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接到大弟的信息说，父亲住进医院加护病房，
周六，转出普通病房，
周日早上，在视屏中见到父亲，我们隔着时空跟他说我们爱他。
周日下午，父亲安详过世。
虽然到六十多岁，在地上还能有爸爸，是非常感恩的事。
但
思念、
不舍的泪
还是缓缓淌下。
这是以前写过的老爸，再提出来，纪念老爸。
山东饺子
尽管在有名的面食馆吃饭，也引不起我太大的兴趣，因为没有父亲的味道。父亲是山东人，十三岁就顶了同乡一个大哥的名字，当了海军的炮手，后来耳朵给震聋了就因伤退役。父亲和母亲竽仔蕃薯地配在一起，组成自己的小家庭。
每年的农历新年，父亲总是要亲手包许多水饺，蒸很多馒头，预备祭祖和过新年用。年夜饭还不吃水饺，总要等到午夜十二点，真正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父亲准备好一大串的鞭炮，祭祖一完，就放鞭炮。他总是是说，如果大年夜的鞭炮放的又响又顺畅，一年总会像这串鞭炮一样，又响又顺畅。或许因为父亲的耳朵背了，他一点也不觉得这样热热闹闹的有什么不好；我一直很怕那震耳欲聋的鞭炮，却喜欢那种喜气洋洋的感觉。
放完鞭炮，接着就要吃父亲在年夜包的水饺。父亲可不叫大年夜的水饺叫「水饺」，他说那叫「元宝」。平时的水饺我们还可以帮着包，新年的元宝，他可是非自己经手不可。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像极了我们年前就帮忙折的金银元宝。过年总是有一些祭祀，除了祭历代祖先，父亲还供奉着年轻早逝的大伯。父亲口里的哥哥，逸兴湍发，大概只有三国的赤壁周郎能够和他相比；或许是兄弟俩的年岁相差太多，哥哥成大事的时候，弟弟还在襁褓之中，对于早逝的哥哥，从母亲和姊姊的口中，恐怕想象的会比实际的更英挺些。母亲也质疑过，为什么亲哥哥的排位可以和历代祖宗的排位并列；只是父亲一向拜惯了的，也没有人能够更改得了。
除了大伯之外，还拜胡三太爷，胡三太爷讲明了就是狐仙，当然也有许多的轶事；小时候，每每遇见父母争吵，心中就一直求爷爷奶奶，大伯和胡三太爷可以帮助爸爸妈妈不吵架；不过每一次，他们还是照样吵得很厉害。每年过年前，父亲总要我们帮忙折许多金银元宝；父亲是孝子，虽然童年，爷爷让他受过很多苦，但是他总要为爷爷和奶奶，大伯，胡三太爷准备金银元宝装着的的大红包，过完了年一起烧了，好给他们在阴间使用。送大红包之前，还要先烧几个小碎元宝，父亲说是要给他们路上用着的。虽然不能侍养双亲，父亲学来了这样的法子，至少表达了对爷爷奶奶的孝思；最初祭祀用的牌位总要请人代笔，等我会写毛笔字以后，写排位就成了我的工作；父亲也一直引以为傲。
过年除了写大红包和祖宗牌位，我还负责写一些简单的春联，比如说春、满、福、或是其他的。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开心一顿，因为和弟弟妹妹总是调皮的写着「堆积如山」要贴在垃圾桶上，写上「满」，准备贴在妈妈做生意的零钱筒；有一年心血来潮，还写了「溢」，代替满，贴在妈妈的钱筒上，爸妈看的笑的不得了。我和父亲相差三十岁，有时候觉得我们很像彩衣娱亲的老莱子。就在年节前，我们常把他们逗的合不拢嘴。
年夜的几百个水饺里，一定有三个包年糕，三个包铜板，三个包着红枣。父亲总是说：「吃到糕，年年高；吃到枣，年年好；吃到钱，一年都有钱。」我很怕吃到钱，因为对那阿堵物有莫名的厌恶，加上怕脏，更不喜欢。但是每年还是开开心心的过新年。因为那个年代不兴零用钱，只有在过年多收一点红包，好好藏着，就是我们一年的零用，虽然不多，但比没有可要好得多了。
