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缪斯光环下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朵拉·玛尔 本文发布于个人公众号：趣味艺术馆
人们谈起朵拉·玛尔，就不得不提起毕加索。
在2018年6月21日的佳士得伦敦印象派及现代艺术的晚间拍卖上，毕加索于1942年创作的《坐在扶手椅上的女人（Femme dans un fauteuil ）》最终以近2,000万英镑成交。这件作品中呈现了毕加索标志性的扭曲元素、鲜艳生动的色彩以及动感十足的笔触，被认为是毕加索绘于二战期间最杰出的朵拉肖像作品之一。
毕加索一生为朵拉·玛尔创作了众多画作，她作为他的灵感来源，为他提供了不少创作素材。在遇到朵拉·玛尔后，毕加索确定了立体主义时期的独特创作风格。在毕加索创作广为人知的画作《格尔尼卡》时，朵拉·玛尔作为他的情人陪伴身边，也曾在该画作中帮忙绘制过数笔。
但人们很少想起，朵拉·玛尔在遇到毕加索之前，是一名超现实主义摄影师，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新兴的流派中，朵拉·玛尔的作品是不可忽视的一盏明灯。
朵拉·玛尔(Dora·Maar)原名 Henriette·Theodora Markovitch，于1907年出生于法国，母亲为法国人，父亲是克罗地亚出生的建筑师，其父后来搬至阿根廷工作。作为他们的独女，朵拉·玛尔成长于阿根廷。20世纪20年代末和父母搬回巴黎后，她开始学习艺术，很快将注意力集中在了摄影上。自那时起，她结识了Jacqueline Lamba（后来成为André Breton的妻子），以及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等一众在现代摄影史上大放异彩的人物。因为天赋和勤奋，她很快掌握了摄影这项新艺术形式的技巧。同年她把自己的名字缩短为朵拉·玛尔，并开始职业摄影师的生涯。
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兴起的时期，被这一艺术流派所影响到的现代艺术家们认为，其使命是挖掘新的、未被探讨过的那部分人类的"心灵世界"。他们刻意表现的对象是人类的下意识活动，偶然的灵感，心理的变态和梦幻，以剪刀、浆糊、暗房技术作为主要手段，在作品画面上将影像加以堆砌、拼凑、改组，任意的夸张、变形，创造一种现实和臆想、具体和抽象之间的超现实的"艺术境界"。最广为人知的艺术家代表：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1904—1989）。
没有既有风格的约束，没有固定的表现手法，不受理性的束缚，没有任何美学和道德的成见。朵拉·玛尔丰沛的想象力，通过该艺术流派的展示手法，在她的作品中任意驰骋。
在给《费加罗报》拍摄的系列中，她将比基尼模特的形象和波光粼粼的游泳池重叠。
她还试验极具超现实艺术属性的照片拼贴（photomontage），镜子、娃娃等角色给作品带来诡异的氛围。
她为生活中常见的平凡事物注入了魔幻感，欣赏她的作品就仿佛进入了魔幻小说家笔下的世界，现实中的景象在作品中被放大、缩小乃至扭曲变形，塑造成了全新的“符号语言”，而这些“符号”代表着情绪、诗意、感性、政治理想等等情绪化的反应，这些”符号“无法被翻译成语言明确解析，观赏者在欣赏作品时，通过取得与这些情绪的“通感“，便能充分体会到它们的艺术魅力。
由于超现实主义反对战争、反对疾病的思想影响，她同时还拍摄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困窘、迷茫、苦难的街景、人像等摄影作品。
1935年末，艾吕雅在让·雷诺阿电影《兰基先生的罪行》（Le Crime de Monsieur Lange）拍摄现场介绍毕加索与担任场景摄影师的朵拉相识，这是二人的初遇，当时的毕加索54岁。第二年初两人在双叟咖啡馆（Café des Deux Magots）重逢，并很快发展为情人关系。
此时毕加索本人正陷入生活的不顺期，同时伴随着艺术灵感的枯竭，让他苦恼不已。当他遇到坐在咖啡馆邻座的朵拉：蓝色的眼珠，浓密的眉毛。她不停地在桌子上用一根尖尖的小刀在她的手指间穿插，一不小心就会有一滴血染红她黑色手套上的玫瑰花。她的小刀、手指和手套紧紧抓住了毕加索的心。毕加索向朵拉索要了手套，甚至后来还锁进了他珍藏物品的展示柜里。
在两人确立了关系之后，朵拉作为毕加索灵感缪斯的人生旅程就此开始。对于世人和毕加索来说，这是一段全新的开始，全新的毕加索就此诞生。他通过观察朵拉的表情和姿势，将她的面部在画布上解构重组，结合富有诗意的幻想，一副又一副以朵拉为原型的艺术作品诞生了。一开始，画中的她是有着明媚微笑的女子，我们可以看出这时画家作画的色调也显得明快同时充满热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的消逝以及伴随着毕加索与其他情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朵拉在画作中的形象变为了哭泣的女人。画家采用了具有强烈视觉冲突的色调搭配作画，可以让观画者感受到哭泣的女人内心的冲突与挣扎。
最后，在缪斯和情人地位被弗朗索瓦丝·吉洛（Francoise Gilot）取代后，朵拉经历了精神崩溃，并逐渐退出公众视野，在宗教和神秘主义中寻求慰藉，晚年以独居为主。然而她始终持续自己的艺术创作，尽管拒绝参与展览，也不允许摄影作品被复制。直到1997年去世之后，她的众多作品才被发掘，其艺术家的声誉才逐渐恢复。
我们可以从她的生平看出，在遇上毕加索之前，她是才华横溢的独立女性，具有时下新潮的思想和独特的创造性思维，然而遇上了毕加索以后，他用一副《哭泣的女人》就几乎定义了她的整个人生。
在此文中，我们分享朵拉·玛尔的摄影作品，目的是想让大家绕开毕加索的画作，重新认识朵拉，让大家看到一名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激情、大胆、创新和沉思，了解一个真实的艺术家，而不是以大师背后的灵感缪斯作为对她一生的片面评价；同时也希望能够与大家以此为契机，共同欣赏超现实主义这一现代艺术表现方式，对多元化的世界更多一份理解。
虽然真正的超现实主义已在1966年伴随着安德尔·布雷登的逝世而消逝，但是其所传递的爱、自由与内心的萌动，以虚幻夸张的梦境表现手法来对抗痛苦的现实，诠释生命意义的创作方式，仍然值得我们深入地了解与思考。
“我尽管傲慢，但这并不妨碍我妒忌。我们所分享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从来不把现在的毕加索与认识我之前的毕加索相比，也不与在我之后的毕加索相比。我知道人们是这样形容我的：在毕加索之后，她只爱上帝。如果我没有说过这话，我感到很遗憾；如果我说过，我一点也不否认。我爱的人，他给我的爱必须是独一无二的。我不愿成为他唯一的情人，但我要求成为他独一无二的情人。傲慢，神圣的傲慢。我并不要求上帝只爱我一人，只要我对他的爱是独一无二的，我就满足了。他没有命令我做任何事情，是我自己选择生活在这种爱情当中。”
—朵拉·玛尔（1907—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