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去年母校重聚,龙少与我先到。校园寂无一人，昔日的欢颜喧阗如刚刚过眼。楼宇俨然，早已物是人非。曲槛回栏，惟有廊叶秋声。同学相见，良多“乍见翻疑梦”的感慨和亲热。龙少可能有些小激动，不久给我布置了个任务:写一篇中学的回忆录。我一口回绝了，哪知他扭住不放，我只好答应半年后交稿。他又怒了，我便以罢工相要挟，才算悻悻地同意了。有客官可能会说我太能拿了。几年前非哥在我博客留言：老徐啊，你不写字真是太可惜了。他不知道，博文都是好早前的旧作,徐某已很多年不写了。至于为什么,咋说呢，藏拙,还是懒？多少事欲说还休。
我真明白，真的。我不单知道不结果的桃李不如砍了作柴不下蛋的母鸡就该炖汤，也很清楚学文学不写字就是废物。于是，本来我一直是“野凫眠岸有闲意”的，现在只好以“老树著花无丑枝”自勉，何况权当老同学叙旧，老而且丑又有什么关系呢。
第一章 吃
教室里还没摆上课桌，显得很空旷。来报到的新生成群围坐一起。最大的一砣是那泼川化子弟。中有一高瘦表情帝正大声地摆玄龙门阵，时而发出响遏行云的大笑。后来才知道是余蛤蟆一伙，再后来才发现他那举座皆惊的狂笑将陪伴我无数个课堂。
这且按下不提，单说我这个身高不足一米五的瘦小农二娃，又没什么故旧，只好怯怯地趸到向隅的一张椅子坐下，刚好旁边坐了一个小个，我说：咱们交个朋友吧。此人正是龙少。也许冥冥中自有天定，三年后，他和我分别上了两个不同城市大学的中文系。三十三年后，又是他向我索文。
龙少名红雨，后来网上用淡之作名，挺特别的，人也特别热情,不住校。开学不久，他邀我去他家耍。我没好意思去，架不住他反复说，还写了一首五言诗作请柬，大意说他母亲也姓徐，很喜欢农家子弟，毕业前一个周末我便去了。他妈妈太热情了，弄了好多好多好菜，还不停往我碗里夹。他爸、他弟也很友善，晚上还留宿在他家。我俩聊到很晚。
二哥和我同校，高两级，每个周末回家、上学都是一道走。大约有九公里路程。记得第一次上学，二哥扛着一大袋米在前面健步如飞，我颠颠地跟在后面，不多久就走不动了，一个劲儿嚷嚷要歇歇，他总是很生气地训斥我。我俩小学初中也同校，不同的是中考他差两分没考上中专，我是不愿意上。他那时全力准备高考，所以很紧张，总觉得我努力程度离应考要求太远，不光嫌我走路慢，吃饭也嫌我慢，说他们高三的都不超过五分钟。带我走几次后，后来周末他就不大愿意回家，要留学校用功。扛着米走那么长的路实在太累，我爸听我的建议是黑市去买了粮票给我。我确实走得够慢的，一般要两个半小时。每个周末一到家，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碗柜，把土豆之类的所有剩菜一口气全吃了。
为了帮二哥节省时间，我常帮他排队买饭。菜谱上一般有八九行,第一行是姜汁肉或回锅肉之类的,三毛多四毛。最后一行是炒凤尾或炝豆芽之类的,五分。我每次买菜都是从最后一行看起，笋尖、豆芽、猪血旺吃到厌烦。给二哥一般买一毛五左右带点荤腥的菜，他总是不由分说拨一多半给我。有一次我说，我发现吃馒头不用买菜，也能吃下去的。他瞪我两眼，说不吃也行的。早饭我经常在买一两还是二两稀饭上纠结。因为若买一两，往往馒头还没吃下去粥就没了。若买二两，又担心饭票不够吃到月底。馒头二两一个，一口下去就三分之一，我总觉得不够分量。咸菜是不用的，左手馒头、右手端粥，出食堂来没几步就都到肚里去了。偶见有捏着两个馒头端二两粥的人，就觉得太腐败了。
在吃这上面如此抠，很多城里的同学看在眼里可能不解。第二学期班上组织到都江堰去春游,我不报名。李涤非说去嘛，才交丁点儿钱。我说吃的好贵哦。他说你们农村娃儿舍不得钱，就背个水壶，包包头揣几个干馍馍，咬一口馍喝口水，啥都解决了三。说完兀自嘿嘿坏笑。我大受刺激没好发作，不正因为要被看不起才不愿意那样嘛！
