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就一直想谈一谈苏童，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几部作品的风格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至于每次读完之后，写我的故事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效仿他的文风和语气。那几部印象最深的作品是“我的帝王生涯” 和“一九三四年的逃亡” 。
我当时以为，那不过是一段时间内的痴迷，过两年就会喜欢上其他的作家。但是十年过去了，比较了更多的作家之后，仍然超级喜欢他的文笔，这或许就是真爱了吧？
1980年，苏童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经在中学里作文很优秀的苏童，到了大学里，却无法再显山露水，因为他发现很多人都写一手漂亮得好文章。
在苏童的印象中，有位要好的同学读过很多外国文学，有一次他写了一首诗，发表在创作园地，诗很短，短到只有一句话：“产房——在太平间的天花板上”。苏童非常感慨，一句话也能成诗，而且把生与死说得那么透彻。他暗自对自己说：“苏童，你还不行！”
尽管作家王蒙告诉文学青年“不要挤在文学这条羊肠小道上”。但是80年代，几乎每个大学生都在写作。用苏童的话说，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所有的有文化的青年，写作的百分比很高。他没有提到部队，我想补上几句，当时在部队里，写作的热情更是空前高涨，能在战友报登出一个豆腐块文章，就是人间奇才。我记得我们医院的一个护士，她时常在当地的报纸登出一些小小说，我们都对她羡慕得不得了。
书归正传，在那个文学狂热的年代，苏童所在班级的40多个同学中，有十几个人都在公开地投稿。同学们发表作品的消息不断传来，今天有同学在人民日报副版发表文章，明天有个说文章在《北京文学》发表了。
这些消息都成为激励苏童写作的动力，他每天都在写，一天写五首诗歌，四处寻找刊物得通讯地址，希望能够发表出来。当时，只要写上“邮资到付”就不必交邮资，唯一的成本是信封和稿纸。但苏童总是被退稿，那时的编辑很负责任，发出二十天左右就被退回来了。
每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生活委员大叫一声：“苏童，你的信！”拿过来就是一大堆退稿。虚荣心很强的苏童想出一个点子，他提出保管信箱钥匙，为班级服务，从此谁也不知道他多如牛毛的退稿了。“为了写作而写作，为发表而发表”。苏童说，那时对文学的认识很孩子气，他疯狂阅读，期待进步再快些。
学校图书馆是他最常出现的地方，姐姐也爱文学，常带书回家，很杂很乱，他就从这些书中吸取文学营养。有天晚上，一个同学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借给苏童，但第二天必须还，否则就不借。当时很多外国名著被称为“禁书”，必须换了封面才能传阅的，得本好书不容易，苏童就在水房里暗淡的灯光下，花五六个小时把这本书看完了。
“现在人们把塞林格当二流作家，我读他却深受启发——突然发现个人的生活可以写进作品里，书中写到坏孩子，把一个孩子青春期的生活描绘得细致入微，于是，写自己的心灵，我再也不愁无字可写了。”
阅读麦田的守望者让苏童相信，自身就是一座宝矿。他坚持写，梦想成为诗人或作家，写作的密度也很大。“写了两三年，两眼一抹黑。我觉得我快要没信心了，就在快要崩溃的时候，诗被刊物和小说发表了，否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坚持下去。”
苏童的诗歌处女作发表在《星星》诗刊，经手人是时任《星星》的主编叶延滨。苏童打趣地说，我“先扮成叶延滨的读者”，然后直接将诗歌投给了叶延滨。叶的回信是以《星星》诗刊的名义，告诉他有几首诗备用。
“这首诗就是后来经常被别人拿出来嘲笑的《松滩草原 离情》。”苏童说，松滩、草原完全是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就是觉得很美，便虚构了这么一处地方。
1983年对苏童来说是一个幸运的年份。这一年，他有两组诗歌、两篇小说先后发表。作为青年刊物“四小花旦”的《青春》和《青年作家》上，分别刊出了苏童的小说。
“每次的目录登在中国青年报上。在贴着中国青年报的墙上看到自己的两篇作品，我站着不肯走了，等同学来，我要自豪地告诉他们：我行了！但没人来，下午吃饭还怕被换掉，我又跑回去看，又想着有谁能看到我发表作品了。发表了，那就等于宣布我‘入门’了。”
尤其是《青春》发表他的小说《第八个是铜像》还获了奖，这极大地鼓舞了苏童继续写作的勇气。这部作品和一部阿尔巴尼亚老电影《第八个是铜像》重名，所以一下子就被读者记住了。
但是很快，苏童就迎来了更为严重的失败期。
“工作了以后，又有两年的昏天黑天的退稿。”苏童说，因为对自己的作品非常满意，投稿时总在文章后写上“希望你们尽快发表”，可是刊物差不多都不发，全退。可能是自己的写作风格有改变。那时，他开始写《桑园留念》、《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尽管这些作品都是苏童重要的短篇小说，
然而对于当年的文学刊物来说，还是显得过于前卫、先锋，很多编辑不太容易接受这类风格的作品。
