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你讨厌道德文章，高标评价之下有太多腌臜的东西。本来人性经不起考验，不可能直视，伪善更不值得关注。
愿意认识这样的朋友，真挚而有学养，富有情趣不死板僵硬，饮茶饮酒，谈谈性灵，这是好的交往对象，以及放松方式。但是仅限于此，不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也会被当做一点抹茶旋涡，随着时代印记褪去消失。
鲍鹏山老师在《中国人的心灵》中有一篇妙文，名字《不紧要之人》，在描述明清闲散的小品文的作者时候，比拟形容非常有味道，这是最近看到的一篇好文章。其实，曾经读过，因为一些感悟，日渐清晰，所以将部分论点摘录，供你赏析：
（三袁）对陶渊明形象道德价值的贬低甚至否定，体现出他们的精神向度，此前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如此蔑视传统的价值观念，如此贬低传统道德人物的道德价值。从李赞之贬损孔孟到三袁之重释陶潜，逻辑思路是贯通的，但社会影响却不大一样：李赞有更多的思想解放的意义，三袁则更多道德破坏。
李赞解放的是人们的思想，三袁解放的更多的是人们的欲望。传统儒家的价值观，是讲究道义、操守，讲究对世道人心的引导与拯救，讲究承担与坚持。
传统道家的价值观包括那些隐士的价值观，是讲究淡泊、清高，在浊世中保有一份清白，在物质的匮乏中，以肉体欲望的牺性来换取道德上的自足。他们在某些时候，甚至可以看成是政治上的反对派、现实的批判者、当权者的敌人，这种角色使他们虽然退避山林江河，却仍是社会中重要的角色，承担着重要的道德负担，这就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而晚明文人，却完全是新类型，是士这一阶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认人性中自然欲求的一面，放纵，穷奢极欲。一切享受，物的享受与色的享受，只要身体允可，即纵情享受，恬不知耻；一切责任与义务，只要心有所烦，即弃之如蔽履，且还要大张挞伐。这是一种反道德的生活方式，其代表人物，当推袁宏道。
袁宏道曾写《人日自笑》诗，描述自己的形象：是官不垂绅，是农不秉来。是儒不吾伊，是隐不蒿莱。是贵着荷茭，是贱宛冠佩。是静非杜门，是讲非教。是释长须，是仙拥眉黛。
“自笑”，是自我谈侃，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他自己都无法为他的社会形象作一定位。但即便如此，他却也并不惶恐与迷惆，恰恰相反，他颇得意，他在这四不像式的人格形象中，摆脱了任一社会角色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却又从这任一社会角色中得到相应的地位、权利、享受甚至道德庇护。
他一生服膺李资，把李资看成是为他思想上开路之人，但他绝不像李赞那样在思想战线上冲锋陷阵；他推重徐渭，把徐渭看成是艺术上的大师，但他绝不在性情上如徐渭那样孤傲狂放，更不会在人生际遇上像徐渭那样落魄倒；他与汤显祖也保持着友谊，但他也不要像汤显祖那样陷入情与理的冲突，把当代思想与哲学当作自己的敌人，要与之做较量。
这可以看成是他的聪明，他不要冲突，不要斗争，不要崇高，他只是随心所欲，至于在他随心所欲时是否逾了矩，他毫不在意：因为，他已经在思想上没了规矩。（这让我想起了胡兰成。）
与世无争，随缘任化，追求适意适性，自适自足而不他涉，此种人生智慧在他那里特受表彰，不仅作为智慧，甚至上升为道德人品。他在给徐汉明的一封信中，把世间人分为四种：玩世、出世、谐世、适世。
前三种他都予以智识上的贬低，而独推崇“适世”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之极，心窃慕之。承担国家事务性、技术性工作和承担社会的价值、传承民族文化。
这些都是“天下紧要”之务，所以知识分子也因此成为天下紧要之人。知识分子变成了社会、国家的“不紧要之人”，这个社会会怎样呢？知识分子自己又怎样呢？
这样的精神境界，我们固然可以说，他们对传统有反叛之功，对当时的专制政体与专制思想有“解构”之力。与明代专制渐深相应，文人对体制的厌恶与逃避也越来越强烈，而且这种逃避与厌恶，已不像前人那样是由于特定的人事关系不睦，或政见相左，或小人当道，以及特定的黑暗年代的官场危机（所谓“天下无道”），而是对一般体制的逃避。他们逃避的不是“非常态”的无道的官场，恰恰是“常态”的官场。
由此可见，体制自身的栓楷已使人难以忍受，体制已越来越非人性化，所以，才有晚明文人对体制的集体文化声讨与道德否定，最终集体叛逃。但是，“解构主义”之最致命的弱点在于，他们可以解构观念，但不能解构问题。
社会问题、道德问题、民生问题等等，都不是解构主义所能解，当中郎把他的创作取向圈定为对个体生命、生活中“趣”事的玩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反问：生活中“无趣”的一面呢？对这些“无趣”的一面你何以处之？一个一流才情一流见识的文人，一位据说还颇有治国才具的士人，在公共事务中退却，而以插花艺术为津津乐道之事，即便是技进乎道，也不能不说是逃避责任，自私孱头。
所以，晚明以中郎为代表的，讲究闲适、趣味的小品文，相对于此前的先秦诸子、太史公、韩柳欧苏等人，是一个大变化。诸子至欧苏，乃是士或士大夫之文，而中郎之文，乃文人之文。传统的“文以气为主”也一变而为“文以韵为优”，有无“浩然之气”不重要了，只要有趣味即可。
传统的“道德文章”，一变而为“趣味文章”。这种文字，轻灵可喜，却也轻浮可厌；充满雅趣，却也因为过度追求从而物极必反，堕为恶俗。中郎等的晚明小品文，初读几篇，觉得明丽可喜，读多了，就会发现他们的做作、矫情、轻狂刻意、夸饰变态、自私自恋、自得自慰。（这些文字在很多所谓的大家文中可以看到。）
极力鼓吹晚明小品文的周作人甚至把晚明小品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特征相提并论，说“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这实在是荒唐之见。“五四”新文学是有主张的，有主义的，是面向人生的，是救世的而不是个人逍遥的，是有破坏有建设的。有无精神力量，有无价值提倡与坚持，是“五四”新文学与晚明小品文深刻的区别，后期的周作人已颓唐到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或不愿意承认了。
和传统散文相比，晚明小品文显示出其琐碎来。高贵性或理想上的、道义上的坚持与弘扬，是传统散文的身份，这种高贵，就使得散了，解放了文章，使文章成为大众抒发感情、表达性灵随意的工具。
如同皇帝放出宫女，使她们出宫外嫁了。士大夫之文需要修养，需要见解，需要对经典的熟悉，需要学问，并且，在写作时，还需要一种姿态，一种正襟危坐、坐而论道的姿态。而晚明小品文的文人之文则只需要心性上的一点颖悟，精神上一点感动，甚至只是语言上的一点灵感，一句格言，一段感慨，即可敷衍成文。因为这样，所以“小”，所以“品”，所以大众化。
去除散文贵族化，使其下降为大众娱情抒怀的工具；去除散文的“载道”、代圣贤立言等等道德负担，使其成为日常琐碎生活的记录，家常俚语的记叙，私人生活的伴侣，私人情怀的寄托——使散文由公共生活领域转到私人生活领域，由道德文章变为性情文章，由圣贤的传声筒变为个人的声口，由国家意志与价值的喉舌，变为个人情怀的载体，这确是晚明小品文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