这种吃法，饿是常态了。陈显忠有一次体育课太卖力，一头栽地上晕厥了，扶到高老师寝室，灌碗糖开水，躺一会儿就没事了。有些不三不四的开玩笑说他就是想躺躺高老师的床而已，纯属诽谤。谁都知道陈显忠是潜心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记得有天半夜我们听到“咚”一声闷响，好一会儿才见陈显忠从地上一团被窝里探出头来，原来他睡太沉从上铺掉了下来。而且，能写出“母鸡和公鸡的并集就组成了鸡的集合”这类神句的人，应该还有点冬烘吧。
话说这高敏老师是三班高涛的姐姐，别看她刚从体院毕业，斯斯文文，做事可是说一不二。刚入学第一节体育课，她站在队列前皱着眉头说上体育课就得穿运动服、运动鞋，实在没条件至少必须穿运动鞋，下一节课没穿运动鞋就别上了。照她的指示，我到商店去看了下，一双白网鞋要三块多，我觉得太贵了，心存侥幸下次还是穿了双布鞋去上体育课。高老师直接把我从队列里拉了出来，嘴里还念叨着：拉出去，拉出去。我就这样看着同学们上了一节体育课，从小学到初中，我可一直是老师百般宠爱的乖娃娃，真是奇耻大辱啊。我心里再也没喜欢过体育课，本来体育就不好，不重视又自卑，每年学校开运动会我就直接回家了，连啦啦队都不参加。现在看来，高中三年我甚至有点自闭，对周围的人和事都不留意，比如陈学东陈学军一对双胞胎一直分不清,又比如我的言行伤害过谁、谁谁之间看对了眼、谁谁因为什么急了眼，都爱谁谁了。
学校食堂人多，我觉得又不够实惠，常和陈显忠到校外一些单位食堂去吃饭。其中有一家食堂人不多，每次中午单位的人卖完，刚好我们去直接就打，师傅可能怜悯我们学生娃娃，饭菜都打得要多一些。我还记得一个中年师傅，帅帅的国字脸，有的菜剩得不多他就极力推荐给我们。比如回锅肉，他就会说好香哦，全舀给你一份当一份半，好划算。但我们总是嫌太肥了。食堂里放着一大桶跟锅汤，汤里飘着剁得很碎的菜叶。饭里没菜了，我们就去捞菜叶。我和陈显忠还切磋过打捞技艺：将瓢轻轻沉底，等浪平定后捞一瓢端平，慢慢浮起来，这样汤里就有很多菜叶。渐渐这种必杀技被人偷师了去，后来我们一进食堂就先去捞菜叶，再后来国字脸师傅一见我俩进门就说：那两个渔翁又来了。多帅多好的一个师傅，就一句渔翁把我伤得太深了。后来我们就不去外面食堂了。
比起国字脸师傅，庄昌文就豪气多了。高考前他常叫上我出校门背书去，结果是去了远方的田野，书背得很苟且。他还算专注，我基本就瞎逛了。到了饭点儿，我说赶紧回学校吧该吃饭了。庄昌文说，着什么急，我请你吃面。素面一毛二一两，庄边吃边说，真他妈便宜。话虽这么说，老被人请总觉得没面子。记得有一次学校派我到市里参加历史竞赛，还发了两块钱伙食补助。中午在小饭馆里点了一个麻婆豆腐、一个三鲜汤，还有节余。吃得那叫一个自豪、惬意。至于末奖都没拿上，也没怎么不好意思，历史老师还安慰说只差一点点，不错不错。
庄昌文好像父亲是工人，家里条件要好一点，现在看来其实那会儿大多数人家里都没什么钱。比如卞东升，有套西服，穿着挺神气。余稀珂经常嘲笑他，说他本来每天晌午要买块锅盔打尖，但是只要哪天穿了西服，锅盔就不吃了。
余稀珂的聒噪没让他少吃苦头，他成了老师心中的反面典型，现在看不过是青春期的逆反罢了。去年我们在一起吃饭，他说那时候老师们天天教我们安邦定国，唯独不教混吃糊口的本事。我说真所谓盗亦有道，不学一定有不想学的理由。但他说他感兴趣的还是会认真去学的，举例说百家讲坛有人将瓜片解释成西瓜，他认为应该是一种茶，还专门给那位大咖写信去纠正。我读古籍从来是不求甚解的。有一次饭局上总结人生成败，非哥有句评价很精辟：他说余希珂的问题是书读太多了，我的问题是书读太少了。余希珂悟性高，他说有点钱我住成都、没钱我住温江，再不行我找个偏点的小县城住着总行吧，何苦在外硬撑、搏命。这种旷达甚合我意。我问他现在住哪，他说春天花园。
