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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朝行政区划
领土范围
宋朝疆域变化(7张)
政和元年宋因五代之旧，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的分裂局面，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统一。宋与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由于失去燕云十六州的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在与西夏的作战方面，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崇宁三年（1104年）收复失地，置陇右都护府。建炎南渡之后，宋朝领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85] 绍兴八年（1138年）金朝领三省事宗磐等人将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宋朝。 [86] 绍兴十一年（1141年）《绍兴和议》后，以淮水—大散关为宋金国界，南宋割唐、邓二州及商、秦二州之大半予金。 [87]
行政区划
北宋疆域 [88]
宋朝汲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一级行政区划改为“路”。至道三年（997年）始定为十五路，包括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江南、荆湖南、荆湖北、两浙、福建、西川、峡、广南东、广南西五路。咸平四年（1001年）分西川为利州、益州二路，分峡路为夔州、梓州二路。天禧四年（1020年）分江南路为江南东、西二路。熙宁五年（1072年）分京西路为南北二路，分淮南路为东西二路，分陕西为永兴军、秦凤二路。之后又将河北路分为东西二路，分京东为京东东、京东西二路。崇宁五年（1106年）又将开封府升为京畿路。 [85]
宣和四年（1122年）宋金盟约，约定灭辽后宋得燕山府路和云中府路。结果后来并未设置。建炎南渡后，宋朝设立两浙东、两浙西、江南东、江南西、淮南东、淮南西、荆湖南、荆湖北、重庆府、夔州、潼川府、京西南、成都府、利州、福建、广南东、广南西十六路。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防务贫弱，也让终宋一代外患不止 [89] 。 [85]
宋朝共有四个京城，分别是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 [90] 、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 [65]
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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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朝政治制度、宋朝官制
宋朝名臣(11张)
宋朝的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的政治制度。但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担任，而是另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宋朝的相权大幅萎缩，仅负责行政职能。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合称二府，掌文武大权。又设盐铁、户部、度支三司，主管财政大权，号称计省。这样三司、宰执、枢密使三权互相制衡，因此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宋朝还在御史台之外增设谏院和置谏官，这些都是监察机构，负责弹劾等事宜。 [91-92]
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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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朝军制
组织
宋太祖建国初年，为加强皇权和军事阶层的稳定，决定加
宋代武士 [93]
强中央集权，防止将领剥夺权利 [94] 。建隆二年三月，宋太祖削去都点检这个重要的禁军职位。同年七月，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武官的军权，禁军的领导机构改为殿前司和侍卫司，分别由殿前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和马军都指挥使（三帅）统领。但是，三帅无发兵之权。宋朝在中央设立枢密院来负责军务。枢密院直接对皇帝负责，其他任何官员都不得过问。而枢密院虽能发兵，却不能直接统军，这样就导致统兵权与调兵权的分离。同时，宋朝经常更换统兵将领，以防止军队中出现个人势力，战争时战区司令皆由文官或太监担任，而且改变战略必须经过皇帝同意，对宋朝战力有负面影响。宋朝的建国兵力部署“守内虚外”，但在熙宁年后首都驻军减少。 [95]
北宋中期以后对辽、西夏等国的战争，使得军事费用增加，对统兵将帅限制太多“权任轻而法制密” [96] ，将不专兵，动相牵掣，“元戎不知其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让自任。” [97] 和军纪不明使宋军严重缺乏训练，终日“游戏于廛市间，以鬻巧诱画为业，衣服举措不类军兵” [98] “卫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 [99] 。张演评说：“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 [100] 王夫之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 [101] 南宋军队的主力为屯驻大兵以及三衙。屯驻大兵战斗力较强，多属私人召募部队，如岳家军，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之说。这时朝廷控制军队的能力已经弱化，枢密院的权责也逐渐缩小。绍兴十一年，韩世忠﹑岳飞等将领的兵权相继被削减 [102] 。
武器
宋代军事技术的巨大进步，宋朝以前仍
宋朝的床子弩 [103]
处于冷兵器时代，从宋朝开始火器登上战争舞台，使用霹雳炮、震天雷、引火毬、铁火炮、火箭、火毬、火枪、火炮等火器，逐步进入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水战装具的发展，舟师仍在江河、濒海地区发展，南宋时还尚有车船。投石机方面有车行炮、单梢炮、七梢炮与旋风炮等 [104] 。
城防设施发展出城制、弩台、敌楼等设施。其中以山城防御体制最具有名，南宋守将余玠于四川防御蒙军，为了巩固渝川地区，他采用“守点不守线，连点而成线”的方针，修筑钓鱼城（重庆合川区东）、大获（四川苍溪南）、青居（四川南充南）、云顶（四川金堂南）、神臂（四川合江西北）、天生（重庆万州区西）等十余城，形成一个防御网，成功抵御蒙军攻击 [105] 。
兵种
宋朝实行自愿性的募兵制 [106] 并且将灾年招募流民、饥民当兵，作为一项传统的国策，有社会福利性质，起到稳定政权作用。军队分为四种，即禁军、厢军、乡兵、藩兵。禁军是中央军，也是宋朝军队的主力。厢军是各州的镇兵，由地方长官控制。乡兵则是按机关抽调的壮丁。藩兵是防守在边境的非汉民族军队 [107] 。 [91]
在兵种结构上，步兵为主要兵种，并配有少量骑兵，车兵则逐步消失。没有北方良好牧地提供足够战马的问题终宋一代始终困扰着宋国军备（尤其在主要敌国辽、金皆有优势骑兵的情况下特别严重），并成为两宋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95]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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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 [108] 宋代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促成经济中心南移。 [109]
赋役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关于岁入1.6亿贯实为铜钱、米麦、白银、布棉、丝绢、草料等不同物产单位的合加总数 [110] ，宋代财政最高收入为六千余万贯 [111] ，商税占财政总收入约70%。 [91] [112]
农业
水排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 [113] 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 [114] 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 [109]
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 [109]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渝、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苏常熟，天下足”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 [115] 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著：王灼著《糖霜谱》。 [109] [116]
