的观测条件，发挥火力优势。
法国人知道现在的天气很适合发动进攻，而且也知道德军正从东线向西线调动，他们在1915年歼灭了近100万俄军，已经几乎打垮俄国，迫使北极熊退回自己欧亚腹地的老巢舔舐自己的伤口，在短时间内不必担忧东线遭到进攻。
法国知道，德军很快就会来，但是具体进攻那个位置，他们无法估计。
20日，星期天，凡尔登，万里无云，主的安息日，一切平安无事。然而到了第二天拂晓，大地开始震颤，1200门大炮开火时让人们分不清哪里是曙光哪里是炮兵阵地烈焰。
在8个小时的火力准备中，德军向凡尔登地区的法国阵地倾泻了近100万发炮弹，法国阵地防御工事被严重破坏，铁丝网和浅显的机枪火力点被夷平，电话通信几乎全部被炮火炸断，通信只能靠传令兵传达命令，而大部分传令兵离开司令部不久后，就杳无音信的消失在弹雨中。
到了这一天傍晚，德军的压制性射击，转为徐进弹幕，27个德国师越出战壕，跟在炮火打出的火力屏障之后，向法国阵地发起进攻。
凡尔登告急的消息传到法国总参谋部时，总司令霞飞刚刚就寝，他的副官拒绝叫醒这位元帅。拿破仑也很讨厌别人打扰他睡觉，他规定“除非来的是坏消息，禁止打扰我。”显然霞飞是比拿破仑更有大牌范的一位统帅，即便来了坏消息他照样高卧隆中。
就这样告急报告在法国司令部里停留了一整夜，直到22日早晨，霞飞才下令增援凡尔登。
但是为时已晚，到了23日晚上，德军推进了5公里，占领三道防线，并且攻克了法兰西的骄傲——象征法国军事和工程最高水平的杜奥蒙要塞，这个要塞也是凡尔登地区马斯河以东的最重要支撑点。
这时候焦头烂额的霞飞决定放弃马斯河以东地区，全力防守西岸。凡尔登地区是法国战线上的一个凸出部，放弃东岸就把凸出部变成了凹陷部，威胁到南部的法国防线，这样就必须放弃整个马斯河以东地区，然后利用河流重新设置防线。
尽管霞飞解释说，这次撤退可以让法军腾出兵力在其他方向发起反击，但是两年来一直战局不利的法国政府听说霞飞又打算放弃一大片法国领土时，已经对他的忍耐达到了极限，断然命令他必须在守住凡尔登和卷铺盖走人之间做出选择。
这时对霞飞是三个选项，撤退——丢官；坚守——被打败，接着不得不撤退；还有坚守——并赢得胜利。为了达到第三个选项，霞飞只有一个人可用，尽管他不喜欢他，这个人就是菲利普·贝当。
利普·贝当1856年出生在法国北部加莱省的一个农民家庭中。
他出生之后不久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再婚后，由于继母对他疏于教育，贝当直到三岁才学会说话。他的外祖父母随后把他接走抚养，贝当在这里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此后贝当曾对旁人表示自己人生中所有的成功都应该归功于自己外祖母的教育。在外祖父母的抚养下，贝当学会了读书写字，并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
受益于拿破仑三世开创的义务教育制度，贝当有幸一直读完小学和中学，在学校中贝当表现突出，拉丁语、英语、历史、地理及神学等各个科目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且体格强壮，性格严肃认真。
向18世纪早期很多法国农民一样，当地人有身披军装，为拿破仑家族作战而感到骄傲，贝当也是在这种环境氛围中成长起来，1871年普法战争的战败，第二帝国垮台、拿破仑家族退位，普鲁士国王威廉五世在曾经象征法国王权的凡尔赛宫镜厅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的皇帝威廉一世，法国也被迫将北部的阿尔萨斯以及洛林割让给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
这一重大的军事失败刺激了时年十四岁的贝当，使他下定决心成为一名士兵为法国报仇。1874年，18岁的贝当进入军队服两年义务兵役，在军队中表现优异，他的长官认为贝当是天生的军人，不应该在回家务农浪费自己的天分，建议他报考军校。
1876年，在舅舅和已经出嫁的大姐的资助下，贝当带着长官的推荐信到巴黎，报考了圣西尔军校，经过激烈的竞争，他终于在一大群报考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了这座著名的军校。
圣西尔军校，是拿破仑在1802年创办的，被拿破仑称为将军的苗圃，但是到了19世纪后期，这座学府已经大不如以往。这所学校有时候被称作是法国的西点军校，但是实际上它和西点军校并不相同。
西点军校是美国用来培养精英阶级子弟的地方，每一个学员都是从上层社会里精挑细选的。
按照这个阶级观点，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才是法国的西点军校和耶鲁的复合体。
精英子弟进入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炮兵、工程或者海军专业，然后以技术军官入役，晋升迅速。
而圣西尔是培养初级步兵军官的地方，圣西尔出身的人，除非是“将门虎子”，门路够野，否则如果不在战场上流点血是没有机会成为将军的。