第二章 词
我喜欢诗词是从初三开始的，源于一本毛主席诗词字帖，那是刚工作不久的大哥在我初一时送我的。因为家里几乎从来没有什么课外书，所以时不时看看，也不能读全懂，但不久就全能背下来了。至今我还认为两首《沁园春》千年独步。初三时，新来了一个帅哥老师教语文，还跟我家粘点亲，我为了邀宠，写了一首《卜算子》，不过是对陆游和毛老人家作品的稚嫩模仿，可老师赞不觉口。我渐渐就迷上诗词了。中考过后，我听同村同学刘前武说他哥喜欢文学家里有不少书，便去借来看，很快那些小说和《收获》之类的杂志都读完了，但是对一套社科院编的《唐诗选注》上下册爱不释手，说要晚一点还。他说随便借好久，他反正不看。结果大半年后我还他时，新书已成了烂书。里面的作品基本全能背下来，至今还记得“官仓老鼠大如斗”之类主旋律的句子。
我背诗词的原因很奇葩：书借了总要还的。先是在周末回家和上学的路上，边走边背既解闷又不像看书那样太毁眼睛，一趟下来能背二三十首。后来，因为同好，淡之借了不少诗词书给我，渐渐就不分课堂上下地使劲看。
淡之比我早接触诗词，平仄的问题我就是从他那里才知道的。他书法不错，刚入学不久时，他给我看过一本沈尹默手书的诗词作品，好像叫《秋明长短句》，字、词都绝佳，《应天长》等不少
词牌都是第一回见。淡之的书多，又不可能老不还，背不过来就抄，我用节省下来的作业本足足抄了一二十本。因为爱物及乌，都用小字竖排，就差没用繁体了。现在看来，抄书几乎一点用都没有。唯一的收获是因为抄过几遍平水韵和词韵，把入声字区分出来了。而这正是今人学格律的瓶颈。
知道平仄以后，我深感当初的《卜算子》就是一个笑话。淡之借了一套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其中第四册有诗律词律曲律，讲得很细很透，我也是很久才还他。至今很佩服王力先生，
因为他那样的硕儒能以今人的视角总结那些句式规律，深入浅出，真是太不容易了。但即便如此，我也是读了几遍，还在草稿纸上照着他的aBcD推演好久才把粘对、拗救悟出来。诗律虽然简单，但平水韵不查书我是分不清的，这么多年我只听两个人说起能记住诗韵，办法都是背，实在佩服得紧。词韵较宽，跟今韵接近。加之句式多变，更具顿挫和音韵感，所以我学写格律诗后主要写词了。淡之的一本《唐宋名家词选》，我也是新书变旧书后还他的。龙榆生师出词坛名家，本人也是好手，选词水平我认为至今无出其右者。后来还反复读过他编选的《近三百年名家词选》，因为抄过比较熟悉，前些年我在海淀图书城看到一本，虽然很便宜也没买，后悔了好久。
淡之的藏书读得差不多的时候，正发愁找不到书，刚好赖良勇说青白江区图书馆可以借书，只给两元押金借书不要钱。我从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问了他两遍真不要钱？才将信将疑地跟他去办了借书证。图书馆虽不大，文学书还是挺多的，但每次只能借一本。最疯的时候能每天读一本莎士比亚或巴尔扎克，只是舍不得赶车的五分钱，每次来去都走路有点烦。有图书馆做保证，我的视野稍微打开了一些，开始从唐诗宋词往两头延伸，先是背朱东润先生主编的《历代文学作品选》，又迷了一阵《诗经》《楚辞》，还写过几篇四六文。再后来，有一次听坐后排的高涛跟同桌聊《麦克白》，深感对外国文学的无知，恶补了一下西方近现代文学，最喜欢的是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有并不很出名的莫里亚克。