父亲因为久经战乱，逃命都还来不及了，没有机会上学，虽然天资颖悟，却因为学历的缘故，总是郁郁不得志；我们最怕他喝了酒，就开始八年抗战的往事，听得耳熟能详了，他还是不停的重叙战绩，后来只有剩下我亲爱的丈夫听他的。从追我开始，他恐怕也听了不下百次；因为先生的耐心，让我亲爱的老爸改了口。先生第一次到我们家的时候，父亲就对他说：「我们家女儿只嫁给山东人。」过了不多久，他老人家就在先生的陪听下变了节，改了口说：「咱家女儿只嫁给外省人。」最后，这位地道的嘉义郎屏雀中选，而且还是老丈人赞不绝口的承龙快婿呢！这岳婿的情感，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八年抗战中培养起来的。
因为父亲微薄的薪水要养活一家六口，实在也不是易事。我们在所谓的日本公墓借住了九年，我的九年国教就在日本公墓里过的。所谓的日本公墓是早年到台湾的外省人，在原来的日本公墓上搭起了一间一间的木屋，虽是违章建筑，至少有栖身的所在。就连日本公墓里的违章建筑都不是父亲的，只因为我要读小学，总要有个地方住，能把户籍固定下来，父亲的亲姊姊就把他们在日本公墓的房子借给我们住。
父亲当时的薪水是一个月四百台币，母亲持家实在是捉襟见肘；有个地方可以住，已经很好了。当时姑丈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他们一家住在松江路的洋房里，日本公墓的房子闲着也是闲着，就借给我们住；这一住就是九年。母亲在院子养鸡，圣诞节的前几个月就养火鸡，只是我们自己很少吃到火鸡肉，火鸡长的够大了，就一只一只的抓去送给父亲的长官和姑姑。我们只有在大节日的时候，才吃的到鸡肉。
家里有四个孩子，两男两女，吃鸡肉的时候实在很难分得公平，因为鸡只有两只腿，大概都进了两个弟弟的肚子了。我们比较兴奋的是吃兔子的时候；有一阵子，母亲也养兔子，兔腿虽然不大，至少有四只，吃的时候我和妹妹会觉得公平一点；不过父亲和母亲却从来也不吃鸡腿的，套一句母亲的话说：「吃少了会怕！」总之他们把好东西都给了儿女。日本公墓从林森北路进来的巷子很窄，容不得两个人擦身而过；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到的，用两块钱，买一个咸蛋，用壁虎功爬上窄巷的墙，用两脚和屁股顶着两边的墙，然后几个孩子一口一口的分着咸蛋吃。到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咸蛋黄，尽管胆固醇很高，却是童年佳肴美味的零嘴。
学校里有交换图书馆，每一次「王子」和「公主」都让我看得津津有味，还好同学们也愿意分享，所以在书籍贫瘠的童年里，还有一些课外读物可看。日本公墓的巷子里，有一回搬来了个老学究，他把小房子摆满了书，我小学毕业那个暑假，就在老学究的书堆中度过。全套的东方少年，从镜花缘到红楼梦，不管是古典的还是侦探的，只要有字的就能读。现在女儿也是不停的读书，口里虽然也唠叨他要休息眼睛，我自己的深度近视，其实也是年幼时不知节制的结果。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有一回去芝加哥访友，他们家摆满了一箱箱的大光丛书；我拿起了书来就读，先生还生气的说，花这么大的精神拜访朋友，没想到居然看书看到天塌下来都不知道了；其实也怪不得我，旅美多年，太久没看见自己家乡的文字了。
考上一女中的那一年，姑姑要回了日本公墓的房子，正好大舅舅也在耕莘医院那里盖了一批公寓；母亲是外公家最小的女儿，阿姨知道我们的状况，就替我们向舅舅说项，用原价卖给我们一间公寓。母亲标了几个会，卖了所有的手饰，又借了一些钱当成头期款；父亲也向他工作的银行贷了款。终于在高中发榜以前我们搬到自己的家。
搬到新家虽然很好，但是父亲要面临的压力更大。每天看的都是母亲娘家的亲戚，薪水付过贷款所剩无几。联考放了榜，原本想去读台北工专的土木系，结果在填志愿的那一天，母亲千方百计的留住我，不许我去填五专的志愿；原因很简单，五专的学费比普通高中贵得多，尽管多读两年就可以提早赚钱，可是眼前的学费已成了家里的大问题，所以只好读了一女中。