菲利普·贝当从军校毕业后，被授予最低的少尉军衔。这时候有门路的毕业生要么选择去海外殖民地，这样虽然艰苦，但是有机会立功晋升，并且灰色收入较多。
或者选择国内一个繁荣的省份，安安稳稳舒舒服服的混到退役。
但是贝当由于没有门路，被分配到最艰苦的阿尔卑斯山服役。
此后几十年间，他兢兢业业的军队里工作，到55岁时，他勉强升到上校，指挥一个步兵团。
他自嘲对别人打趣说，他总算在退役前混到上校了，这样退休金以后够花。
58岁那年，他已经为退役后生活做打算了的时候，一战爆发了，这场战争给了他展示自己才能的空间，马恩河战役他的团与德军激战与巴黎北大门，凭借战功晋升为师长。
此后历次战斗中指挥出色，晋升为第三十三军军长。1915年阿尔萨斯攻势中，他的军率先突破德国阵地，成为法军中的传奇人物。
贝当出身步兵，却自学成为一位炮术专家，此外他对土木工程，后勤运输，战地医疗都有独到的见解，熟悉他的人称赞他“精通战场上的每一个细节。”面对一战时的情况，贝当认为最新武器技术的发展已经让法国过去军事指挥理论都已经过时，这是钢铁而不是人肉的时代，指挥官要善于发挥火力和防御工事，进攻时要经过认真的计算和战术设计，步兵和炮兵要进行精密的配合，而不要贸然把士兵们的生命浪费在组织不善的进攻上，要“多用钢铁，少用人命。”但是他的观点并没有收到法军高层的重视，直到1816年，德军在凡尔登的攻势把法军推向背水一战的时刻。
在杜奥蒙要塞失陷的第二天，贝当抵达了凡尔登前线，巡视阵地发现情况是如此的糟糕，防线多处被撕裂，很多坚固堡垒都落入德军手里，而且士气是如此的低落，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大溃逃。
环境似乎也感染了贝当，条件艰苦、劳顿和忧心让60多岁的老头子患上了急性肺炎，不得不摊在担架上视察部队和发号施令。
贝当的第一条命令是极其严酷的，阵地上被画出一条禁止线，如果有士兵擅自撤退越过这条线就会机枪射杀。这条命令是为了防止部队发生大溃逃，但是贝当明白，光靠强硬的命令是打不赢战争的。
他发现法国的前沿防御阵地配置不合理，炮兵组织尤其混乱，这让大量士兵暴露在德国的炮火下。他迅速调整防御阵地的设置方式，并且有效组织起炮火对德国炮兵阵地进行压制。随着法国炮兵的发威和防御方式的改进，法军伤亡迅速降了下来。
然后是解决后勤问题，现代战争弹药消耗巨大，同时援军要及时到位，伤员要及时撤到后方。但凡尔登地区的两条铁路都已经德军炮火瘫痪，德国重炮群会定期向这两条铁路进行覆盖射击，以破坏铁路，阻断交通。
贝当下令停止在为修复铁路支付无用功，改用更加机动灵活的卡车运输，把工程兵集中到一条公路改建上，在暴露在德国炮火的路段，设置掩体，当德军进行炮击时卡车可以进行暂时隐蔽。
这也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采用汽车作为运输工具，贝当在当时很多后勤组织方式后来成为战地运输的革命性创新。
经过贝当的一番后勤改进，巴勒迪克—凡尔登公路一周内组织3900辆卡车，运送人员19万、物资2.5万吨，源源不断地向凡尔登调运部队和物资，并把伤员和损耗过度的部队送回后方——这条道路被前线士兵成为神圣之路。
接着贝当说服法军高层，采取部队轮换制度。每当一个师的部队损耗到一定程度，就撤回换上另一个师，这样不仅维持了士兵的精力和士气，而且由于部队大量老兵们作为基干，补充新兵之后可以迅速恢复部队的作战能力。
这种方式也造成了德国统帅法金汉的误判，他发现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凡尔登部队的番号变换了65个师，误以为自己消耗战的策略成功，法国军力正被凡尔登的绞肉机快速消耗掉。
实际上到了贝当掌军的两个多月里，法军的损耗已经远远小于德国，只有德军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现在不是德国在消耗法军，而是法军在消耗德军。
到了4月末，德国由于大量兵力损耗，攻势逐渐弱了下来。
总司令霞飞下令进行反击，贝当经过几次试探性反击后，认为德军实力依然强大，法军应该固守阵地继续消耗德军，直到自己的步兵和炮兵达到一个明显的优势。
这次对上司的反对导致贝当失去了指挥权，这次失去指挥权是以典型的法国阴谋式方法，由于贝当已经法兰西的英雄人物，而且也没有犯任何指挥失误，直接解除他的指挥权会引起舆论反应，所以贝当当晋升为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官，改由罗贝尔·尼维尔担任凡尔登战地司令，而且霞飞绕过贝当直接对尼维尔下命令。
尼维尔上任之后，立即展开大规模反攻，法军的伤亡数字直线上升，到了6月底贝当所积累的兵力优势已经丧尽，德军重新夺回主动权，法国不得不请求英军在索姆河发动进攻，以牵制德军兵力。
经过这一系列的教训，新任凡尔登司令尼维尔痛定思痛，对炮兵战术和步兵小分队突击战术进行了全新的研究和设计，在10月份重新发起反击，夺回了杜奥蒙要塞和凡尔登的大量土地，而且这次进攻相对于它取得的战果，造成的士兵伤亡小的令人吃惊，凭借这次反击，罗贝尔·尼维尔赢得了声望，被称为“杜奥蒙的胜利者”。