诗词始终是最爱，很多句子读起来非常迷醉，比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比如“泪眼问花花不语”“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凡是既有名句又是名篇的，就直接背下来，有些句子太出名但整篇一般的如“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背起来也毫不费力。有次过节大哥对初次来我家的女友，也就是后来的大嫂，说我几乎能过目不忘，她随便翻开一首李商隐的七律，我真的只读一遍就背了下来。课本里面的古文，即便是不要求背诵的篇目，如《触龙说赵太后》，我也只需读三遍就能背。
我在高一下学期开始学写诗词。初学写词的时候，一直没有一本词谱，经常借淡之的，但因为他自己要用，反复借但总不好霸着不还，多数时候靠跟同一词牌的名作比对，但可平可仄之处容易错。而且比对来比对去就成了模仿，模仿的结果就是太接近于抄袭。二哥毕业前夕同学间要相互题写纪念册，很用功想写出惊人之句来。因为他也喜欢读诗词，我自告奋勇说帮写一首词，他其实并不打算拿去赠人，但是可能为了鼓励我，还是让我写。那时我已经喜欢挑战高难的词调，写了一首《六州歌头》，二哥看了觉得还行。过了两天把贺铸那首“少年侠气”翻出来狠狠地掼在我面前，我说怎么啦，他说你自己看。我一直觉得是模仿，现在看来因为连题材、韵部都一样，确实太像抄袭了。上大学后八四级师兄韩敬群，是安徽的高考状元，诗词很了得，要了我的集子去看，写了很多褒奖的评语，对这一首不客气地说，初学填词敢用此调，豪勇可嘉，但韵脚太密，易贻趁韵之讥。说白了，就是凑韵。
但当时我并没有受到打击，醉心于写格律诗，故园风物、春山秋野无不入词。同寝室的孟天志老听我说起看不到一本词谱卖，有一次说他在城厢镇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我还怕他没搞明白，他说就是啥子平平仄仄之类的嘛，球大爷会买。我大喜过望，那个周末回家，大哥看我一大早找老爸要了钱急吼吼地要去买词谱，不无挖苦地说，“嗬哟，硬是要当词人嗦？”我不理他，四公里路是一路小跑去的。那是一本严建文编的《词牌释例》，后来有比较才知道编得并不好。
有了词谱我填词热情更加高涨，高二进入癫狂模式，一年就写了一两百首，有时一天能写几首，而且渐渐就奔不朽的目标去了。因为痴迷，居然也能梦中得句，比如有一句“鹃啼愁不改，幽梦苦难真”,梦里觉得绝佳，醒来才觉得不过尔尔，后半句还在清词中找到了版权人。不过我从无意抄袭的，而且自以为有资格“耽佳句”，为追求音韵感，常在句中用暗韵，比如有一句写蒲公英的“残阳瑶草陌，野渡望乡魂”，还有一句写春雨的“雨稀山色近，雾绕暮灯飘”。看《东坡乐府》中有回文，便觉得回文未见得不能登大雅之堂，曾写了首回文的七律《雨中送别》，颔联为“峦静鸟归云漠漠，路回人断雨蒙蒙。”这些句子我自得了很多年，逐渐开始高估自己。堆絮体、独木桥体等等，都要试试，最长的词调《莺啼序》也敢写。温庭筠的十四首《菩萨蛮》久负盛名，我以春游为题材也写了十四首，大有问鼎比高之势，结果只有一句“隔水语依依，谁家采豆妻”受到韩敬群师兄的盛赞，我也并不很满意因为能从先贤名篇中找到亲戚。我甚至构思了一部诗剧，打算用遍诗赋词曲所有体例，其艺术标准将超越古今，思想性将比肩《神曲》《浮士德》，《离骚》《唐璜》哪装得下这干云才气呢？如今回想起来，也只能呵呵了。