父亲曾经想过很多方法去找钱养家，耕莘医院就在家的对面，他直觉的想去卖血养我们；母亲也想到去医院帮忙打扫，或者可以帮补家用，结果都没成。倒是当时段叔叔和几个父亲的好友建议父亲卖面食，他们不晓得到哪里学了萝卜丝饼的做法，就现买现卖的教给父亲和母亲。段叔叔还替我们改装了一台载货用的三轮车，从万华踩着三轮车送到新店给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全家还念念不忘段叔叔的恩情。
于是父亲和母亲就开始作萝卜丝饼的生意。生意开始了，最辛苦的是他们两个，父亲原来对面食就很在行，但是白天他需要上班；母亲原本一直让父亲宠惯着，不太会作面食，这回得要独当一面，从和面到拌馅儿，全部得自己来。最开始，父亲把一年该休的假期通通排在开张的日子，所以他可以亲自指导母亲调馅儿和擀面皮。包罗卜丝饼很讲究，尤其是馅饼皮的面得要烫得恰到好处才会好吃；好吃的馅饼，热的时候又香又脆，凉了又柔软有劲；想再加热，就又是脆皮韧劲的；父亲卖的萝卜丝饼风味独特，别家绝对找不到的口感；不晓得我亲爱的丈夫，是否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拜访中，被这特别的口感给陷入情网，还不得不娶老板的女儿回家。
父亲总是挑剔母亲的馅饼中间的面折子太厚了，但他总得放手给母亲去作，等他一销假上班，从头到尾，母亲都得一手包办。我是老大，从一女中下了课，衣服也来不及换，就先让妈妈回家休息。有一次，帮忙看摊子到晚上七点多，有一个先生来买馅饼，看见我的制服，还斜着眼睛问：「北一女的啊！」我笑着回答：「嗯！」没想到他继续说：「夜间部的啊！」当时心中有点而气愤不过，随口就应着：「补校的。」难道卖馅饼的小贩就不能有念一女中的女儿吗﹖帮忙看摊子对我来讲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我一向不是巧言令色的人，但是面对客人，只能满面笑容的面对客人，谁还想花钱买脸色看呢！而且其实大部分的客人都是住在附近的邻居，他们也都是和气的人，所以多半的时候感恩多于其他的情绪。
当时耕莘护校的学生常来订萝卜丝饼，父亲母亲总把它们当成自己的女儿一样的喂着，他们总是说：「别人家的女儿住校不能回家，想吃点家里的味道。」他们总是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加上了爱心来准备。母亲的生意好的时候，六点多就可以收摊了；如果不是那么好，就要等到七、八点还在等客人把萝卜丝饼买完。所以帮忙的日子，我没什么时间可以读书；就算生意好一点，提早回家，也要帮着妈妈拖地板；她忙的不得了，家里都布满了灰尘伴着面粉的白。如果真的想读书，一定得躲在学校的图书馆自修；否则只要回到家，就放不下母亲的担子。
晚餐总是匆匆的吃，最早萝卜丝饼也可以权充一餐；生意作久了，吃多了剩下的萝卜丝饼就吃怕了。倒是离家之后，却又念念不忘家里的罗卜丝饼，而且很难吃到真正像家里味道的罗卜丝饼。有时候为了解馋，只好自己和一团半烫面，调一调萝卜馅，包起萝拨丝饼来；无论走到哪里，父母亲也总为我准备一枝擀面棍，只有家里常用的大小，用起来才顺手。
后来父亲的老友又替他们找来了另一种生意，卖水煎包。水煎包要用发面，所以前一天就要先把面发好，一种锅子两种用途，早上卖水煎包，下午卖萝卜丝馅饼。开始了早晨的生意，父亲就又更辛苦些，前一天就可以把面发好，这回父亲就鞤的上忙了，我们也在晚上把隔天要用的葱姜蒜和菜通通洗干净；我也帮忙剁姜，每次总要剁一大堆的姜，有一阵子我也练就一番双刀剁姜的好功夫。清晨四点，父亲就起床了，调好水煎包的馅，将需要的东西归位，替母亲将所有的东西搬到楼下。
