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紧，天气再冷，也要走一趟。
去居委会办事，要求出具一份从前上班的单位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我是粮食系统的职工，当年参加工作时爸爸还羡慕我：你是全民工，我还是集体工呢。十多年前单位改制，管你什么工什么职位，通通签了置换协议，下岗。
地址变了，从原来城中心最繁华的地段搬至城南一枫树夹道的静谧处，粮食局也改成商务旅游和粮食局。一月一年都会留下时间变迁和打磨的新痕，十几年了，什么不会变？估计，人也全部是新面孔吧。
我走进去，随便轻推开一张办公室的门，准备先问下这事找谁。办公室内只有一个人，五十多岁的男士，戴眼镜，清爽稳重，是干了一辈子的公务员范。
听了我的来意，他说，你去找楼上教育人事股，罗主任。我道谢欲转身，他又问：“你好面熟，你姓谢？你是不是以前在粮食局门口的粮店上班？”
“是啊，就是我！”我猛地点头。那时我才参加工作，在大米厂门口营销部和机关粮店都上过班，都多少年了，竟然还有人认得出来，着实令我惊讶。他应该是在局里上班，进进出出的打我上班的地方经过，所以记得我。但是我真的不认识他，没一点印象。可能是我那时工作太认真，忙于和米面油打交道，没留意外面的世界。或者过往的人流太多，每张面孔于我都是一瞬的陌生人。别人记得你你却像个失忆的人，似不太礼貌，便不好意思再多说和问他名姓，匆匆致谢转上二楼。
教育人事股办公室，仍然只有一位办事人员。“罗经理，是你！”我一眼就认出楼下让我找的“罗主任”是我从前公司的罗经理。
“罗经理，你一点没变，还是原先的样子。”我说。
“是吧，我以前没这么老吧？”罗经理还是那么风趣幽默，憨实的笑容在厚厚的眼镜片下一览无遗。他从一大摞资料中找出来几扎，说我的合同证明书应该在内。我们各翻一扎，我一张张翻下去，江陵，玉珍，方勇，小毛，朝阳，建中，铁兰……好多熟悉的名字，她，他，都是我曾经的同事。不是说世界很小吗，但这么多年，绝大部分人是没见过的。改制，让我们丢了工作，经历过迷茫之后是面对现实的清醒，密如蛛网的路，总有一条可以收留我们的脚步。共过事，路过彼此华年的人，愿你们安好富足。我在心里默念。
我的手指碰触着白纸黑字，写了名字的纸张立刻生出一重旧时光的温情，每个名字对应的人便以那时候的样子从我尘封的记忆里走出来。
那时，我们多么年轻。
那年十月，我分到粮贸公司上班。没上多久班就到年底了，开年终总结大会。挨我坐的同事朝阳是个活泼可爱的姐姐，她对我说：“从前我是公司的满妹子，现在是你了，咱们公司阴盛阳衰，放心，没人欺负你。”头发上扎着白手娟的她笑语翻飞的样子煞是好看。
另两男同事，小邓和建中，却悄悄地对我说：“满妹子头年是没过年福利发的，等下就会杀猪，肉鱼面油，腊味卤味，水果，拿都拿不完，还有红包，你，没份。吃了饭你就可以回家歇假了。”
我哦了声，听着楼下的猪叫，有点失落。堆在会议室隔壁的水果，昨天我还帮着搬了好多箱呢。好吧，反正才上班几天，没有也正常。
大家其乐融融地聚餐，酒满菜香。吃完饭，我拎着包准备离开。公司老书记拦着我：“你的过年物资不要？谁帮你领？”
“我也有？他们说没分给我呀。”我瞪大眼睛说。
“他们？这几只鬼崽仔的话你也信，有宝气吧你？”老书记手指着那边桌上作咬牙切齿的恨样，我看见欺生的几个人躲在人堆里笑，可气。
朝阳知道后挥拳头追打他们，惹得一群姐姐们围观，直到他们求饶，用帮我们送物资回家将功补过才算完。
粮食改革前，粮食实行统一收购平价发放的，并不进入商业流通市场。而粮贸公司是唯一一家可自主购销粮食的公司，俗称议价公司。我们公司女职工多，职场环境造就了一个个都是精明能干的主。赚钱，是为公司盈利润，为自己赢奖金。但那一次，我们输了。
局里组织拔河比赛，我们的对手是阳三米厂。其实我们的阵容还蛮强大，身高一米七微胖的会计黄姐站第一个，个子矮但结实的邱姐抓绳尾压阵，俗称吊砣，我们这些年轻的不重不轻不高不矮的一群人蚂蚁般粘在中段。阳三米厂的姐姐们一出场，我们立马感到压力山大。一个个袖子一撸，手臂手腕都是鼓起的肌肉啊。
