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背景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阶段，而在传统研究和世人认知中，两宋一直被扣上“积贫积弱”的帽子，这与史实严重不符。
笔者翻阅吕思勉、钱穆、张荫麟等人的著作，发现其对宋史的评述，也大落窠臼。相反，海外宋史研究却突飞猛进，大批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几乎重新定义了宋史。
笔者闲暇之余，结合平生阅览和思考，发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宋朝，今天分享给大家。
正文
古代中国，汉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有6个，汉朝、西晋、隋朝、唐朝、宋朝、明朝。
在很多历史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眼中，我们民族历史的骄傲似乎只存在于雄汉盛唐和大明，宋朝一直给人积贫积弱的印象。
▲北宋疆域图
而实际上，汉民族政权超过三百年的就只有两汉和两宋，宋朝是被绝对低估的。美国很多高校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海外汉学家也对两宋极力推崇。
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对民族历史的评价和海外会形成截然相反的对立，是因为海外以文明史观来审视，而国人以王朝气象来评判。
国人鄙夷、海外盛赞的两宋，究竟先进在哪儿呢？
壹
两宋国家体制
01
文官治国
中国古代自秦汉至五代十国，武将干政、乱政乃至引发战乱、分裂国家一直史不绝书，其根源就在于未能实现军队国家化，军权掌握在武将军阀、政治派系手中。
东汉时，大将军梁冀把持朝政、废立皇帝；汉末，曹操军政大权独揽，从汉室护陵人发展成掘墓人。
曹魏司马懿发动军事政变，孙吴有诸葛恪独断专权，季汉诸葛亮军政大权集于一身，朝廷都不能节制。
东晋王敦、桓温、刘裕，其后南朝萧道成、萧衍、陈霸先，作乱为祸乃至篡权夺位；南朝，侯景之乱；唐初，拥有军权的秦王发动玄武门政变；唐玄宗时，安禄山、史思明叛乱；唐后期，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到了五代，武将自立皇帝、左右朝局，军人干政发展到顶峰。
结束这种乱象的，就是北宋。建国第二年，公元961年就通过“杯酒释兵权”实现了军队国家化。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事件和“以文制武”策略，将兵权收归中央，以文官压制武将，统兵权和调兵权剥离，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央政府上千年的难题，有利于国家、社会稳定，为后世王朝继承。
文官治国、军队国家化，延续至今仍是全球主流国家遵从的治国原则。与之对立的就是军人掌权的军政府，比如二战时的德意日法西斯政府和非洲诸多军政府，就是军人直接干政，最后把国家和民族带入深渊。
02
“重文轻武”污名
宋朝汲取前代教训，采取“以文制武”的策略，这是符合现代国家治理原则的。
具体来说，决策层面：国家对外是战是和，取决于政府而不是军官、军队；地位方面：武将的地位明显低于文官。
这就是常人眼中的“重文轻武”——一项全球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坚决执行的制度。
那它有什么不对吗？
至于说宋朝盛行柔靡之风，中国人丢失了尚武精神，明显是栽赃。
柔靡之风盛行北宋文坛不假，而这恰是国家繁荣、经济发达、生活优越的表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唐·王翰·《凉州词》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宋·朱敦儒·《西江月》
唐人的雄壮，与宋人的闲逸，哪种生活更让人日常向往呢？
至于国人尚武精神遗失，责不在宋朝，《水浒传》中民间尚武之风盛行，连宋江那种刀笔小吏都能耍两套刀枪，出门还能随身携带兵器。
真正让国人变得怯弱的，是元朝的血腥镇压和高压政策，比如四个家庭才能共用一把菜刀，惧民、防民手段千古罕见。加之后来的明清，不仅延续了这一传统，又以“文字狱”摧毁了中国人的精神，民族精神惨遭阉割，尚武精神也终于断送了。
03
打破阶级固化
在宋朝之前，中国处于一个阶级长期固化、平民翻身无望的噩梦时代。
秦之前，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制。