父亲深爱母亲，虽然偶尔拌嘴难免，但是从生活小节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住在四楼，父亲常常说他每天早上，就大盆小盆，大盘小盘，加上大桶小桶的把面啊菜啊往下提。他虽然白天也需要工作，但每天早晨总是他把菜都准备好了，才叫母亲起床，因为他也心疼母亲，卖完水煎包，还得要准备下午卖萝卜丝饼的所有材料。为了养我们四个，父亲母亲的确付上了许多的代价。
父亲有时候告诉我们，我们一家六口的嘴加起来，将近一尺宽，他总是说，你想想上下一尺宽的的大嘴，每天要塞进多少东西才够呢﹖的确，为了塞满我们的胃，他们几乎是全年无休的工作着；有时候有父亲的公司有旅游，母亲顶多要父亲带着弟弟去，她自己极少同行，母亲总是说：「没有赚还要多花钱。」然而父亲的理由更是冠冕堂皇，他总是说：「有你们四个要照顾，我和你妈总要分开旅行，万一有什么事，我们可撇不下你们四个。」所以他们也成了习惯，极少一同出游；倒是这几年禁不住我们叨叨絮絮的念了又念，他们才一同旅行了几个国家。
我们几个兄弟姊妹一直很喜欢父母亲作的水煎包，货真价实，味道又是恰到好处，尤其是刚刚起锅的时候，那包子又嫩又软，特别可口。弟弟则比较喜欢再煎过酥酥黄黄的煎包，如果客人不那么多，母亲一定照着我们们想要的口味煎给我们吃。每到星期天，我们总是全家总动员，父亲忙最早的预备，母亲接下第一棒，等到我们陆续醒来，就继续接棒，父亲忙过颠峰时段，就回家休息，顺便为我们预备星期天的午餐。难得一星期一次的全家团聚，父亲总要为我们煮一点特别的餐食。两个弟弟都是很好的擀皮高手，忙的时候他们擀包子皮，妈妈和我包包子，开了锅妈妈忙着装袋收钱，我和妹妹弟弟则需要在妈妈把锅里的包子卖完之前，赶紧包出下一锅要煮的包子。
常常每一个步骤都紧凑的不得了，母亲的包子好吃有许多秘诀，面要发的好，馅要调对味，要新鲜，皮要擀得恰好，厚了不对，薄了，也没有水煎包特有的味道，火侯也很重要，母亲卖了二十多年的水煎包，也成了不折不扣的专家，我们却成了面食的评论家。因此尽管朋友设宴一条龙或三六九，吃起蒸包煎饺，别人赞不绝口的时候，我都安安静静的吃，不想扫了朋友的兴，比起父亲的水饺，母亲的水煎包和萝卜丝饼，真是差得多了。现在更惨的是，连我们家的女儿们都知道，什么是爷爷的味道。信不信由你，一回父亲到印度尼西亚旅行，还特别到家里为小孙女们，包了许多有爷爷味道的水饺给她们吃。父亲临行，还把包好的水饺塞满了冷冻库，好让宝贝孙女而想吃的时候可以下来吃。
父亲的水煎包还有一个特点，下锅后要用面粉加水，和成稀面餬，倒在包子里，盖上锅盖，再用大火煮熟，熟了的包子就鲜鲜嫩嫩的，异常好吃。辣椒酱也都是独特的调味，父亲觉得买来的辣椒酱味道不够香醇，总要我们们加上蒜泥和酱油，所以连摊子用的辣椒酱都是独家配方。有一阵字，我们甚至在五顶上辟了一座空中花园。特别种上辣椒，以便调配自家风味的辣椒酱。倒是走过印度尼西亚，住到泰国，各国有各国的独特口味的辣椒，我还是特别喜欢父母亲精心调出来的特别口味。
星期日一直是父母生意最好的时候，我们成家之前总是全家总动员，后来我们信了主，也各自有自己的家。几次向父母亲传福音，要他们去教会作礼拜，他们心中虽然觉得我们所信得很好，但是总不愿意放弃星期天的生意。我们也晓得对两位老人家是多么不容易，在这二十多年里，他们靠着卖水煎包把我们都拉拔长大，他们也引以为荣的是家里有一个博士女儿，他们总是说：「至少你们都长大了。」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母亲就停了下午的萝卜丝饼，他们还将手艺交给不少人，只是尝起来，都没有那么地道的「爸爸的味道」。其实他们可以放下生意含饴弄孙的；只是他们又不愿意我们为他们操心，希望为自己再积存一些退休后可以用，养而养女忙到老，父亲母亲还是不愿意累着儿女。
昨天买了一些馒头回家，女儿皱着脸说：「妈妈！我好想爷爷的水饺ㄝ！」她们已经思念起爷爷的味道了，惹得我也想念我在家乡的老爸爸和他那特别风味的水饺和水煎包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