经理和书记在一旁加油：别怕，你们起码也要和她们缰持个分把钟！
这就分出胜负了，言下之意不过叫我们为荣誉而战，别死的太难看。
随着裁判的一声“开始”，四周的“加油”声和跺脚声如潮涌，两队的助威者边喊边作出拉扯的手势，那架式和力气不逊色于比赛的人。我明显感觉脚下站不住，被对方拽着往前走。不出二十秒，我们十几号人一齐过界，轻而易举被拽到了对方的阵地。
“她们也太不经拔了，花拳绣腿。”
“扛米包子的女人有劲，真不是吹的！”
“风一色对砣一色！粮贸公司就是风一色，怎么拔得过米厂的砣一色！哈哈哈……”还有人拿打麻将的大番子套用上了！人群里的笑声比刚才的加油声还大还久，我们面带羞涩离场，春风得意地吃着男同事为我们预先准备的庆祝零食。还是自己公司的人好，输了也是一样奖励！
年轻不识愁滋味。转背我们便一如既往的勇敢，站在上班的路上迎着光，我们也许还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只想每一天都活得漂亮奔放。
有一次我们门市部经理拿到一局长特价批条，五吨特价早籼米，去一米厂拖。经理让我和珍姐叫上一小货车去了，她负责任验货装货，我挎着钱包去开票。我拿出批条，一米厂开票收钱的人看也不看条说，仓库正满着，开吧。按着特价付了钱开了票，批条仍在我包里。从仓库装好货出门，一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拦着我们，我们跳下车。他说，他正要买这种米，问了厂里说没有，怎么你们一大车拖？
“我们是仪价公司的，我们手上有………”我掐了一把珍姐的后背，说：“我们和米厂一家人，当然不同。怎么你要啊？卖你啊！”
二十分钟，那人按我们公司的批发价装走了这五吨米，我的包又鼓起来。天气热得要死，我们开心得一口气吃了三支雪糕。珍姐说，钱是赚了，公司的货怎么办？我扭开挎包，那张批条在阳光下灿烂无比。
但我们还是担心一米厂的人猜疑，故意磨蹭到下午上班，米厂是三班倒的，下午开票的人换了。再去开票，听见米厂一负责人在办公室说，早籼米一两也不能动了，要进直属库的，除非有批条。我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回到公司，货卸钱交。经理给报销了快餐和雪糕：“不错呀，有销售头脑！”只是，他不信也不肯一人报销三支雪糕：我吃一支也牙齿疼，你们怎么能一口气吃三支？
我还想吃第四支呢。我心里嘀咕。我们之间的年龄差多少，两支雪糕而已。
我们沮丧了半天，为公家而吃的雪糕咋就不给报？我们的工资真不够用呀。特别是夏天里，花销奇大，裙子，鞋子还好，主要是一刮即破的长丝袜，七八块一双无异于奢侈品。
凉鞋套袜，蠢不扯发。女儿妮子都知的穿着通则，在我上班的年代却大行其道，又美又时尚。有一次我们骑自行车经过南门口，我拐弯太快，摔倒了。小腿当面骨磕伤，痛出眼滴。
同事们近来再细看，破了皮渗出血的伤口上，透明的薄丝袜竟然一丝未抽！我立马破涕而笑，她们扶起我，一扎齐笑得花枝乱颤，仿佛我们都是被幸运眷顾捡到宝贝的人。
南风阵阵，吹不散同事间的种种纯粹，吹不皱青春的朵朵笑面。
最好笑的事当属我临产前的一件事。
在家待产的我打电话去公司问生孩子的费用有无报销的事，接电话的是只比我大几岁的新来的潘经理。当时粮食改革正如火如荼，局机关的人都下基层。潘经理就是原局里财基股的股长，一对数字敏感的理工男处理其他事是不是也很有序有谱呢？他听了我的询问说：“哎呀，这件事我都不了解具体情况，政策也不蛮清楚，你莫慌，你先去医院生孩子！”
我老公扑嗤大笑：“你们经理蛮有味，难道没报销咱就不生了？”
想到胖胖的笑容可鞠的潘经理，我忍不发笑。翻过一页，手指尖落在“谢艳君”三个字上。“找到我自己的了！”我说。
罗经理停止了手中的翻阅：“来，帮你再复印一份，居委会要收就给复印件，原件留着，以后也许要用。”熟人好办事。曾经的同事，是最熟悉的熟人。
走出楼，冬天的风在枫林深处谱成一曲金色的歌，路过的人也轻声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