这时候法国上下对总司令霞飞的无能已经感到无法忍耐，就连霞飞的政治后台总理白里安也不得不同意撤换霞飞。
霞飞被授予元帅军衔，然后转为“顾问和战略研究”工作。这时候接任霞飞总司令位置的两个人选一个是尼维尔，另一个是贝当。
尽管后者的声望和职务都高于前者，但是英法统治阶级一致认定，尼维尔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罗贝尔·尼维尔1856年出生于法国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家庭，母亲也出身于英国名门闺秀。1878年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炮兵专业，毕业之后通过关系被分配到殖民地军队，参加过法属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殖民地的战争。
1898 - 1901年参加法国中国远征军，在八国联军进北京的过程中，尼维尔率领法国炮兵部队。一战爆发后，尼维尔在炮兵部队的指挥上一直表现出色，是公认炮兵专家。
由于他有半个英国血统，会使用流利的英语，他的任命也受到英国方面的极大欢迎。
甚至这个新任总司令凭借外形俊朗和一口能言会道的威斯敏斯特腔的英语，也迷倒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劳合·乔治完全赞同了尼维尔对攻击战术的改良，以及协约国军队在1917年的进攻安排，并且命令英国总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全面配合尼维尔，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尼维尔竟然可以直接对黑格发号施令。
取得了协约国几乎全部陆军资源之后，尼维尔雄心万丈的制定了1917年的春季攻势，攻势的核心秘诀就是他在1916年秋季对杜奥蒙等要塞地区的进攻方式的改革，对此包括贝当在内的很多人都表示担忧。
首先在尼维尔去年十月份发动攻势时，正好是德军在凡尔登最虚弱的时候，英国在索姆河的攻势牵制了德军主力，俄军恢复了攻势攻入奥匈，本来中立并偏向同盟国的罗马尼亚突然反水，加入协约国打算夺取奥匈帝国东部地区，德军不得不在捉襟见肘的兵力情况抽调部队去东线和巴尔干挽救奥匈帝国。
此时在凡尔登地区，法军无论数量还是炮火都占有绝对优势。
第二点，凡尔登后期的战线犬牙相互，尼维尔的战术改良是在攻击孤立据点上的取得的，对于连续完整的防线攻击是否同样适用无法得到肯定。
第三点，德军在遭遇一次教训后，很可能采取针对性的战术来克制尼维尔的改良，在一个老练的敌军面前，重复适用相同的战术，本身就是很危险的。
第四点，由于俄国爆发了革命，德军在东线的压力骤减，很可能已经抽调了部队回防西线，协约国的兵力优势并不会如刚开始想象的那么大。
对此，尼维尔都不以为然。在春季攻势中，贝当统领中央集团军群的主要任务是用最尽可能少的兵力，守卫尽可能长的防线，以便为北方集团军群发动的主攻腾出兵力，他们负责和英军联合对德军的防线凸出部进行进攻。
后来的情况证明了，各种担忧是完全有理由的。新任的德军统帅鲁登道夫对防线进行了革命性的设计，这些被称作“纵深防御”的革新后来成为战争中防御工事的标准法则。
英法军队在德国的纵深防御战术下，撞得头破血流，法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伤亡了二十万人。
连续三年的战争，加上最近的惨败，让法军爆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部队哗变，几乎涉及到参加春季攻势的全部的法军部队。
士兵们拒绝服从命令，派去恢复军纪的宪兵部队，被殴打和缴械，一些部队甚至喊出“打到战争”，“我们的敌人在巴黎”这样的口号。
已经被俄国二月革命吓坏了的法国统治阶级不得不罢免尼维尔，受命贝当担任总司令，去想办法恢复军队。
贝当走访部队，和士兵们谈心，发现军队哗变不仅仅是尼维尔愚蠢的春季攻势的结果，而是长期以来各种积累问题总的爆发，其中涉及到法军内部严重的腐败问题。
按照规定士兵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权利得到的一周的休假，但由于战事的吃紧，这种权力可以被带兵军官随意削减，最后变成一种特权，士兵如果想要休假不得通过行贿来获取，而穷苦出身的士兵们没有钱行贿。即便得到假期，由于战争期间交通运输混乱，物价飞涨，大部分的士兵也找不到交通工具，并购买不起旅途中的食宿。
然后士兵们在前线的生活极其艰苦，缺少适当卫生设施，感染各种皮肤病。士兵的伙食费经常被军官贪污，导致士兵营养不良。
贝当惩治了一批不称职和贪腐的军官，重新制定了休假制度，每个士兵每四个月都可以得到一周假期，军队提供卡车接送到火车站，并安排廉价的食宿。
然后宣布尽快改善士兵们在前线的生活情况，此后在贝当领导下，法国在前线建立一大批现代化的战地医院、洗漱设施、野战厨房等。
