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说:传教士冒死编撰农历，中国人沿用至今。哈哈
公元1669年10月的一天，16岁的康熙皇帝沭浴更衣，穿上隆重的朝服，率领文武百官，组成一支浩大的祭奠队伍，庄严而肃穆地走出紫禁城，来到了距离紫禁城约5公里外的北京西郊一个草木葱茏的地方。在绿荫的掩映中，有一方看上去既不奢华也不堂皇的墓地，以这个墓地所处的位置和规格来看，葬在这里的人，显然不是康熙皇帝那些显耀的祖先。那么，长眠在这个墓穴里的人，为什么会得到康熙皇帝如此隆重的祭奠？他叫什么？他是哪儿人？他做过什么？他身前的种种经历，又有多少与这个帝国相关？缔造帝国的历史，有多少次错位，就会有多少次巧合。而这个墓主人的故事，正是贴合这段历史，在错位与巧合之间就此拉开。
1618年4月26日，复活节后的星期一，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季风刚刚兴起，吹满了风帆。这天，里斯本特茹河口的码头上，有三艘满载传教士的航船同时启航，分赴印度、日本和中国。22名发愿到中国去的耶稣会士踏上了航船“善心耶稣号″的甲板。德国青年亚当·沙尔是这趟航程最早的报名者，要知道亚当·沙尔可是从数百名报名者中选拔出来的。即使他年仅26岁，却已是精通数学、哲学、物理力学以及天文学的年轻才俊。
这些自然科学是当时的西方人得以在东方立足的最大资本，沙尔知道，在他们这趟航行之前，无所不知的利玛窦神父第一次进入那个传说中的东方古国，凭靠的就是这些。利玛窦被后人推崇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通晓中西文化成果的先贤，他生前留下的大量日记，曾被翻译成拉丁文在欧洲出版，这本名叫《天主教远征中国史》的书轰动了当时的欧洲，也正是这本书激起了亚当.沙尔内心对中国的向往。
在“善心耶稣号”的船舱里，堆积着大量的科学研究仪器和7千多本图书，这些图书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欧洲古典名著，以及文艺复兴运动以后神学、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数量和规模甚至可以和罗马学院的藏书相媲美，据说这些图书和仪器的价值，当年就在1万金币以上。1618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伟大航行，它把欧洲文化的精英人物和图书文物载向遥远的中国。就像利玛窦那些先行者一样，在进入中国之前，沙尔拥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此时，这个心情澎湃的德国青年并没有料想到，汤若望这个名字将会伴随他的一生，并取代他本来的名字载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史册。
汤若望
十七世纪的航海条件还不能保障生命的安全，和汤若望同船的22个耶稣会士，有的在航行中病死，有的在中途港口遇难。在经过了近两年之久的海上漂泊之后，最终只有6个人到达澳门。澳门，广东省香山县最南端的一个半岛，像一片叶子飘落在海上，这个南方小城当时已经租借给葡萄牙人，它是大明帝国连接西方的唯一窗口，也是罗马耶稣会在中国的大本营。汤若望无论如何也没有料想到，这个向往多年的东方帝国，此时正严禁传教士进入内地。
对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朝庭中掌权的士大夫阶层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们不断地上疏朝庭，指责这些到中国来的西洋人不安好心，图谋变乱，要求禁绝。初到澳门的汤若望心境可想而知，他可以忍受两年的漂泊之苦，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是，他无法平静的将自己安身于这片弹丸之地。驻留澳门期间，汤若望在这里进修神学，精心研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时刻等待着进入内地的机会，这个过程整整持续了三年，给汤若望带来转机的，竟是与他的信仰格格不入的战争与火炮。
