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城邦的创举：以财量权

  当斯巴达励精图治、蒸蒸日上之时，在它的东北，希腊半岛阿提卡，也默默兴起了一个生气勃勃、前途无量的古希腊城邦－雅典。

  这个世界是多样化的，斯巴达试验的成功不等于说城邦的体制只应有斯巴达一种模式。公元前8一前6世纪希腊城邦的兴起，给一切聪慧的希腊人提供了像来库古一样进行创造历史的条件。他们用自己的才智，结合本帮实际，走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其中著名城邦雅典，因地制宜，创造出了一套与斯巴达截然不同的体制，调动起公民的积极性，竟在不长的时间，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邦变成与斯巴达争雄的强国。

  大约在公元前9一前8世纪之间，出个叫提修斯的部落王，在半岛纵横捭阖，励精图治，把分散的四个部落统一了起来，建立了中央管理机构，实行王政。后来贵族集体势大，国王的军权、行政权被瓜分殆尽，结果王只落下个空名。国家设立了三个执政官，起初是终身制。后来终身制遭人反感，改成10年任期，由贵族议事会议选任。到了公元前682年便改革为一年一任的执政官制。9人中有一个是原来的王，叫王者执政官，只管些宗教礼仪，司法事务。9人中选出一个首席执政官，名叫年官，每年就以他的名字为纪年标准。首席执政官有权召集贵族会议，主持公民大会。所以雅典立国之初也曾一度实行贵族共和政体。

  待到政治黑马梭伦，上台执政。梭伦首先解决人们怨气最大的债务问题，他颁布了一项法令，叫作“解负令”,意思是卸下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从法令颁布目起，公民欠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一切债务统统一笔勾销，今后虽可借货，但一律禁止以债务人的人身为借货抵押。

  大多数债务人为此欣喜若狂，少数富有的债权人却如丧考妣，有的甚至彻底破产，一贫如洗。因此，一部分人的欢慰似乎总要以另一部分人的痛苦为代价，总想皆大欢喜却可能事与愿违。不过梭伦为经济改革的激进程度也就到此为止了，当无地和少地的公民情绪昂扬，要求梭伦像来库古一样实行重分土地和财产的时候，他断然加以拒绝。于是他便得罪了最富和最穷两方面的人。

  但他认为必须解决众多没有产业的闲人，不解决这些人的生存问题，社会就不会安定。梭伦经过斟酌，决定与来库古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当时古希腊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以农为荣，干手工业多是穷极无奈的结果，为人所看不起。所以干手工业的没几个正经公民，尽是些由外邦流落到雅典谋生的外籍人。可梭伦不在乎这一套，他觉得手工业，商业同农业一样重要。因此便发有了条法令：凡雅典已做父亲的公民，必让后代学门手艺，否则将来他的后代可以不赡养他。至于外国的手工业者，他开国门欢迎他们移居到雅典，经过这番移风易俗，重农抑商的心理被打破，雅典的经济没过多久便活跃了起来。

  当然，经济改革还需要政治改革加以保障。梭伦对雅典的政体改革呕心沥血，把民主的机制引入了国家机器的运作之中，因而后来被古希思想家称作民主制的奠基人，平民的第一位政治代表。改革前，由原始时代遗下的公民大会已形同虚设，梭伦把它恢复起来，置于贵族会议之上，变成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直接选举各级公职人员，审议大政方针，每个公民都是大会的参加者。提升了公民大会的作用，还要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主持大会，提出各种提案。

  梭伦并不取消原有的贵族会议，而是另设一个新的议事会，取代贵族会议的议事职能，只留给它一些司法权力。新议会代表共400名，按雅典人传统的四个部落分配，每部落100名，所以又叫400人议事会。这项改革使得雅典政体向民主制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组织上保证了广大平民参与国家政权活动。

  国家大政方针可以由公民大小会决定，但具体事务，像仲裁人事纠纷、刑事案件，管理市场港口、城市卫生、房屋建设、宗教祭祀、治安、节庆活动、军队征训、出售国有财产、征税等却不能都有几个大型机构统起来，还需有各类国家公职人员。梭伦通盘考虑到这些问题，把各种权力像撒盐一样，分配到公民中间。

  梭伦将公民划分四个等级，这样划分可不是仅为了统计财产，他还想着实际的用场。按他对国家体制的整体设计，不同等级具体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有所差别。国家的高级官职，像执政官，财务官只能有头两个等级的人担任。第三等级可以充任执政官以下的中、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只有公民大会的参加和表决权，公民法庭的审判权。这样分门别类授权看起来不公平，但校伦觉得“各得其所”,量力而行。因为权利和义务被梭伦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富人享有高级官职的好处要以付出更多的公民义务为代价。

  梭伦只用了一年执政时间就奠定了雅典民主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促成了旨在调解公民内部矛盾、全体公民联合起来剥削压迫外来移民和外来奴隶来的新国家体制的形成。他和来库古均是临危授命，面对难题和出发点也完全一致，但解决危机的途径却不一样，两人都以自己创造性历史的实践活动确立了贵族制和民主制两种影响深远的城邦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