两汉，官员的选举任用绝大多数是察举和征辟，所谓察举大多数情况就是豪门大族相互推荐，征辟的前提是有高官贵戚赏识，征辟的公正性和几率都带有很大的随机性。
魏晋南北朝盛行的九品中正制，朝廷选拔人才的权力就完全到了世家大族的手中。
开启科举选才新篇章的隋唐，录取规模很小（唐朝科举一次录取只有20人左右），阅卷品评有制度缺陷，社会晋升之路依然被世家大族垄断。
有唐一代，世家大族在朝廷中的势力之显赫并不逊于魏晋南北朝。据笔者统计，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崔氏、韦氏、卢氏、郑氏、李氏、王氏六大家族共出了102位宰相，其中博陵崔氏和清河崔氏27位，京兆韦氏19位，河东裴氏18位。
宋代科举的进步，一是扩大录取名额，一般都有二三百人，最多有五六百人，是唐朝的十倍、二十倍之多；二是推行糊名法和誊录法，阅卷的考官看不到考生的个人信息和笔迹，无法徇私舞弊。
《现代的拂晓时辰·宋》一书中，作者对南宋宝佑四年《登科录》的统计显示，样本601名进士中，平民出身417名，官宦子弟出身的只有184名，这种结构充分说明宋代科举打通了社会晋升通道。
读书人社会阶层晋升通道的畅通，在诗歌方面也有明显反映。
奈何青云士，弃我如尘埃。
——唐·李白·《古风·十五》
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
——唐·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宋·《神童诗》
唐代文人怀才不遇的愤慨、无奈，李白、孟浩然、陈子昂、李商隐的诗歌多有印证，李白那样的天才想要仕途进步尚且还要托玉真公主的门路，何况更多的普通人。唐末的黄巢起义，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社会上升通道堵塞、不公正引发的政治灾难。
在官职上，唐代文人的地位就更无法与宋朝相比。
唐代著名诗人中，官位最高、爵禄最厚的是高适，官爵分别是节度使、渤海县侯。论管辖范围，略小于明清的巡抚，而实际职权大于巡抚，充其量也就是从二品。宋代文人中，位居宰相、枢密使、尚书等高官的，就数不胜数了。实现阶层飞跃的典型如吕蒙正、范仲淹，身份卑微、家境贫寒，却通过科举逆袭成为宰执大臣。
04
司法空前公正
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相对最公正的时代，是两宋时代。
宋代司法制度的特色，一是独立审判，二是珍惜人命。
《水浒传》中，林冲被陷害持刀闯入白虎节堂刺杀太尉，但到了开封府审判，太尉面对审判结果也不能干预，后来林冲身为阶下囚，堂堂太尉居然不能动用权力指使沧州地方司法系统迫害林冲，而是从太尉府派人，俨然有司法独立的气象。
再说武松在阳谷县犯下杀人罪，但州官酌情量刑，只是脊杖四十、刺配两千里。
宋朝对个人生命权的尊重和珍惜，在历来腥风血雨的官场也有体现，北宋朋党之争激烈，但极少有直接死于冤狱中的，最惨不过发配海南岛、罢官、剥夺名誉。
而自两汉、魏晋、隋唐、明清，死于司法制度黑暗和缺陷的王公大臣、平民百姓不可胜计，仅明初四大案牵连被杀的皇亲国戚、朝廷大臣及其家属就达十几万人。
贰
两宋经济科技
01
经济巅峰
两宋经济发达，是中国古代的一个巅峰。
各种手工业制造如制茶、瓷器、丝绸、白酒，服务业如金融、出版、对外贸易，都达到了空前的发展高度。
▲《清明上河图》中的汴梁街景
商业极度繁荣，商品消费崛起，城镇商业活跃（1077年，530个市镇的商业税占国家财政收入的29%），城市化率空前提高（北宋城市化率达到20.1%，而1800年的欧洲才13%）
从历代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对比上看，宋朝也是一枝独秀。
唐天宝年间，帝国最鼎盛时期，中央财政收入约1053万贯；
1077年，北宋财政收入约7229万贯—1.08亿贯；
1578年，经张居正改革后，明朝财政收入1854万两（贯）；
1893年，引进现代工业三十多年后，清朝财政收入8900万两（贯）。
而北宋的国土面积是历代汉民族政权中最小的。
02
科技发达
台湾科技史学家指出，两宋的一流科学家占了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38%。
具体表现上，官僚队伍中出现了沈括那样的科学家；宋代理学“格物致知”的追求在科学领域非常贴近现代理科对自然本质无限探索的精神；朝廷对科技发明相当包容，还有物质奖励。
科技的发达也应用于军事，突火枪、火炮（近似手榴弹）、引火球（近似燃烧瓶）、猛火油柜（近似火焰喷射器）、床子弩（古代最强的机械弩，射程1500米）、车船（自行车原理作用的脚踏轮桨）、铁甲船都在宋朝出现，这是宋军得以抵抗北方强悍的少数民族生存三百年的关键因素之一。
叁
国家政权稳固
01
皇位继承有序
古代中国皇位传承问题，处理最好的是宋代。
西汉有吕后当国、窦太后垂帘、霍光废帝，东汉明帝以后就一团糟；