对于参与哗变的士兵，贝当尽可能的赦免，情节最严重的的情况，也只象征性的惩治几个带头人物。
在一战的四年时间里，法国军事法庭为了维持军纪枪毙一万两千名士兵。而在这场规模最大的哗变里，贝当只判处23人死刑。
这次兵变的处理，为不仅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望，而且让他得到法国士兵和下层民众的好感。
贝当在担任总司令后设立了全新的战术研究中心，系统的研究步兵和炮兵协同战术，贝当认为现在是钢铁的时代，而不是人肉的时代，军事进攻必须有足够大口径火炮，同时他对新出现的坦克也很感兴趣。
反对贝当的人说，如果按照贝当的想法，法国永远制造不出他进攻所需要的武器数量，那么他就永远打不赢这场战争。
贝当反驳这些人说，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拿士兵的生命开玩笑，而且随着美国的参战，法国所需要的各种火炮、坦克会逐渐充足起来。
当贝当担任总司令的时候，英法两国的统治阶层普遍对军队持一种警惕态度，因为已经发生了俄国军队推翻了政府，德国总参谋部凌驾于文职政府之上，而贝当由于受到了普通士兵和民众的爱戴，让英法政治圈感到担忧，认为他有能力实行一种独裁统治。
时任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直言不讳对法国人说，贝当无论出身还是性格都不适合总司令这个位置。
作为一种防御措施，克列孟梭硬是把自己老朋友福熙将军，塞给他作为参谋长。
斐迪南·福煦出身于法国一个官僚世家，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以炮兵军官入役，并加入了当时法军中的精英子弟社团——巴黎炮兵协会。
他大部分生涯都是在军事学院里担任讲学和研究工作，后来他结识了法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乔治·克列孟梭，托庇在他门下——这种庇护制度是法国军队内部的一种潜规则，一个想要上进的高级军官，那么一定要找一个政治上显赫的人物做后台，就如霞飞之于白里安，魏刚之于雷诺，甘末林之于达拉第一样。
一战开战之后，他以军长的身份参战，战场上的表现时好时坏，他是法国军中好几个自认为马恩河战役的救星的人之一——实际上那场战役很大程度上德国自己的误算。
不过福熙还是从这场战役中赢得了一定的名声，成为公众人物。
他的战斗理念是“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战场上最关键的战斗意志而不是武器装备”，这种怪癖的不符合但是发展形势军事理念，导致在索姆河战役时，他让法国的北方集团军群遭受惨重损失，因而丢了指挥权，被贬会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
在科研岗位上他的主要精力在于研究如何建立一个统一整个协约国的军事行动联合司令部的架构，并且结交了很多英国军政要人。
1917年他的朋友克列孟梭在政坛复出，担任总理，重新给他了返回一线的机会。
1918年春天，德国彻底打垮了俄国，并横扫巴尔干，然后给意大利以致命打击，开始把全部力量集中于西线。
鲁登道夫的春季攻势打响后，法国总司令贝当和英国总司令黑格意见向左，贝当认为防御重点是巴黎，而黑格认为必须加强通往英国的港口的北翼。
结果双方军队向不同的方向运动，在战线上开了一个50公里的口子。紧急情况下，英法政府委任福熙组建协约国联军指挥部，统一指挥兵力。福熙采取了偏向英国意见的军事部署，直接导致了德军险些攻克巴黎，幸运的是一批新抵达美军乘坐火车正好在巴黎，堵住了德军的突破口。
战后，法国政府授予贝当、霞飞和福熙以元帅头衔，但是贝当的威望明显高于其他两人，虽然在法国军队中担任福熙的副手，但是他在军队上下的影响力犹在福熙之上。
贝当反对福熙的进攻决胜论，认为一战中连续钢筋混泥土堡垒和重炮群已经证明了一切，作为主要假想敌的德国无论人口和工业能力都高于法国也是在未来无法改变的，所以法国的军事战略应该以防御为主，需要在边境建立防线来保证安全。
尽管是贝当是阵地防御战术的推崇者，并且是战后法军防御战术的制定者，但是他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光靠防御工事，而没有一支可靠的部队就可以高枕无忧。
1930年开始的马奇诺防线并不是贝当的主意，而是以一位政客命名，议会里政治家们自己搞出来的。对这条昂贵的，让法国军队整整六年没有钱更新其他装备的防线并不是贝当想要的，如果是他自己决定，法国的防线应该是更廉价的，类似德国的齐格菲防线那种。
实际上到了30年代，贝当的军事理念已经开始明显的转变，他已经嗅到了军事技术变革的前兆。
他在1934年出任国防部长时，曾经已经对他自己在20年代担任军事委员主席和陆军总监时制定的混凝土加大炮的战争模式感到怀疑。
他已经意识到了依赖固定防线的风险，他提出法国军队必须实行大规模的机械化，“必须有高度机动性的部队用来封闭突破口，或者对突破防线的敌人进行侧翼夹击。”实际上这种防御模式设想，已经非常接近于二战后期苏德战场上德国的防御模式，熟悉机械化时代的新式防御理念。
