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宗教与汉末乱局
西汉时期的世界观，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中心，这样的一套世界观，在东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它们的关系相生相克。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
五行不仅用来描述这个世界，还规定了这个世界。比如方位：东（木）、西（金）、南（火）、北（水）、中（土）；比如季节，明明是春夏秋冬四个季，因为要符合五行的规律，所以硬生生的在夏天加了一个仲夏。
汉朝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世界观呢？我们知道商是一个鬼神民族，他们最信仰的就是自己的祖先，也就是“帝”。周人信天，天公平地反映了人们的行为。因为信天就有了忧患意识，也就是说他们会去思考怎么做才能不失去天命？
为此，周人干了两件事，第一，理解行为对错的法则；第二，研究理解各种变化，从变化中预先了解天的倾向。《易》有三义：变易：表面上千变万化；简易：变化是有固定有限原则的，掌握这些复杂的变化，就能简单解释；不易：变化的背后，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原理。
比如四季的变化相对简单，而人际关系的变化就相对复杂，用简单的原则简化复杂的现象，产生相应的秩序，这就需要五行加上感应。
在这样的世界观里，所有的事物和现象都是彼此相关的，没有任何两样东西是真正无关的，我们能够看到，听到，摸到，想象到，理解到任何一样东西，在汉朝人的观念中，都不是孤立的。首先，这样的东西在一个五行的分类里，其次，这样的东西必然因为属于某个五行的分类，而与其它五行分类的现象或事物发生关联。
在古装剧里经常会有看天象这种情节，什么是天象？就是借助观察天的变化，预知或控制地上发生的事。这种天人感应使得天文学在汉朝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汉朝时期记录了七百多个星宿。汉朝人将天分成了十二块不同的区域，对应的地的十二个不同的地区，然后借观天象，预知或控制地上发生的事儿。
感应也影响了汉朝人的生死观，汉朝人相信，人活着的时候有魂有魄，也就是说，魂加上魄，再加上人的肉身，三者合在一起，才能是一个大活人。人如果死了，魂离开，身体往上升，去往东方的扶桑日出之处。魄呢，则跟随尸体进入地下并保护肉身。可是如果魂还没来得及到达扶桑日出之处的时候，肉身就已经被破坏了，那就糟糕了，魂只得回来和魄结合在一起，变成了鬼。由于鬼到不了东方日出之处，所以它们就委屈，就怨恨，于是他们就会变为“祟人”，来祸害活人。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汉朝人对葬礼格外的重视。人死之后身体必须好好埋葬，要保证在魂能到达目的地，不然魂就会回来找魄，与之结合成可怕的鬼。所以每当发生了人们解释不了的可怕的灾祸时，汉朝人都会认为那是鬼在作祟。所以说阴阳五行是一套提供答案的有效架构，是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方法。
这种世界观还催生了一批职业者：占卜的，用五行算命的，能够施巫术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用五行算命，比如一个孩子出生之后，一定要算金木水火土，看他缺哪一个，如果命中缺土，那就在他的名字里加一个土字旁的字，如果命中缺水，那就找个水字旁的字取名。
如果一个孩子的数理能力差，数学总是学不好，怎么办呢？按照汉朝人的思维模式就应该先去研究一下数学的五行归类，比如说研究完后发现，数学在知识体系中属于金，那可能就是数学学不好的这个孩子身上缺金，找到帮他添金的做法，就一定能提升他的数学成绩。
至于施展巫术，最好的例子就是汉武帝时的巫蛊案。巫是人，蛊是巫使用的一种工具。这也许是道士施法的雏形。