战争始于几千里外的萨尔浒雪原，貌似强大的明帝国集中了18万精锐部队与不足6万人的满洲铁骑展开了一场空前残酷的血战，结果全军覆没。这场战争成为明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面对危机，利玛窦的中国学生徐光启在北京策划了一个方案，他向朝廷提出，请葡萄牙管辖下的澳门当局帮忙组织一支志愿军，携带先进的西洋火炮北上，帮助明朝抗击满洲的进攻。这是汤若望与火炮结缘的开始。通过自己在欧洲学习的基础数学知识，以及在澳门的实战经验，汤若望制造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他撰写的《则克录》一书成为日后工匠们制造火炮的经典教科书，其指导作用一直延续到清末。
汤若望
1623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在苦苦等待了三年之后，汤若望来到了北京。这里就是大明帝国的中心，天子的脚下，那个利玛窦书中曾经描写过的北京，也是金尼阁演讲中不断提到的北京，让无数欧洲人向往的北京。到达北京以后，汤若望很快就显示出过人的开拓能力。他主动拜见徐光启，把从欧洲带来的天文学著作列出了目录呈报给朝廷，并把带来的各种科学仪器陈列在居住的地方，吸引很多对天文感兴趣的明朝官员前来参观。
这些来自两个世界的士大夫和耶稣会士，把中华和欧洲两大文明的源流再次贯通起来。而赋闲中的徐光启不但教会了汤若望经史知识，更教授他朝见和交往的礼仪，让他在重视礼数的士大夫中间如鱼得水。如果说，利玛窦是徐光启通向世界的窗口，那么，徐光启就是汤若望通向中国的窗口。汤若望在一边钦佩中国文化的同时，一边传授西方知识，很快就成为北京的名人，被看作是利玛窦的继承人。
公元1626年，汤若望在中国学者李祖白的协助下撰写了《远镜说》。这本书对伽利略望远镜的制作原理、功能、结构、使用方法都做了详尽的说明，这也是中国出版的最早的一部介绍西方光学理论和望远镜技术的启蒙著作。
公元1628年，大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正式登基，年号崇祯。此时的大明江山已是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无可奈何之下，崇祯皇帝唯有寄希望于“天人感应”的说法，可是，当时使用的《大统历》已经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老皇历，依据陈旧，误差太多，钦天监所预报的天象屡屡失误，这使得崇祯大为光火恼怒异常。
在徐光启的推荐下，汤若望等耶稣会士进入宫廷，着手修编一部新的历法。此时的西洋人被看作是利玛窦再世，修订历法靠他们，铸造火炮也要靠他们。因此，汤若望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宠遇。崇祯皇帝赏赐汤若望随意出入宫廷，在宫里用膳，甚至还亲笔题写“钦褒天学”的牌匾赐给汤若望等耶稣会士，以示对他们工作成绩的嘉奖。皇帝的大力支持使得修编《崇祯历书》的过程进行得生动而富有成效。汤若望遵循徐光启提出的会通理论，运用严谨的西方天文学知识把中国传统历法中不符合现实的部分加以全面改造，历书修订工作历时四年，到1635年全部完成，总量累计达到137卷之多。
汤若望与南怀仁
新历书与其说是一部历法，不如说是一部涵盖当时欧洲最重要天文学成果的天文学大全。第谷的《新编天文学初阶》、《慧星解》，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天文光学》、《新天文学》、《哥白尼天文学纲要》，伽利略的《星际使者》等西方科学著作，在历书中都得到了介绍，与中国传统的天文学相比，新历书在天象预推和实测的吻合度上精密了很多。然而，这部汇聚了当时中西方天文科学成就的新皇历，并没有能够挽救一个病入膏肓的旧王朝。
公元1644年，在满洲铁骑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两大势力的内外夹攻之下，曾经显赫辉煌的大明王朝终于走到了覆灭的终点。当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偌大的北京城只剩下汤若望唯一一个西方人，他勇敢地留在宫中，观察时局的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新的王朝一统天下之后，一般都会颁行一部新的历法。李自成入主紫禁城以后，对尚未颁行的《崇祯历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李自成的农民军对汤若望以及北京的天主教会一直礼敬有加。《崇祯历书》没能挽救明朝的命运，但是，在朝代更替的乱世当中，它给汤若望这些滞留在北京城内的基督徒撑开了一把保护伞。