贝当在1912年还是团长时，认识了戴高乐，成为忘年之交。戴高乐整个军官职业生涯都收到了贝当的庇护，不然这个人缘很差的高个子军官很难升到少校以上军衔，他的大儿子菲利普·戴高乐就是为了纪念贝当而命名的。
在20年代时，戴高乐是贝当的秘书，他的很多军事研究和见解都是在贝当的授意下发表的。1934年在贝当的支持下，戴高乐发表的主张建立装甲兵的一批文章。
历史宣传学家，为了抬高夏尔·戴高乐的功绩，习惯于把他在30年代的经历描写成在一片守旧的老式军队里，孤独的高喊现代化战争即将到来的预言，固执己见的法军高层麻木不仁。实际上当时的国防部长贝当，总参谋长魏刚都是支持法军进行机械化的，不然戴高乐这个当时这个法国一千多个小中校之一的声音是不可能被别人听到的。
但是遗憾的是，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的军费，当时法国财政困难，议会拒绝拨款，议员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有了马奇诺防线还要建立机械化部队。
一个很可笑的说法是，当时的副总理后来打了败仗的总理保罗·雷诺很有慧眼的支持了戴高乐的计划，这个过程的真实原因是，雷诺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但是总参谋长魏刚是他在军队中的“政治伴侣”，由于魏刚支持机械化计划，所以他必须支持自己提拔上来的总参谋长，而整个计划的最关键推手实际上是国防部长贝当。
贝当虽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但是启动了B-1和D-1坦克的研究计划（不得不说，这两种坦克的设计都败笔），并且为1936年之后的法国换装计划制定了纲领。
如果理解贝当军事观念的转变，是否他在20年代犯了一个错误？
有一点是必须要注意的是，决定一个时代的军队建设的关键问题是要适应当时军事技术的发展。
就像随着配备金属镝锋的投掷武器终结战车在古代战场上的统治地位，马镫和冷锻钢铠甲的出现导致了重骑兵战术的崛起，火枪夹长矛的西班牙大方阵淘汰了中世纪所有的战术，拿破仑时代火炮的轻量化导致了当时流行的密集步兵横队变的非常可笑。
在20年代来讲，贝当认为配备了重炮群、机枪、铁丝网、雷区、复杂的交通壕和混凝土地堡的防线是最佳选择，而坦克和飞机改变不了战争面貌。
这一点按照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对。因为当时的坦克的可靠性很差，速度也不快，大批坦克行军时非常容易造成塞车，一战后期英国做过这样的尝试，在一次突击中集中使用几百两坦克，结果还没到战场它们就全部塞在路上了。
用于指挥机械化作战所必须的无线电设备既笨重又昂贵，不可能大规模装备部队。飞机的载弹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可能用轰炸来支援部队的突击，重炮在军事行动中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而到了三十年代，坦克技术已经有了重大发展，机械性能更可靠，新式悬挂系统和高效率的引擎可以让它们跑得更快，无线电系统也更小和更便宜的了，飞机的载弹量上升，让部队可以不用携带重炮，这样大规模机械化突击就变成了现实。
所以说即便贝当的军事理念不是先知先觉，但是至少是与时俱进，这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
德国之所以在20年代就押宝在坦克上，是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学派发展的必然，因为他们以在野战中对敌人有生力量进行大规模歼灭战作为核心考虑。
而按照普鲁士-德意志军事学派的经验，不在一点形成突破，就没办法达成歼灭战。
而没有局部优势就没有突破，不进行运动战就没有局部优势。
运动-突破是德国军事家们需要最核心考虑的问题，而在一战的结果证明，在机枪时代步兵已经不具备突破能力，在远程大炮的时代，步兵的运动能力也跟不上战场的变化，最终的结果就是必须依赖于坦克，并且希望等到他们用的这些新战术时，技术水平的发展能够跟得上他们的需要。
1931年之后，法国陷入经济危机里，社会矛盾激化。极左和极右的势力迅速崛起。
1934年，法国政坛爆发一次重大的丑闻，一名叫斯塔维斯基的犹太裔法国人，在金融危机之后专门从事金融投机和诈骗活动，他用诈骗所得贿赂1200多名政界要人，因而受到包庇。1933年底事斯塔维斯基的庞氏骗局崩盘，他出逃后不久暴卒。由于该案件牵涉包括法国总理肖当在内的上千要人，人们怀疑政府在杀人灭口，极右翼势力趁机号召“向议会进军”。
2月6日起，在巴黎爆发了大规模的街头暴力，几十万人和赶来镇压的警察宪兵进行街头巷战。宪兵和警察对群众用实弹射击，导致110人死亡，约2300人受伤，成为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以来巴黎街头流血最多的战斗。