西晋八王之乱，北国沦陷；
唐朝，玄武门政变、武周篡政；
明朝，靖难之役、夺门之变。
只有宋朝，除了“烛影斧声”传闻，皇位传承从没有发生皇族血腥内斗事件。
这从王朝在位皇帝的数量也能看出端倪：
02
政府运行平稳
宋朝是历史上少有皇族、宦官、后宫、外戚、军阀、大臣干政的朝代。
两汉的外戚、后宫干政尤为严重，从建国初的吕氏到亡国时的王氏，外戚干政几乎伴随着西汉；皇族内部也不安宁，七国之乱、梁王争储；即便是汉武帝，也当了六年摆设，其后田蚡干政；
东汉则是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相互残杀，明帝以后，皇帝就成了这两派中间的玩物。
唐朝是国家权力系统运行最不稳定的朝代，皇族、宦官、后宫、外戚、军阀、大臣干政，史上罕见的六毒俱全的朝代。
唐朝在代宗之前，六位皇帝的继位都伴随着屠杀、阴谋、宫斗；后期宦官专权，被杀的皇帝就有3个；外戚武承嗣、武三思、杨国忠专权，尤其杨国忠激发了葬送唐朝国运的安史之乱；后期藩镇割据，造成的战乱、动荡持续到北宋建国。
明朝也是皇族、宦官、大臣干政严重的王朝，皇族阴谋夺位在王朝前期频频出现；明朝宦官“人才辈出”，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个个都是业界高人；明朝党争也十分激烈，洪武朝淮西党和浙东党、胡惟庸党，嘉靖朝严嵩党与士林，明末阉党和东林党，朋党之争严重消耗了明朝国力。
而这些问题，宋朝除了南宋贾似道祸国之外，其他极少出现。即便是北宋有激烈的党争，但主要是路线、政策之争，不像明朝党争一样，纯粹是权力斗争、意气之争，迫害人才致死，造成重大政策失误。
03
文明王朝
宋朝是古代中国唯一没有发生全国大规模农民起义的朝代。
西汉末年有绿林赤眉起义；
东汉末年有黄巾起义；
隋朝有隋末农民大起义；
唐朝有王仙芝、黄巢起义；
明朝有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
宋朝也有农民起义，不过规模很小，王小波、李顺在四川起义，不到两年被平定；宋江起义被海州知州张叔夜招降；浙江方腊起义半年被扑灭；洞庭湖钟相杨幺起义延续六年，被岳飞平定。
什么是政治？
政治就是人心向背。生活在汉、隋、唐、明的老百姓，选择了武装起义抛弃自己的政府，而宋朝百姓没有，孰优孰劣，当事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宋朝能够赢得百姓拥护，除了制度上的成熟和社会稳定，离不开社会福利制度和救济制度。
宋朝是最早建立官方贫民救济制度的朝代（之前主要是靠寺院），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施行“惠养乞丐法”，自十月入冬后凡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每人每天“给米豆各一升，小儿减半”，社会贫困线的标准是：田产20亩以下、资产50贯以下。
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又颁布“居养法”，既由国家赡养没有住所的贫民、孤寡老人。
宋朝对救灾很上心，比如苏东坡在颍州、扬州、杭州等地为官时，因救灾、民生问题就曾多次恳求免除税负、增加财政救济。
宋朝另一个救济措施就是“招兵代赈”，任何地方一旦发生灾荒，除了救济，就是去当地招兵，跟罗斯福新政中“以工代赈”如出一辙，实际上也有小规模的以修农田水利、防洪设施为名的“以工代赈”。
这实际上就是采取增加社会就业的措施，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这一切都建立在雄厚的财政基础之上。
其他民生福利，诸如设立“慈幼局”由政府收养弃婴，贫民生育救济，政府义诊、施药、开办福利医院，教育廉价（宋朝底层人日工资100文，学费每日一两文），太学免费并发放补助等等，都体现了王朝的文明和先进。
据《剑桥中国经济史》著名汉学家郝若贝研究统计，1093年，北宋朝廷支出中，救灾、国家补贴、军饷、灾荒救济占到总支出的36.8%，还有42.1%的不明支出项也包含了一些民生福利项目。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水浒传》中即使是那个懦弱、无用的武大郎，也能在县城过得有滋有味。
这样的社会，谁还会去造反呢？
肆
对外方略问题
01
宋朝外患
中国古代王朝，到了北宋，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与汉唐、明是全然不同的。
匈奴的强盛时期，是冒顿单于在位时期，即公元前209年-公元前174年，也就是说从汉文帝六年起，匈奴已经过了最强盛时期。
唐朝的大敌突厥，在隋开皇三年即公元583年就已经分裂成了东西突厥，到唐太宗时期，东突厥内部不和，实力大不如前。