手工业
瓷器制造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
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109]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开封官窑、汝州汝窑、禹州钧窑、龙泉哥弟窑、景德镇景德窑、建阳建窑、曲阳定窑等七大名瓷窑，以及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109]
官窑（开封）、钧窑（禹州）、汝窑（汝州）、定窑和哥窑，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
哥窑香炉 [117]
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 [109]
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109] [118]
纺织业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重庆、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渝川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109]
造纸术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重庆、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渝川地区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109] [119]
造船技术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
造纸供应流程图
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109] [120]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 [121]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109] [122]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
宋代纸钞：交子 [123]
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 [124] 。 [109]
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 [124] 。 [109]
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 [125] ，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126] 。 [109]
海外贸易
宋朝瓷器(19张)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 [127] 宋朝先后在广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润州、苏州、温州、江阴军、明州、嘉兴府（秀州）华亭县（松江）、澉浦镇（海盐）和嘉兴府上海镇（上海）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 [128] 。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109]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129] 。 [109]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 [130] 。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1064年—1067年）63万贯， 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中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131] 。 [109]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朝和大理国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131] 。 [109]
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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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18500户、约达3210万人 [132-133] ，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则该年有687万户、近3710万人；至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口 [134] ，经学者考证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有2340万户、12600万人。 [8] [135]
宋金之际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自平定民乱和绍兴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约有1240万户、6450万人；南宋中后期因“人稠地狭”人口增长缓慢 [136-137] ，至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户口峰值，官方统计有12670801户、28320085口 [138] ，学者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该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 [8]
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若以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1102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金之际大约有五百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各地。 [8] [1] [135]
在人口分布上，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总数中南方占56.9%、北方占43.1%，这是唐末五代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和平发展的结果，不过宋代统一后并没有导致北方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上升，经过百年的发展到元丰元年（1078年）南方在全国所占人口比重上升至62.6%，而北方则下降至37.4%，到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南北各占比重已是64.1%及35.9%。 [139]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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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朝文化
科技
毕升 [140]
宋代，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推动下，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也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四大发明，在宋代得到改进并应用。提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141-142] 在其他方面也有颇多成就，如医学方面，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洗冤录》。针炙有了很大发展。《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种。 [143]
宋朝的历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宁宗庆元四年颁布的《统天历》。该历法由杨忠辅创制。它与现代所测数值只相差26秒，而与现行的公历所采用的数据相同，比西方《格里历》的颁行早383年。但因推测日食等不验，《统天历》只使用到开禧三年。同年又造《开禧历》代替统天历，行用于世45年。 [144]
学术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著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 [143]
文学
宋朝文学十足发达，秉诗、词、散
苏轼 [145]
