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平衡,如今的世界格局缘何而来?——《世界秩序》读书笔记

关于作者:亨利·基辛格作为20世纪最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之一,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与历届中美政府领导人都有良好的友谊,其所著的《论中国》也是在世界范围有广泛影响力的畅销书。

关于本书:本书先是介绍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和应用,随后介绍了欧洲、中东、亚洲、美洲等地区不同国家间奉行的外交和国际战略,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外交视角为我们揭示了世界秩序的发源和脉络,最后还探讨了在新的信息化时代国际秩序的发展可能。全书一以贯之的是作者对于和平和秩序的期盼,希望世界能在发展演变中求同存异,共同探索出适合全世界和平发展的世界秩序。

下面分三部分来介绍本书,第一部分介绍近现代主流的国际秩序“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第二部分介绍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应用,第三部分是介绍区别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特殊性地区秩序。

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诞生

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近代欧洲的主流政治韬略认为,秩序源自平衡。这并不是说,欧洲各国的君主比其他文明的君主更能抵制征服带来的辉煌的诱惑,或对一个抽象的多样化理想更加执着。欧洲的君主只是缺乏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的实力,特别是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再也没有能实现大一统的强大帝国,即使是拿破仑、希特勒试图达成这一成就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元化成了欧洲秩序的典型特点,并且随着两次世界大战推向全球。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它的条款不仅简单明了,而且涵盖范围广。国家,而不是帝国、王朝或宗教信仰,被确认为欧洲秩序的基石。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同时规定了外交往来的方式,包括向对方国家的首都派驻常任代表,以规范各国之间的关系,提高促进和平的技巧。该体系最妙之处在于其程序性和可操作性,这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原因。这一合约的诞生是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国家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后相互妥协的结果,签署后,教皇的权力受到限制,仅行使教会的职能,主权平等说大行其道,国家正式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在击败拿破仑后维也纳会议的均势原则则是对这一体系的补充完善,二战结束后雅尔塔会议后建立的联合国更是将这一体系进行了实体化。

二、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应用

均势的欧洲: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核心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均势与平衡, 英国是维护大陆整体局势稳定的捍卫者,防止欧洲大陆出现过于强大的单一国家,法国则是中欧地区均势的操纵者,旨在防止统一的德国崛起为欧洲的头号强国。英国自从靠远洋贸易崛起后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岛国地理优势,很好地充当了离岸平衡者的角色,一次次联合大陆其他国家挫败了曾经的欧洲陆上第一强国法国企图统一欧洲的野心,在德国统一并崛起后则是联合法国等其他国家制衡了德国的霸权企图。法国则是在19世纪以前都很好地遏制了德意志的统一和崛起,直到俾斯麦通过合纵连横完成了德意志统一这一壮举,并取得了普法战争的胜利后,德国的崛起才开始不可阻挡,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彻底打破了欧洲的均势。但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打破了欧洲的均势,但却让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走向全球,成为了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

扩张的俄国:欧洲开始将多极化作为走向均势的一种机制时,俄国还在中亚大草原这所严酷的学校里培养地缘政治意识。为了争夺资源,中亚地区的众多游牧民族在几乎从未有过固定国界的茫茫大草原上相互厮杀。由于未能完全控制自己周边地区而遭到蒙古人的入侵,坠入噩梦般的“动荡时期”。在17世纪初长达15年的时间俄国疆域上没有一个王朝,直到1613年罗曼诺夫王朝建立。在此期间,俄国人口的1/3死于外族入侵、内战和饥荒。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国际秩序看作一个复杂的平衡机制,而在俄国人眼里,国际秩序是不同意志之间持续不断的较量,每一个阶段俄国都要倾其物质资源扩充领土。俄国认为只有把自己的绝对意志强加给四邻,才能确保自己领土的安全。1672年,彼得大帝诞生在一个基本上仍停留在中世纪的俄国。当时的西欧已经经历了大发现时代、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革命,正处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前夜。 彼得大帝决心全面研究近代社会的果实,以近代化的成就为准衡量俄国的进步,并且修建新都圣彼得堡作为”面向西方世界的窗口“。在俄国以其坚韧的民族性挫败了拿破仑的入侵后,沙皇亚历山大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携战胜之威君临维也纳会议,企图建立一种新的超越各国主权利益的国际同盟,弘扬基督教教义。 然而,在其他各国与会者的努力下把亚历山大救世主似的构想转化为继续保持各国独立但又尽可能避免冲突的某种成果,欢迎俄国加入国际秩序而又不被它的拥抱压垮。