东汉时期，算五行的搞巫术的在社会上的越来越重要，他们慢慢聚集，逐渐的，这些所有的力量和技术结合在一起，产生了道教的“道”。此“道”在技术层面上源于五行；在思想层面上，它选择依附道家。道家思想详细的变化发展过程，并未留下明确的文字记录。目前可以明确的是，在东汉后期，一个新的经过整合过的道教跃然在了历史的舞台上，东汉灭亡，道教起了重要的作用。
这是民间的宗教，咱们再来看看汉末的乱局。
东汉王朝在外戚、宦官和外朝这三方的纷扰斗争中，持续衰弱。公元166年，党锢之祸爆发。
党锢：党，是以结党的罪名遭到惩罚；锢，是禁锢终身，再不能任官的意思。
党锢之祸的原因：宦官势力在地方扩张，与士族产生冲突。
党锢之祸的爆发：公元166年，宦官将士族领袖李膺抓了起来，并牵连了一片士族，把他们一起下了大狱。一年之后，恒帝下令特赦，将这些人放了出来，但从此禁锢，永不录用。宦官的目的，是想要通过这件事，将这些对他们敌意最深的士族赶出朝廷。
党锢之祸士族的反击：士族对抗宦官最主要手段是清议，就是谈论宦官的人品。换句话说，就是从人品上彻底否认宦官。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在清议宦官们糟糕人品的同时，士族们在自己的集团中树立了人格典范，道德标杆，那些被特别标杆出来的士族人士，就成了名士。党锢之祸发生后，名士们又有了一条原则：不畏强权，不怕迫害！被终身禁锢这一惩罚，在士族集团中迅速成为了光荣的印记。谁有了不畏强权的评价，谁地位反而更高了。
党锢之祸的结果：党锢之祸非但无法收到威吓士族停止攻击宦官的作用，反而让整个对抗局势更加激烈。士族们觉得，展现人品的时候到了，明知要被抓，也绝不让步、绝不求情、绝不逃跑、从容地接受迫害。更搞笑的是，有一些没被抓、尚未被抓，甚至根本不在名单上的人，自行投案，坚称自己也是党人，应该一并入狱。总之，事件完全没有朝着宦官们预期的方向发展，反而向着反方向一发不可收拾。
前面我们讲过，想要理解东汉的政治，必须先了解东汉的太后，这些太后们的身份绝不仅仅是“皇帝母亲”这么简单，她们的背后全都是世家大族。然而到了汉灵帝这，出了意外。
汉灵帝在第一次党锢之乱后即位。刚继位时，窦太后秉政，窦太后的父亲窦武是真正的权力中心，窦武又拉拢了外朝的陈蕃，相当于外戚和外朝联合起来控制朝政，他们最大的敌人当然是宦官，于是他们在明里暗里与窦太后谋划着彻底消灭宦官势力。在这种形式下，宦官的领袖们有了危机感，他们挟持皇帝发动政变，逼迫窦太后签到南宫，还逼窦武自杀，窦家势力一夕瓦解。
窦太后虽然还在，但已经被软禁了起来，灵帝便将亲生母亲董氏迎进宫。这位董太后与所有东汉太后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她并非大族出身，她的背后没有大族势力支撑。然后灵帝居然又娶了一名屠户之女，这就是东汉出身最低的皇后——何皇后。皇后不是大族，皇太后也不是大族，这在东汉宫廷政治上从未出现过。
使得事情更加复杂的是，何皇后生了一个儿子刘辩，灵帝又和王美人生了另一个儿子，叫刘协。何皇后感觉到王美人和另一个皇子威胁到了自己的地位，于是下手毒杀了王美人。刘协失去了亲生母亲，怎么办呢？灵帝就将刘协交给了董太后抚养。这样就变成了和皇后养了一个皇子，董太后也养了一个皇子，皇后和皇太后势力均等。但注意，她俩都没有家族的基础，所以这个时候的外戚，势力大幅消退。
外戚的势力消退，宦官集团自然快速膨胀。东汉刚建立时，宫中的宦官属于“少府”，名额大概是四十个人，然而，在灵帝当朝时，宦官竟然已经增加到了两千人。而且因为顺帝朝给了宦官们“养子袭爵”的待遇，所以两千多个宦官都有强烈的意愿，想让自己的爵位和待遇延续下去，他们开始积极地养干儿子。以往可以制衡宦官的外戚，在灵帝朝，由于窦太后的失势，而董太后与何后本就没什么实力，所以没人能制衡抵抗宦官。
公元172年被软禁了三年的窦太后去世了，窦太后死后，有人在宫中朱雀门上发现了一行字：“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