文都有伟大成就。让宋朝散文走向兴盛并承接古文运动的大师是欧阳修。欧阳修的散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平易自然，为宋朝散文的风格奠定基调。三苏之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风雄奇劲简。苏轼的文章洒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带些忧郁，前后《赤壁赋》等文章确定他在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弟子也颇有出息，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膺号称“苏门六君子”。
南宋时期，苏轼的散文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而苏辙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曾巩忠实的追随欧阳修的风格，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文风自然纯朴，少有华丽辞藻。王安石也以议论文为长，风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后，宋朝的散文就开始衰落，其后的文人都无法同北宋六家相比” [146] 。 杨万里的诗歌清新活泼，以天然风景为主；范成大的诗歌关心民生，诗风清丽秀婉；陆游的诗以爱国著称，他的诗对偶工整，后人言“好对偶被放翁用尽” [147] 。
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正在编撰的《全宋诗》收录宋诗作品达十六万多首之巨。与散文相同，欧阳修也开创宋朝的诗风，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就是其所著。王安石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 [148]
苏轼的诗变化多端，雄放洒脱。其吸收前朝所有诗人的手法，并长于各种诗体，尤其是古体与七言近体，可谓别开生面，奔放灵动，成为宋诗一代大宗。黄庭坚虽出于苏门，但却开创江西诗派，他的诗歌模仿杜甫，讲究炼字煆句，显得耐人寻味。之后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褒，也堪与北宋三家相比。
辛弃疾 [149]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也称长短句。根据《全宋词》的记录，宋朝词人达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残篇总计达到两万零四百多首。词是宋朝文学的标志性体裁。晏殊被称为宋朝词家初祖，其词和婉明丽。欧阳修的词也富于花间派之风格。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词令人耳目一新，确定长调的地位，充实词的形式，丰富词的表现手法。作品广为大众喜爱以至于当时人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150] 。
其后，苏轼又对宋词进行彻底的革新，他创立豪放派，扩大词的选材范围，为后来的南宋爱国词奠定基础。周邦彦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后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属此列。在靖康之难后，忧患意识使得豪放派占据词的统治地位。其中以辛弃疾为大成。 [151]
此外，宋代“说话”（评书）非常流行，说话的内容就是话本。最著名的话本有《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一些明清白话小说也是根据宋朝的话本改编。 [152]
宗教
道教，中国的本土宗教.自战国时期就有了，正式形成于公元1世纪（东汉中期），老子是代表人物。 [153]
佛教（包括藏传佛教），汉朝由达摩于东汉年间传入中国，之后不断的与道教、儒家学说相结合，到唐初达到鼎盛时期。 [154]
印度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更在佛教之前，为佛教的雏形。
萨满教，中国宋代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中，最早出现‘珊弯’一词，即一般所谓萨满，系指巫（女巫）、觋（男巫）。即于驱除恶鬼、息灾祈愿、祈雨、招魂、占卜、治病、开运之时，既歌舞，且哭喊者。 [155]
伊斯兰教，据中国史书记载，唐宋两朝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初期。
基督教，世界公认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进入中国。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7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 [156]
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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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
衣：崇尚节俭——奢侈之风盛行。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 [12]
城镇发展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
宋朝东京
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应天（今商丘）、大名、杭州、镇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宋朝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今杭州）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157]
娱乐场所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就有十多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 [157]
南宋城市则出现了以娱乐体育活动为主的体育组织，造成原因是南宋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市民阶层的壮大以及城市文化生活的高度发展和行会组织的大发展。 [158]
宗族社团
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二十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 ；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159]
妇女地位
由于受到程朱理学的影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发扬，从五代末到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卖淫的代名词。 [160]
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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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外敌频繁，外交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北方的辽金两朝都对宋朝构成巨大威胁，其外交事务主要由枢密院的礼院负责 [161] ，包括文书往来、使节派遣和一切接待事宜等。元丰年间，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南宋沿袭之。此外，宋朝专门设置主管往来国信所，作为负责与辽、金交往的具体事务机构。而西夏、高丽、越南（宋朝先称之为“交趾”，后改称“安南”。宋时越南历经丁、前黎、李、陈等王朝统治）等国，由于宋朝视他们为藩属国，所以发出的外交文书和礼物等皆称“制诏”或“赐”，对其国家的外交承认被称为“册封”。宋朝在京城设置许多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辽在都亭驿，西夏在都亭西驿，高丽在梁门外安州巷同文馆，回鹘、于阗在礼宾院，三佛齐、真腊、大理、大食等国家在瞻云馆或怀远驿。 [1]
宋朝奉行朝贡体制，然而将重心放在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也就是“来则不拒，去则不追” [162] 。与西南的大理国保持“欲寇不得，欲臣不能”的关系，进行茶马贸易 [163] 。宋朝有名的外交家有富弼、沈括与洪皓。富弼在外交上面对大军压境的辽朝时屡立奇功。他以理挫败自傲的辽使，迫使辽使行参拜之礼，后又两次出使辽廷，挫败辽兴宗割地要求。富弼分析宋、辽、西夏三国的关系，认为辽与西夏强盛的原因是获得中国的资源与人力而至， [164] 并且协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下来。沈括以翰林侍读学士的身分，出使辽交涉划界事宜，获成而还。他在出使途中绘记辽国山川险阻及风俗人情，完成《使虏图抄》，上于朝廷。《宋史》称：沈括“使契丹。凡六会，敌人环而听者千辈，无以驳其议。”洪皓在南宋危难之时出使金朝，被拘15年，但仍不愿降金。洪皓曾屡次派人向被囚禁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县）的宋徽宗、宋钦宗及在临安府的宋高宗秘密传递消息。归国后，宋高宗称他“虽苏武不能过”。 [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