疯魔到这种程度，功课自然大受拖累。课堂上，不管是数学英语还是语文历史，我都在埋头翻看、抄录那些故纸堆。因为也不影响别人，老师也不干涉。记得有一个晚自习，赵校长像猫一样无声地走进教室，悄悄站在我背后看了很久，才问我：“你整这个干啥子？”我记得好像是一本影印本《昭明文选》，当时吓了一跳，强作镇定地说“看起耍。”无数同学闻风丧胆的赵校长也是学中文的，竟然一语不发就走了。我还记得好多个周末，我不回家在教室里看繁体字，闵燕霞可能是为了节约草稿纸，从家里专程到教室里来，在黑板上一板一板地演算她的物理化学。那时男女生之间还不大说话，我不知道她心里有没有轻蔑地说一声“傻冒”，我对人家女学霸内心是很景仰的。本来我全力以赴整功课也学不过人家，现在这样敷衍，课业自然见不得人，文理分班前最后一次化学考试，我才考了六十分。教化学的杜老师是班主任，问我咋搞起的，她发动两个女生好好找，才在我卷子里找到那打补丁的两分。
高二暑假，我受田晓菲启发，做了一个凭出版诗集进北大的梦。我想她写新诗都能破格录取，我写格律诗还不更容易？就买了稿笺和碳素墨水，用虫爬一样的字迹，恭恭敬敬地抄录了一百多首，寄给川大历史系教授卢剑波，请他帮我写序。他很快回了信，说了很多鼓励的话，又说我找他大概是看到了他为严建文的词谱写过序，但他并不是不愿意向出版社推荐，是真不认识人。那封信我一直珍藏着，这些年我才想起，他不认识人也许是真，但没写序应该还是感到我写得太一般了。
梦很快就破了。高三下学期，我决定全力以赴备考，把所有的课外书束之高阁，在校外亲戚家借住了一间房子，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因为没给人家钱，用太多电有点不好意思，经常在路灯下背书。不过，虽然比以前努力，但历史、政治这些功课，我做不到阮玉琳、高涛、张兢兢那帮女生闭关入定似的背书，更吃不了毛堃自学三门外语的那份苦，索性随缘自在，好在我数学还行心里不慌。但没了那些繁体字，我的生活简化得有点空落落地，上课时不时说小话。班主任在我前后左右安排了一堆内敛的女生，都被我这话痨给传染了。只有王雪梅厉害，每次我突发兴致想说两句的时候，一扭头就看到她那大义凛然的脸，只好没趣的缩回去，所以她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同桌。
刘伟书读得很多，更是个狂得吓人的主，快高考了依然不收敛不收手。狭路相逢两狂必有一番比拼，他经常以“×××你晓不晓得嘛”之类的句式与我隔空喊话，我也很自负地说只要是古典文学尽管放马过来。那时我能背的诗歌大约有两千多首，他越不容易问住我就越起劲，后来用“吹齑”之类的僻典把我放倒了。但刘伟单纯得可爱，他可能想不到，余蛤蟆在另外一个班祸害大家的时候，我俩旁若无人的隔空喊话被无数背书的同学视作比蛤蟆聒噪还过分的公害，我是有所察觉的，淡之那一阵很烦我，也应与此有关。刘伟对钱钟书很推崇，我那时有个原则只读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的，在他推荐下读了《围城》，觉得真不错，现在还认为比《管锥编》那些精致的学术更有价值。他还讲了很多我头回听说的东西，我读弗洛伊德、荣格好像也是受他影响。当时被他的渊博吓倒了，气焰稍微有点收敛，对自己的无知着急起来，高考完那个暑假我读了四十多本书依然没完成计划，上大学后因为急迫加上挫败感不知道该怎么上学了。
第三章 迟
直到现在我都无法理解，我一生中最雄辩的时期是在高中那个单纯、无知而又狂妄的阶段。
刚上高一，我给大哥写信时说了我的学习计划，在第一学期把高中三年的数理化预习完，以至于走路时也在背化学公式，效果其实聊胜于无，本是想给后来集中精力看课外书腾出时间，但我当时说高一高二多数同学浑浑噩噩，等高三发力时我已经抢跑好久了。大哥对我的早熟大为惊喜，可没多久这个惊喜就被白卷事件颠覆了。