这次暴力事件之后，法国政坛精英为了平息民怨，特意邀请了法国的平民英雄老元帅贝当加入内阁，充当国防部长，希望用他在一战老兵中的威望震慑极右翼组织，因为这些组织中当年的一战老兵人数众多，并且是组织的中坚力量。
但是仅仅十个月之后，贝当所在的内阁就垮台了。
贝当在十个月的从政生涯中，对法国政治上种种肮脏手段深恶痛疾，决心不再接受类似政客的延揽。
而法国政治精英们见到贝当拒绝接受延揽，反倒心慌起来。因为法国极右翼组织“法兰西行动”、“火十字团”人多势众，但是却缺少一个有名望的领导人，比如规模最大的“火十字”领导人只是一个小上校，他们急需要一个像贝当这样重量级人物来担任领袖。
以贝当在当时法国的号召力，如果他要成为政府总理，在1935年到1940年的任何时候易如反掌。
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这个法国最有名望的人物几乎完全成为一位政治隐居者，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直到1940年法国战败。
在1940年6月的时候，法国已经的形式已经山群水了，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法国的政客们玩出了一套即便不算是最卑鄙也是非常罕见卑鄙的行为。
内阁总理雷诺刚刚在广播里宣布政府会坚守巴黎，经跟着就带着内阁出逃。
他们号召所有法国人拿起武器抵抗侵略，但是却把自己的妻儿财产偷偷运往瑞士。
他们承认战争已经彻底失败，却拒绝去签署停战协议。
当时正在西班牙当大使的贝当，接到法国政府的来信，邀请他参加“新的一届”政府，并担任内阁副总理一职的时候，他这样说，“他们是要让我去收拾残局了。”
西班牙的朋友们都劝告他不要立即回去，“不要让你胜利者的名声和战败联系在一起，让那些打了败仗的人自己去签投降协议。”
贝当也曾经犹豫过，不过来自军队里昔日同僚部下的来信恳求他回国，他们告诉他法国的军事形势已经彻底绝望，而内阁里的政客们没有一个愿意承担战败的责任。
最后贝当对他西班牙的朋友们说，“现在法兰西母亲在召唤他的儿子，我怎么能不回去。”
贝当回国不久，在6月16日，法国总理雷诺宣布辞职，逃往瑞士。总统任命贝当负责组建新一届内阁，贝当在就任的第二天，通过西班牙大使向德国提出停战交涉。
7月10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经过议会的投票后，宣布寿终正寝，议会授权贝当为总统并且全权负责为“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制定宪法，不过后来的维希法国却把“共和”两个字从国名中删掉了。
虽然议会是把重新架构法兰西国家的权力交给了贝当，但是对法律一窍不通，对政治也似懂非懂的八十四岁老头子，显然无法适应这个角色，所以不可避免的真正行驶权力的人物是法国极右翼代表皮埃尔·赖伐尔。
皮埃尔·赖伐尔，1883年出生于法国贫穷的中央山区的一个小店主家庭，没受过太多教育，通过教会学校和自学，成为一名小学教员。
后来去巴黎学习法律，成为一名执业律师。在巴黎成为工会律师，并加入左翼的社会党，曾经为很多工人运动被捕成员做辩护，闯出名声来，后来担任过小城的市长和众议员。
一战后由于政见不和脱离了社会党，以独立的左派人士活动。在哪个法国政府更替不断的年代里，他从一个政治联盟跳到另一个政治联盟，不断的来回“蹭热度”，在一些内阁里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部长职位。
但是在1930年时，他在担任劳工部长时成功推动了一部《社会保险法》，让法国工人拥有了养老保险，从而工人阶级中名声大噪，并在1931年成为内阁总理。
但是好景不长，1931年下半年法国陷入经济危机，还没把总理位置做热乎的赖伐尔只好卷铺盖走人。
从此他在政坛上消沉了几年，当1934年再次复出时，他已经从左派人士转变成了一个极右翼分子，他坚信法国要想医治经济危机必须学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
此后他担任两届内阁的外交部长，并短暂的第二次组织内阁，在他担任外长和总理期间，他改变了法国亲英的政策，开始努力结好意大利，企图联合意大利以压制德国的重新武装。
当他发现墨索里尼的扩张情绪之后，又鼓励他把目标把从法国殖民地突尼斯，转到埃塞尔比亚和英国的保护国埃及身上。
如果就实用主义来说，赖伐尔的这种“祸水南引”的计划，并非不高明，因为法国过去用来钳制德国的东欧小伙伴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地理上的间隔。
一旦德意联手，那么从地理上波兰、捷克、南斯拉夫这些小伙伴就只能听任轴心国的摆布，两个办法一个联合意大利，共同制衡德国，另一个是联合苏联，但是后者要求吞并法国的东欧小伙伴作为报偿。