公元1644年，当深入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撰写的作品在欧洲大陆引发激烈的冲击和讨论，欧洲学者还在满心狐疑地研究夏、商、周、秦、汉、唐、元、明等编年史的时候，东方伟大帝国历史上又一次改朝换代发生了。来自科隆的日耳曼人汤若望在王朝首都北京的漩涡中心，亲眼见证并亲历了这段历史，而后来居上的清王朝又将开启这个西洋传教士怎样的命运？
在罗马耶稣会总部的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有关汤若望的大量资料，其中包括汤若望的信函、日记以及各个时期的画家绘制的汤若望肖像。这是一副刻制于17世纪中叶的铜版画，汤若望身穿清朝一品大臣的朝服，头戴红顶官帽，一手执黄道地球仪，一手拿圆规，一贯的日耳曼式的严峻和认真。我们且把这幅画当作汤若望最辉煌的总结。那么，他是如何在清王朝这个新政权中得到青睐，跻身权力中心，成为一品大臣的呢？
汤若望
公元1644年，那出以北京城为舞台背景的历史剧再度拉开大幕，一位6岁的新皇帝爱新觉罗·福临，坐在了金銮殿上，让拥戴他的八旗子弟山呼万岁，百姓用他的年号称他为顺治。此时的汤若望已经52岁了，他依然固执地留守在南堂，而他等待来的却是一张搬迁令，当时清王朝真正的执政者摄政王多尔滚颁下政令，非满族居民必须在三日内全部搬离北京，在这种情况下，汤若望冒死给多尔滚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的理由很牵强，说尚未竣工的历书版片、书籍以及天文仪器太多了，不能在三日内全数搬迁，通篇信文中都在有意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一历书。因为李自成对待新历书以及他们这些西洋人的态度还历历在目，汤若望相信透露出的这个信息应该会对他有所帮助。
汤若望的确拍对了敲门砖，多尔滚不但准许他留在北京城，还希望他能够全权负责钦天监的工作，经济文化落后的满洲仅集合了两百多万人的力量便征服了五六千万富庶文明的南方汉族人，他们自己都难以解释，这样神奇的事居然会发生，只能把它归作是神迹显现，是天命垂顾，于是，清朝统治者对天道的重视异乎寻常，而关系着国计民生大事的天文历法，则显得格外重要。正是在这样的新王朝氛围中，汤若望受到空前的恩宠，超过了明朝崇祯皇帝给予他的礼遇。
公元1644年7月25日，汤若望把《崇祯历书》更名为《西洋新法》，进呈给多尔衮，8月30日，汤若望赴东城观象台接管钦天监。从此，他在清王朝有了一个稳定的位置。同时也开启了洋人在长达150多年的时间内主持钦天监的先河。正是这段历史，造就了中西方文化的一次美丽的相遇。公元1645年，《西洋新法》定名为《时宪历》，正式颁行天下，成为指导中国民众生活规范的典籍，这是汤若望运用西方先进科学思想影响中国最重要的一笔。
汤若望没有想到的是，此时，宫廷深处的一位神秘人物也正悄悄地关注着他。一天，汤若望的教堂来了三位满族贵妇人，声称一位亲王的女儿生了病，特被派来神父这里做咨询。汤若望听她们讲述病情后，判断出病并不严重，便给了她们一个圣牌，说如果亲王的女儿将这个圣牌挂在胸前，四天后病就会好起来。果然，第五天郡主的病已经好了。后来汤若望才知道，派她们前来的是当时的孝庄皇太后，而那位生病的郡主就是后来的顺治帝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为此很感谢汤若望，并表示要做他的义女。正是因为与孝庄皇太后的接触，汤若望才从真正意义上步入了清廷内部，也开始了解并走入到顺治皇帝的生活中。
顺治，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却让汤若望感觉到他或许是这个国家最孤独的人，他的家族极为庞大，可唯一能依靠的只有母亲，此时，身材魁梧而又无所不知的汤若望恰巧来到了他的身边，六岁的顺治能感觉到，来自德国的汤若望或许是可以相信并吐露心声的人，面对着对皇位虎视眈眈的摄政王多尔衮，汤若望尽其所能地维护着顺治的地位。
进入北京刚刚四年，多尔衮已经按捺不住了，他准备在北京郊区重新建造一座宫殿，供顺治母子居住。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将顺治母子赶出皇宫，以便自己继续独揽大权，满朝文武束手无策。这时，汤若望挺身而出，他以礼部钦天监的名义上疏说：“臣最近夜观天象，各地星空出现了不少乱相，选择建园的方位尤其不稳，这可能就是天主对臣子们的警示”。接到汤若望的上疏后，多尔衮犹豫起来，最终决定撤销建造新园的计划，整个朝庭都为此松了一口气。
对于多尔衮的专权，顺治不断在汤若望面前露出恐惧和不安，汤若望总是安慰小皇帝，和他打赌说：“你的叔父如此霸道，必得报应。”两年后，多尔衮就在狩猎时摔成重伤，不治而亡。顺治自此认为汤若望料事如神，不但能预知天象，还能料定大事。孝庄皇太后也几次对着满朝文武讲述这个故事，把汤若望奉为神人。也正是在这场王权交接的过程中，汤若望和顺治以及孝庄皇太后建立了非同一般的信任关系。