明朝的边疆威胁，是没落的北元，即便如此，明朝为了解决边患问题，不得已迁都，明英宗时更爆发了土木堡之变，明蒙战争断断续续打了204年，也没能消灭对手。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匈奴、突厥、北元（1368年之后的蒙古），都是没有完成封建化的游牧部落民族，无论是制度还是文明都很落后，处于军事部落联盟阶段，所以匈奴首领称单于，突厥首领称可汗，蒙古首领称大汗，而宋的对手辽、金、党项都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而非部落，它们的首领叫皇帝。
从政权组织结构来看，匈奴、突厥、北元，单于（可汗、大汗）跟下辖的部落首领之间，不是强有力的统属关系，更近似于合作伙伴，只是单于们的威望、人气更高或者血统更纯正，它们要发动战争需要跟这些小部落的首领协商，而不是直接签发命令，故而它们的战争动员、组织能力并不像中原王朝和辽金西夏一样。
从物质文明的角度看，匈奴、突厥、北元，都是不会修筑城郭的，都是住在帐篷里，没有首都，所谓王庭，就是几千顶帐篷而已，这也决定了它们的抗自然灾害能力和守备能力极差。
它们的落后，有很多事实论证。
汉武帝朝卫青、霍去病之所以能打赢，在于匈奴不会修建城池，所以汉军千里远征不用带攻城器械，也从不打持久战，汉匈战争决定汉军能否胜利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到匈奴军队（明初冯胜、蓝玉北征蒙元也是如此），况且匈奴人连铸铁技术都不会，箭头是鱼骨做的，杀伤力极其有限，军队没有铠甲，防御能力也很弱。
唐朝攻打东突厥，由于没有强大的王权，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既内部不稳，能够发动的兵力有限，同时又遇到大风暴，雪积数尺，淹没帐篷，人缺食物、马缺草料，部落遭到毁灭性打击，才被李靖三千人轻易击败。
而两宋的对手，契丹、女真、党项，都是高度封建化的王朝，它们建立了跟中原一样的帝国制度，创立中央集权政府，修筑城池，已经不再是部落，而是完整意义的国家，并且学会了冶铁，军事力量大为强化，同时经济水平也在大幅追赶中原王朝，整体实力相比匈奴、突厥有了指数级提升。
因此，可以说北宋之前的北方少数民族，跟两宋时期的少数民族，完全是两个概念，有天壤之别。
所以，即便有汉武帝反击匈奴，唐朝对北方、西方的远征，明朝的北伐，但打击的都是落后且走向衰落的游牧民族部落，而宋朝的对手辽、西夏、金、蒙古，都是处于国力上升期、完成封建化的先进少数民族国家，打赢的未必就真强大，打输的未必真弱小。
02
和平外交
宋朝最为人诟病的是向辽、西夏、金纳岁币，屈辱求和，懦弱无能。
但汉唐的对外政策就没有屈辱吗？
不是的。
西汉自“白登之围”后，前后六次和亲。
从唐初的高祖、太宗开始，唐朝和亲高达16次，高祖时和亲西突厥，太宗时和亲吐蕃、突厥薛延陀部、吐谷浑。
北宋向辽、西夏纳岁贡的负担，以1093年为例，47.72万两白银，只占政府总支出的0.7%，而这些钱在边境的互市贸易中，北宋可以凭借贸易中的优势（出口高技术含量、精美的手工业制成品）数倍的赚回来。
中国人觉得扬眉吐气的汉武帝伐匈奴，举全国之力，自西汉开国七十余年积蓄的国力，一二十年就被掏空，西汉从此走向衰落。
唐朝长期对外战争，军人势力做大，在国力最强盛的时期爆发安史之乱，平叛过程中边患问题日益严重，藩镇割据，一蹶不振，最严重的是整个西域丢失（北宋疆域受限，实是替唐朝背锅），首都长安受到吐蕃、回鹘威胁。
还有部分国人称颂的明朝，对外不和亲、不纳贡，似乎骨气刚刚，实则不然。
自明朝建国与蒙古前后持续204年的战争，对付的是一个落后、衰弱、破碎的蒙古，然而边患从未消除，最后还是以议和、开榷场收尾，明朝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几十万的生命和难以统计的军费损失，边疆长期处于战乱、紧张状态，国家发展大受牵制。
到了后金崛起，这个完成封建化的渔猎民族，仅仅只占据了东北一隅之地，大明也奈何不了它，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把大明搅得不得安宁，而两宋王朝在跟后金同等实力的辽、金、西夏的对抗中，存活了320年。
从战和是否利于国家的角度看，两宋更现实、高明，而汉、唐、明有骨气却不理智，可以说两宋输了面子、赢了里子，汉、唐、明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所以，我们发现真正的两宋，是制度成熟、经济科技发达、百姓支持、军事强大、统治开明的王朝。
比起汉、唐、明，它的伟大不是显而易见吗？
参考书籍
1，《史记》
2，《旧唐书》
3，《剑桥中国经济史》
4，《现代的拂晓时辰·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