法国最大的问题就是，他的外交政策没有连续性，当赖伐尔的后继者改变了政策，采取了敌视意大利的政策，最终导致意大利导向德国，引发了1938年德奥合并和希特勒在捷克问题上的冒险。
在法国战败后，赖伐尔第三次复出，他的思想已经有了更大的变化，从过去的“学习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的先进经验，以制衡德国”，进一步演变成盲目崇拜纳粹。
在他制定的新宪法中，“法兰西共和国”被改为“法兰西国家”。
过去从大革命传承下来的正统共和国理念“自由、平等、博爱”，被改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劳动、家庭、祖国”。
当他发现新一届议会中一半议员依然是旧制度的拥护者时，就拒绝给议员发工资，而且也不提供给议会开会议的场馆，让他们自生自灭。
在经济上，赖伐尔法国版纳粹也是采取下层民众和工业巨头互相联盟的结构，建立受国家操控的各种卡尔特体系，对经济进行管控。他效仿纳粹，企图建立自己的冲锋队组织“法兰西民兵”，其他很多政治、社会政策都照搬德国经验。
对外政策上，赖伐尔毫不演示对英国背信弃义的痛恨，他认为法国应该倒戈一击，站在德国一面对英国宣战，利用法国的海军帮助德国越过英吉利海峡，这样就可以让法国摆脱战败耻辱，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国际新秩序，并且从英国广阔的海外殖民地上分一杯羹。
赖伐尔是维希政权体制的真正构架者，但是他的名望不足以完成这么大的工作，仍然需要借用贝当的声威。
戴高乐后来评论这个时期的事情是，这样说：“在1940年时，贝当已经74岁，这对国家是个灾难。”贝当是否仅仅是向戴高乐那样说的，因为年事过高，没有足够经历驾驭这个政府？
我看未必，从贝当从一战到二战的整个经历来看，他从来没有表现出驾驭政治组织能力，这一点和希特勒正好相反，元首几乎不用专门训练就拥有这种能力。
尽管贝当对维希政权没有太多的驾驭能力，但是也并不是一定说贝当就对法国的未来的走向没自己的想法。从当时贝当的一些决定来说，我们大致可以做一个推测。
首先，他驳回了赖伐尔把政府迁回巴黎的主张，因为这样受德国的影响太大。
同时也拒绝了把首都迁往里昂，因为他担心在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里会受到来自极左或者极右的群众运动挟制。
但是如果不在大城市，小城市很难找到足够的办公楼安置众多的政府机构，最后选择了一个温泉小镇维希作为政府所在地，因为那里有很多旅馆可以用，一帮人办公之于，还可以泡着温泉消除解闷，排解战败的伤痛。这一点是典型的“魏玛智慧”，德国在一战战败后，政府也因为同样的原因长期停留在一个温泉疗养地。
然后，他是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在拿破仑家族的第二帝国时期成长，但是他的领导的内阁却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内阁，包括保守派、自由派、极右翼、军方代表、温和左派，天主教会的代言人，除了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派别之外，几乎包含了当时法国的大部分势力。
尽管议会的授权法案是把过度权力授予他个人，但是维希政府的实际领导仍然是内阁，贝当只是在非常必要的时候，对内阁进行干预。大体上说，贝当对于法国总统的这个职位的理解也可能来自于魏玛政权中兴登堡的角色，同样是一战英雄，同样是非常保守的老式军人，同样对政治不太理解，但是兴登堡在魏玛政权中的角色是成功的，贝当可能在效仿兴登堡做的事情。
与魏玛政权相似，维希政府中，军队也拥有不受内阁干预的特权，这特权被用来重新武装法国做努力。在停止协定签订不久，贝当安排了自己的老部下魏刚到北非去，在德国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开始重建法国的军事力量，这一点显然也是效法魏玛政权的。
最后，贝当的对于当时战争的看法是，要尽可能的避免法国再次被卷入，希望法国始终保持中立，他在1940年的10月逮捕了主张和德国合作的总理赖伐尔，把他软禁起来，任命前海军元帅达尔朗为总理。
在这一年底，他联合西班牙的弗朗哥抵制德国要求使用西班牙和维系法国，在北非和地中海的军事基地对英国战争的计划。这种抵制使希特勒放弃了占领地中海-中东地区的英国势力范围，以迫使英国进行和谈的计划。
大体可以看出，贝当对法国的理念基本上是借鉴当年魏玛政权的“成功经验”，争取内部稳定，休养生息，秘密武装。
1940年的法国看起来确实和1918年的德国相似，甚至很多方面还比当年的德国处境好一点。但是有一点很不同的是，在1918年大国之间的战争已经结束了，但是1940年，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希特勒的优厚条件是以英国很快会要求和平而得来的。
如果德国发现他们的原定计划落空了，自然而然就会把主意重新打到法国身上。在世界大战中只有武装到牙齿的国家才能保持中立，而法国已经被解除武装了，根本无力抗衡德国的要求。