“这个时候，我已经比较清晰了，我自己觉得小说写得不错，退稿是他们的失误。”因为有这个信念，他坚持写作，而且因为此前也发表过一些作品，“有一碗‘酒’垫底，我不可能放弃了。”
直到1986年，通过认识的好友把作品《清溪与河流》送给《收获》编辑，编辑说模仿味太浓，总体还算不错，就用了。
“编辑还跟我说不要仿别人，自己写的才是最好的。感谢《收获》，感谢这面文学上的旗帜，编辑的话使我从文学爱好到写好。1986是我人生中重要的一年，改变了我以前一个倒霉蛋文学青年的命运。”
1987年2月，在全国转了好几圈的稿子，一月之内突然先后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解放军文艺》全部发表，从此以后苏童没有遭遇过一次退稿。
“我真正脱离父母，独立了，那时父母工资加起一百块，稿费很高，我的工资差稿费好几倍。文学让我自立，娶老婆也不用家人操心了。”在苏童收到的若干退稿信中，一种是铅退，很多就被“愤愤地”撕掉了；一种是编辑手写的退稿信，会谈到小说里的问题及修改意见。
他第一次面见的文学编辑是如今大名鼎鼎的马未都。有一次，时任《青年文学》的编辑马未都写信给还是在读大学生的苏童去谈稿子。当时找到编辑部拜见马未都的细节，苏童已经淡忘，只记得作为一个大学生的自己，很恭敬地去见马未都，觉得马老师非常和蔼可亲；而后来见面谈到当初的会面时，马未都对苏童的印象则是个“帅哥”。
1983年发表于《青春》的处女作小说，则是梁晴，后来她和苏童先后调到《雨花》杂志，成为同事。时隔多年，苏童也还记得，当时河南郑州《百花园》刊物的女编辑郭昕，虽然只帮他发过一篇小说，却是和苏童来往信件最多的编辑，她是那么热心地帮助青年学生，因而给苏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今，所谓退稿在当下的网络写作中已经不存在了，退稿成为传统文学生产流程线上特有的记忆。每每回忆起来，苏童觉得这段经历如此美好，在散发着墨香的报刊看到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是多么幸福的一种享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发表”是天大的事情，而退稿，那段青涩的经历，也是这一代人青春期的必要成长。
苏童谈写作
“以前不写时代不是因为没有表达欲望，而是因为看不清楚。”
他解释说，如同一杯水，在当下是浑浊的，必须经过沉淀一样，许多这个时代的问题，也必须经过沉淀才能看清。所以不匆匆地拥抱时代对于很多作家来说是一个好的策略。
他也知道，一些读者对当下有热切的阅读期望，“但问题在于，他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声音，是像病人希望医生诊病吗？这种责任是作家承担不了的，而且如果一个作家对于生活中的好与坏，不能高于普通人的总结时，说出来不也是废话吗？”
苏童说，不能过分拔高作家的工作，作家不可能提供康复师的作用，而只是一个“给陌生人写信的人”，“你收一封信，可能毫无意义，也可能打开后一看，发现就是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苏童是一个“健康宅男”，不喜欢应酬，除了写作之外，没有太多爱好。
这会不会使写作的灵感和源泉逐渐枯竭？苏童称自己从不担心。因为“一个作家写来写去都会回到童年。”
“当你还是孩子时，你还没有学会用别人教你的世界观去看这个世界。你朦朦胧胧感受到的世界其实是非常文学化的，只是你没有那个文字能力去记载和描述而已。”
苏童说，在他小说写了10年后，他突然意识到一个乐观的问题，所谓的创作资源不会枯竭，虽然疲惫感会出现。成年后，你光是去探访这个童年记忆就够你一辈子努力的了，更何况在这之后，有你的动荡的青春期，有你的30岁和40岁，你的童年记忆越来越和你贴近，这样一个生命链条绝对够你写作用的了
苏童散文集《河流的秘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借助于自传性的散文笔触，苏童回忆了潮湿、透明而略带惊悸的童年生活，在对南方的风俗、生活、人物的勾勒中，披露了自己“写作的全部秘密”。
同时，他还满怀感激地细数了阅读与写作生涯中，足以对他文字生涯构成转折性刺激的细枝末节。作为当代中国最具特色的作家之一，苏童擅长在小说中把纯真、敏感的儿童视角与充满欲望、孤独、扭曲的女人世界交织在一起。
一直以来，苏童都被誉为“最了解女人、最擅写女性的男作家”。他的笔，总是表现出对女性深深的同情与伤感。苏童称，自己对女性及其命运的了解、同情与伤感，基本上都来自对童年观察与感受的回忆与思考。
在《河流的秘密》中，儿童时期的苏童，遇见了“古典派”、“西洋派”、“上海派”等不同时代风范的女子，她们属于不同社会阶层，有女评弹家、女教师，有女播音员、女裁缝、女小贩等，不同的际遇，在苏童的解读里却有着相近的起伏曲线。
正是童年的所见所闻，让苏童“少年老成”。当他开始写作时，意识到这是多么重要的财富。也因此，苏童认为“童年生活其实一直在我们身上延续甚至成长”，并把童年生活视为他写作的最大秘密。
他说：“我认为热爱也好，憎恨也好，一个写作者一生的行囊中，最重那一只也许装的就是他童年的记忆。无论这记忆是灰暗还是明亮，我们必须背负它，并珍惜它，除此，我们没有第二种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