孤立的美国:美国的建国是在欧洲向美国输出的情况下完成的,可以说美国集中了欧洲大部分的激进分子和革命主义者,所以说美国的先驱是非常有开创精神的。由于没有历史的束缚,得以肆无忌惮的去发展,野蛮的生长。并且美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外交和军事政策上可进可退,其两党交替执政的国情也使得很多政策缺乏长期性,很可能随着不同总统执政理念的区别而推行前后迥异的外交政策。在独立战争以后美国长期奉行的是孤立的外交政策。但在美国发展壮大以后,特别是在西奥多·罗斯福上台以后,开始对美国进行世界警察的定位,企图效防英国在欧洲扮演的离岸平衡角色,在世界范围扮演一个平衡者,而且美国的强大也让他有了做这件事的资格,但是同样由于美国的选举制度,导致西奥多·罗斯福两任总统任期结束后,塔夫脱没有继续他的外交理念,重新回到了孤立的状态。因此美国的外交政策可以说始终在摇摆,一种是相对孤立性质的,对山巅之城的光明憧憬,一种是在世界范围内以世界警察的身份推行“自由平等”的美式价值观,或者是这两种政策的结合,在每个总统的任期结束后都有改变的可能。虽然美国总统们往往有个人实现的诉求,而且在早期美国可能确实有在世界范围传播民主自由精神内核的强烈理想主义渴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理念的传播往往只是内在利益诉求和价值实现的表面包装。美国对外往往宣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民主和自由的实现而非是为了利益,他们有时也确实表现出一些理想主义的行动方式,特别是威尔逊总统哲学式的世界秩序理念为后续的美国执政者打下了美好的理念基础,使得他们内心有了某种自认为伟大而崇高的追求。不过其原因某种程度上也可认为是对于这种理念执行贯彻的前提需要强大的国家实力,和美国的利益也是一致的,因此美国在近代史上的很多行为表现出一种摇摆性。

三、中东和亚洲相对特殊的地区秩序

多样的亚洲:亚洲和欧洲在发展路径上是不太一样的,亚洲在近现代以来,大部分国家有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但是在争取独立以后,他们对威斯特法利亚体系的拥护比欧洲国家更加认真,他们更加认可这种国家独立的主权体系,很珍惜国家的独立性。亚洲的地区秩序也远比欧洲要复杂,欧洲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以国家之间的均势为基础,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相对也比较接近,但是亚洲基本上属于印度和中国两个超级人口大国唱主角,还有日本,在很多方面也不逊于这两个国家,其他国家大大小小,有各种各样的利益考虑。同时亚洲的历史比欧洲沉淀的更加多一些,所以在外交上的一些手段也更加灵活多样,产生了非常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利益伙伴关系。而且欧洲一般来说不会引入外部参与者,亚洲则是有以美国和俄罗斯为首的外部参与者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以日本来说,日本具有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适应性,相比于中国和英国接触后仍然不屑一顾的大国姿态,日本在黑船事件后发现了和西方的差距,虚与委蛇,奋起直追,这也是日本在近代超越中国的原因。日本全盘学习西方以后,特别是在战胜俄国以后对西方国家的实力有了一定的认知,开始向亚洲进军,展现出一种强烈的帝国主义风格。二战失败后,又及时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臣服于美国,取得了极其瞩目的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他们又开始对亚洲格局进行新的判断,判断美国在亚太的布局以及中国崛起的影响,从而开始调整自己的国家战略,就日本近现代的历史表明了他们非常强的适应性和执行力,以及极强的民族凝聚性。以印度来说,印度发起不结盟运动既有对于世界局势的判断和左右逢源的考虑,也是因为印度国内情况复杂,各种各样的宗教、种族和利益团体交织,站在哪一边都有使国内均势不平衡的可能,因此他联合亚非国家发起不结盟运动,提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在中国的发展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后来在外交上也借鉴了印度的这种策略。但是由于中国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目前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使得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与现状不够匹配,因此,中国又提出了新时代的历史定位,更加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这个也是中国随着历史阶段性的改变积极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举措。

混乱的中东:伊斯兰教不同于有史以来的任何其他社会,它具有极强的扩张性,在某些方面又追求极端的平等主义。它规定每日频频祷告,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强调宗教和政治权力的一体性,从而把伊斯兰教的扩张从一项帝国的事业变成了一项神圣的义务。不断扩张的穆斯林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同样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 可以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在持续数个世纪的圣战后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终于达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但这种平衡随着以色列的建立再次被打破,数次中东战争后极端主义和独裁政治开始在中东滋生,很多伊斯兰恐怖主义分子认为,一些国家形式不足以支撑伊斯兰教义的实现,所以说他们以一些极端的方式,企图让中东地区去西方化,恢复伊斯兰世界的秩序。伊朗自诩为波斯帝国的继承者,在中东是比较特殊的,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之前也并非是信仰伊斯兰教,被穆斯林征服以后开始信仰伊斯兰教,但是也带着自己的民族性,他们对周边国家有一种轻视的态度,认为自己才是正统的帝国,是文明世界的中心。但在霍梅尼革命之前,伊朗还是比较遵守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尊重国与国之间的区别,但在宗教主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以后,开始作为一种神权主义的国家,以伊斯兰教义来进行指导国家的发展。得益于其悠久的历史,伊朗在伊核谈判中展现了灵活的外交手段,在减缓外界制裁的同时继续发展核设施以争取话语权,使得中东存在出现有核国家甚至核扩展的潜在危险可能。并且伊斯兰世界内部也存在着以沙特为首的逊尼派和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之争,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因为美国的插手秩序混乱,再加上俄罗斯和英法等国的介入,此类种种也导致了整个中东局势的无比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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