所以说贝当的选择实际上是一个被动的，不合时宜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可能更符合当时大多数法国人的心理需求。
像历史宣传学中所说的那种恶心的编造什么，“6月18日下午，戴高乐将军在英国广播电台发表了《告法国人民书》，他向法国人民和全世界庄严宣布：“法国的事业没有失败……法国不是孤独战斗！不是没有援助！……无论发生任何事，法兰西的抵抗火焰不能熄灭，也决不会熄灭！”戴高乐将军的宣言激励了三千万法国人民的心灵。他们在失败的痛苦中重新昂起头来，表示他们对戴高乐的热烈拥护。
但是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在1940年六月时，大部分法国人认为应该把戴高乐关进神经病院。
当时从瑟堡、布雷斯特和洛里昂撤退到英国的法军有1.8万人，还有挪威战役和敦刻尔克败军中在英国医院疗养的伤兵有2000人，在这两万人中只有3000人加入了自由法国，其中一些还是被胁迫的，他们担心在医院里英国拒接提供医疗和药品。
而在法国国内对戴高乐表示拥护的只有巴黎一些年轻学生举着三色旗进行了一次游行，他们人数太少，以至于驻守的德军都懒得理睬他们。
而在23日停战后，无论是在占领线这一面还是那一面的法国人都自发的举行了庆祝活动，尽管他们不久前还“英勇的”杀害过德国飞行员和战俘（后来这些人被一一起诉，法国人似乎是那种典型窝里横民族）。
可以推测当时法国人的心里是真的不想继续打仗，同时也肯定不喜欢德国人，继而贝当的中立主张最能满足当时法国人的心理需求，如果当时进行一个“全面公决”的可能也是如此。
所以赖伐尔主张倒向德国，遭到软禁。希特勒想要使用法国在北非和叙利亚的基地，也遭到拒绝。甚至英国攻击了法国军港，贝当也拒绝还手，贝当和所有的法国人一样，都想袋鼠一样把脑袋埋在沙地里，似乎等待上帝的宽宏大量。
不过他们等来的是希特勒改变了政策，在进攻莫斯科失败后，德国开始想办法来利用法国的力量，在德国的压力下，贝当不得不释放赖伐尔，并任命他为政府总理，从此贝当的权力已经是一个摆设了。
到1942年11月，美军在北非登陆，而维希法国军队没有做抵抗的时候，希特勒认为这个政权没有价值了，于是发生了12月的进军“自由区”，此后贝当实际上已经德国的囚徒，诺曼底登陆后甚至被转移到德国，囚禁在一个城堡里。柏林沦陷后，他和当时很多被囚禁的前维希官员通过大使馆被移交给中立国瑞士。
1945年8月，戴高乐政府在巴黎审判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奸”，第一个就是贝当，他被缺席判处“死刑”。
不过戴高乐的密使偷偷前往瑞士，通知贝当戴高乐没有在判决书上签字，所以法国政府和警察不会采取行动，只要他安静的留在瑞士就是安全的，还可以每年从秘密经费里支一笔年近给他安排生活所需。但是贝当认为他的事业已经失败了，所以必须保全自己的荣誉，决心回国受审。
在法庭上，经历过当年往事的法国军政高官为他作证，在1940年时贝当没有任何责任，但是的法国已经是山穷水尽，只能选择接受停战协议。
在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贝当都在努力维护法国的主权和中立，而在1943年德国开始在法国执行掠夺性政策时，贝当已经一名囚犯了，对此更不能富有责任。
最后法庭改判贝当为终身监禁，他被囚禁在大西洋沿岸的一个小岛上的城堡，直至1951年去世，享年95岁。
回顾贝当的一生，有一点不容置疑的是，他是一个拥有巨大资源的人，在整个三十年代，贝当作为硕果仅存的一战英雄，同时在军队里巨大的影响力，同时受到平民阶级的爱戴，如果是元首拥有贝当一半的资源，那么他夺取政权的道路早就一帆风顺了。
贝当拥有的资源足够为他深爱的祖国做很多事情，甚至把法国从战败的命运中挽救出了。
但是他仅仅是处于对政治的厌恶，就当了五年的政治隐士。
在贝当的一生中，经历了职业军官、总司令、国防部长、国家元首，除了作为职业军官之外，他所有的角色都失败了，作为国防部长他没有为军队争取到足够的军费，作为国家元首他以鸵鸟姿态让法国从一次失败走向另一次失败。
甚至作为总司令他都失败了，他无法协调和盟友和政治家们的关系。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贝当的一生中做的决定，除了有关军事专业知识的之外，没有一件是正确的。
用现在的话说，一把好牌打得稀烂。
但是从另一点来说，贝当显而易见的拥有一种巨大的人格魅力，他热爱祖国，善待士兵，提携后辈，痛恨政治上的各种龌龊，洁身自好，就个人品行上来说，几乎无懈可击。
但是这种人格上的完美也让他陷于失败，这是一个肮脏的世界，要玩转这个世界需要一种马基雅维利式逻辑法则。
在人类历史上有两种人最让人难忘，一种是海格力斯似的，他善于运用自己的智力和勇气，去创造奇迹，就像是希特勒。而另一种是哈姆雷特似的，一种充满矛盾体的失败者，就如贝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