当时数学老师年龄有点大了，讲课时不时会卡壳，有时甚至是断片，让下面的学生干着急，这也罢了。因为每次单元测验是区里统一命题，及格率不达标要留下来强制补课，而且不给老师加班费。他经常会在临考前给大家辅导一下，往往第二天试卷中就看到两三道原题。连续几次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害学生，计划以交白卷抗议。我当然意识到后果我一个人扛不起，就策动陈显忠、李涤非、段劲松几个，有没有跟余辉、陈磊说记不得了，反正第二天卷子一发下来，四个人写完名字就齐刷刷地交卷了。老师把我们四个人揪到办公室气急败坏地大骂的时候，我们眼观鼻鼻观心还有点小得意。后来当我看到学生手册期末评语中那些句子的时候才开始担心起来，大哥听说了这件事大笑不止，一再说以为我很早熟，原来也只是个娃娃。但是尽管我相信学校不会因为这件事让四个基本稳拿的升学名额毁在评语上，心里还是很不安，焦虑溢于言表。有一次李涤非说我们班有很多被阉割了的人，我问是谁，他恶狠狠地说：“你！”多年后才听他说他母亲也是教育界的，一再跟校方说不能下手这么狠，高考前这个评语才改了的。工作以后有一年我回母校偶逢那位因这场风波去教初中的老师，客气说那时少不更事鲁莽冒犯请老师原谅。不知道非哥听了会咋个骂我。这些年非哥再不是当年那张愤青脸，我反倒有点不习惯。
虽说人不轻狂枉少年，但我那时也狂得太不招人喜欢了。自学了一年多，便一味追求高大全。比如读楚辞，连《楚辞集注》都觉得浅，金开诚的《楚辞选注》哪能入眼呢？把一本姜亮夫为进修教师讲楚辞的讲义，如获至宝地反复看。买了本高亨的《诗经今注》，在扉页题了句“高氏虽非名流，为得《诗经》终得低头。”班主任陈老师看了齿冷，说“高亨是山东大学名教授，研究《诗经》的大家，还不是名流？”上大学后，我看到高中时候买的书扉页上的题字大多不堪入目，只好悄悄撕了。陈老师也真怪，她亲口跟我说“你今后买了什么书都给我看下”，每次她拿去都是过两天就还我了，多数时候是不予置评，但只要一评就是修理我。她还主动借过几本诗词的选本给我，说这些更适合我。我过了很久才还她，心里还觉得浅。有一回不小心让她瞧见我正在写的几句新诗，她训斥说“年轻人就该阳光点，写些酸酸楚楚哥呀妹呀的东西有什么价值？”她要求文科班的学生写周记，每次收上去没一句肯定的话就发下来，打分也只在六七十分徘徊。有一次我以王国维“三种之境界”写了一篇，不但给了八十多分，还写了一大段肯定的话，令我激动了好久。那时我家经济条件稍微好转，我看到喜欢的书不买就难受，节约一切能节约的钱去逛书店，以至于眼镜都不是配的、钢笔没一支好的。偶有篇作文是借别人的笔写的，字迹还算工整，她是这样表扬的：“我还以为你没办法把字写到不难看的程度呢，看来认真点还是做得到的啊。”因为她的批评、尤其是批评中的嘲讽语气，我内心对她一直有些隔膜，不但不听话，还经常跟她作对。有一次课文中讲到“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她大约在我目光中读出来心领神会，叫我站起来把《望岳》背出来给同学们听听，可我心里就那么拧巴，觉得还是小瞧了我，站起来沉吟一下，慢吞吞地说“背不到”，气得她又挖苦了我几句。高考前有一次晚自习我拿了一幅扑克在教室里打，被她缴了，说高考完了还给我。高考一结束我就跑去找她要，她大概忘了放哪了，大骂了我一通。大二时她家公子考入人大，我和陈显忠去看他，从这个无比斯文的男孩身上，我理解到大概她就习惯那种教育方式。直到我儿子上中学后，才发现自己也总那么教育孩子。此时陈老师早已去了天国，我这才意识到她那种严厉甚至嘲讽的语调里，其实可能隐含着深厚的赏识与关爱。那时许多老师对我的好，比如免费为我补了两个月英语的张老师、急切地跑去看一眼我高考数学答卷的徐老师，以及教历史的谷老师、教地理的苟老师、没有教过我的赵校长，甚至熄灯后常到男生宿舍外听房的管理员李大爷，都在我记忆深处留下许多温暖的慰藉。可是陈老师的好，我直到四十多岁才悟出来。现在想，即便分班时她那句令我耿耿于怀很多年的“你也到文科班凑数来了？”其实也可以有另外的、善意的解读：她大约是想以努力背书才能学好文科激励我，甚至有可能是觉得我数理化不错读文科可惜了。