顺治
公元1651年，顺治皇帝在一日之内就给汤若望加封三次，汤若望从五级正品一跃升为三级正品的官员。公元1653年，顺治帝又赐予汤若望“通玄教师”的尊号。公元1657年再授予汤若望“司通政使”一职，公元 1658年又封他为“光禄大夫”。至此，汤若望成为清王朝的一级正品大员，顶戴花翎，风光一时。汤若望逐渐成了顺治的精神导师，曾经在许多重大关头扭转了顺治的偏差。
史料记载，顺治强娶董鄂妃停息朝政的时候，只有汤若望敢把谏书直接交给顺治，要求他停止恶行，在这种场合，羞愧难当敢怒不敢言的居然是顺治皇帝。在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外国专家或洋顾问能够如此有效地制约中国的皇帝，朝庭上下为之叹服。与此同时，来自朝庭内部的敌视势力也日益增强，汤若望迫切需要皇帝的支持，来完成自己的真正使命。
就在这个时候，任性又脆弱、多情又哀愁的24岁的顺治皇帝，在最宠爱的妃子董鄂妃死后刚过百天，患上了天花病，即将不久于人世。顺治独把汤若望叫到病榻前，他对皇位继承人的选择犹豫不决，希望汤若望能给他一些建议。当时的清朝宫廷里，对世界上瘟疫流行状况有着深入了解的唯有汤若望一人，他知道天花流行的可怕后果。因此，汤若望提出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观点：为了皇权的巩固以及王朝的长治久安，一定要选择一位出过天花的皇子来继承皇位——那就是皇三子玄烨，也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在位61年，成为中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汤若望运用西方科学再次影响了中国。公元1661年，当又一位幼年皇帝康熙在太和殿登基的时侯，汤若望已经年近七旬，不可抗拒地成为一个垂垂老者，他在中国呆了42年，经过明清两个朝代，见过三个不同境遇下的年轻皇帝，目睹中国从动乱走向稳定。如今他已经是一品大臣，按中国士绅的人生标准已经是功成名就功德圆满了，可是汤若望在他的回忆录里面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意满志得的情绪。相反，他心中有着不能排遣的忧虑——完成天主教传播的使命依然遥遥无期，他更不曾想到，尽管已经竭力避免卷入朝廷纠纷，也不介入任何利益集团的争斗，汤若望神父的宫廷生活，还是在康熙初年遭遇了重大挫折。
康熙
朝庭中力主恢复祖制、反对西洋学说的顾命大臣鳌拜和苏克萨哈已经开始联手打击汤若望以及他周围的人。在鳌拜和苏克萨哈的幕后支持下，一个号称懂得天文历法的低品级官员杨光先站出来弹劾汤若望，这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案”。
汤若望虽经历中国朝代更迭的重大变故安然无恙，却在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中成为牺牲品，在长达数月的审讯调查中，汤若望经受了从未有过的屈辱。公元1665年4月，汤若望等人被判极刑。熬拜和苏克萨哈下令将75岁高龄的汤若望凌迟处死，就在判决下达两天后，公元1665年4月16日，北京通县发生里氏6.5级强烈地震，地震导致城墙倒塌，皇宫失火。一时间朝野震惊，人们私下纷传，这是上天对判处汤若望死刑的天谴，孝庄太皇太后也亲自出面干涉，鳌拜在议论纷纷的恐怖氛围中，临时决定赦免汤若望，而同案的另外5名钦天监官员依然被处斩首。
公元1666年7月21日， 这位因偏瘫而丧失了行动能力的老人向自己的传教助手南怀仁口授了一份长长的忏悔书，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忏悔。在忏悔书里，汤若望重新回顾了他在中国的这47年，正是对东方古国47年的情感寄托，使得这位德国人再也没有回过故土。公元1666年8月15日下午4时，汤若望在忏悔中去世。
公元1668年，14岁的康熙皇帝临朝亲政。一年后，康熙彻底平反“历案”错案，为汤若望平反昭雪，并公开举行朝廷谕祭，纪念汤若望。汤若望的遗体被隆重安葬在北京城西传教士利玛窦墓地的旁边。公元1679年，由汤若望编撰的《时宪历》重新开始推行，一直沿用到今天，这就是和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都有着紧密联系的农历。
汤若望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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