可是那时候我学文科的执念无比强烈，还以此害了同年级的首席学霸陈显忠。直到初中，我能读到的课外书都极为有限，最多的是大哥二哥留下的语文课本，受影响最深的是鲁迅的作品，那句“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一直深深扎根我的心中。到我开始对人生进行规划时，根本就没拿格物致知修身齐家当回事，直接就到了治国平天下改造世界的阶段。偏偏那时总爱到处兜售为中华之崛起的政治抱负，我跟陈学霸说，像你上清华、当教授应该都没问题，但是，学理科最多就是把图纸画好，能有多大出息？要治国治人得学文科。他以一贯的炯炯目光注视着我不言语，后来就听说他问陈老师高三下学期转文科班来得及不？被陈老师痛斥了一番。结果，高考他还是报了人大，以高分读上了文理兼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那时候大概多数人都觉得读人大要当大官有大出息，我志愿本来填了梦寐以求的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专业，偏偏与阮玉琳撞车了。尽管我觉得有点把握，但老师们为保险起见，还是建议我错峰。我坚决不改，直到陈老师有点生气地说，“你就认定能考过阮玉琳？”我心里还不服气，后来听别人说阮玉琳在人大有亲戚，才气哼哼地临时决定改成北大中文系。老师们又觉得过于冒险，赵校长专门找我谈心，我还是不改。那时我和另一个报北大的庄昌文被视为狂妄份子的代表，庄还外强中干地跟我打趣说“考不考得上另说，连报都不敢报啊？”高考分数一出来，我第一个感觉是果然输给阮同学的悲怆，在给大哥的信中说了一大段自己的奇耻大辱，又被他骂一顿。工作后，精通马列之道的陈显忠扑向了金融之器，庄昌文丛超宏观的地球物理坚决转向超微观的电子计算机，学劳动人事的阮同学投奔了资本主义花花世界，我则数十年如一日心如枯井地混等下去。余希珂表达的那种淡泊，我大二就将其当作了混等而心安理得的借口。现在想来，先不说具不具备改造世界的才识和平台，连为考得比自己好的同学高兴的襟怀都没有，哪有资格谈什么治平呢？
跋
我真明白，真的。我不单知道不结果的桃李不如作柴不下蛋的母鸡就该炖汤，也很清楚学文学不写就是标准的废物。但是，我更知道，满纸荒唐满篇鬼话固然讨人厌，一个日暮途穷的爆烟子老头为自己那点鸡毛蒜皮的破事敞开心扉，也很二。梦想薄如蝉翼，还没放飞就已皲裂、破碎成尘。稍有自知以来，我虽然也会偶尔写些自娱的文字，但一直不大愿意将这些涂鸦示人。因为总觉得自己就好比《神异经》中那颗叫做“如何”的树，三百年开花、九百年才结的果，刀剖开来尽是酸辛。
但是人不荒唐枉少年，多年来，每想起那位列世界八大污染区的青白江、那所名叫大弯的中学，我心中总会泛起丝丝柔情。没多少值得羞愧的，因为那是我从故园走向城市之始，也是我用心感知世界之始。狂也罢二也罢，无知也罢荒唐也罢，毕竟还有着热血和赤诚。
时值戊戌清明，谨以这浅薄的文字，遥祭那些清澈的青葱岁月。是为跋。
2018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