事情再明白不过，是曹节王甫这两个宦官杀了窦太后，但是没人敢追究宦官杀太后的事，反而是宦官追究起来，这字到底是谁写的？于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了。这次闹得更大，不但牵扯的人多，而且灵帝索性将原来的公务员学校——太学，排出了任官考虑，另立“鸿都门学”。
这表明灵帝彻底不相信这帮子有文化的士族，他彻底依赖宦官，将大权都交到宦官的手里，他甚至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 ，张让赵忠是两个宦官，皇帝认宦官当父母，估计古今中外就他一个。他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赵忠，把财政大权交给了张让。既然当了财政部长，张让也没闲着，他跟汉灵帝整了个私家花园，让灵帝处理私人事务。皇帝有什么私人事务要在私家花园里处理？就是做买卖，而皇帝卖的东西，就是官衔和官职。做生意是会上瘾的，灵帝刚开始还只卖些不痛不痒的小官，后来生意越做越大，卖的官位也也就越来越高。
灵帝有时候也后悔，他后悔什么呢？当时有个叫崔烈的人买了一个侯位，这也是汉灵帝第一次卖侯位。这么高的官位，价位是五百万钱。钱也收了，皇帝也答应卖了，但是到封侯的时候，灵帝又心痛了，他觉得自己是贱卖了，应该卖他一千万钱才对。
皇帝卖官还有个制度上的原因，这就涉及到汉朝用意良善的一项安排，国家财政和皇帝私人财政是分开的。国家财政归大司农，也就是财政部长管，比如西汉大名鼎鼎的桑弘羊；皇帝的花费则由少府管理。而宦官属于内朝，所以宦官们的开支是算在皇帝的私人账户上的。刚说了，少府由东汉最初的四十人扩张成了两千人，渐渐的，皇帝的兜比脸都干净了。皇帝缺钱用，又不能挪用国库，怎么办呢？灵帝就兴冲冲的去做买卖了。卖官得来的钱，灵帝全都交给了张让管理。皇帝靠卖官来养活宦官，可见外朝已经瓦解的差不多了。
东汉宦官的势力到底有多大，我再举一个例子。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袁绍，袁绍的官就是花钱买的。袁氏家族可是个大家族，与朝廷关系密切，号称四世三公，就是连续四代有人在外朝担任最高的官职。但在灵帝朝，袁绍这样的大族的子弟也需要花钱才能买来个官，而且不只是这样，袁家的一个子弟还被送进皇宫当了宦官。哪有高门显贵送孩子去当宦官的？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东汉末年的政治变化有多大，过去可以呼风唤雨的大族，都必须将子弟送去做宦官，否则都无法维系既有的地位。
表面上看，宦官斗败了外戚和士族，大获全胜，完成了对皇帝的控制和皇权的垄断，然而实际上没这么简单，因为皇权已经不是原来的皇权了，他迅速地滑落萎缩。中央的这三股势力，实际上这时候已经斗得三败俱伤了，宦官虽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只能算是惨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们三家斗得最激烈的时候，地方势力壮大了起来。中央衰微，地方渔翁得利。于是，东汉的政治开始向外转移，这就是后来出现三国分裂局面的根源。
皇权明显走向空洞化之后，立皇帝的准则就只有两个，一个是选择年纪小的，一个是选身体差的。原因很简单，脑子没毛病身体也健康的，外人还怎么去摄政呢？无论是外戚还是宦官，大家都在争夺皇帝代理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就不难理解灵帝说出那句旷古名言“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的这种混账话了，因为脑子有毛病嘛。
由于东汉后期皇帝与外朝基本失联，逼得外朝士族只能通过清议这种方式来建立一套精神价值。我们一贯流行的历史说法，一般是站在士族角度上的，认为外戚宦官都是大恶人，但是什么事都不是绝对的，这些被称为清流的士族们，他们品评人物，是专门对人不对事的。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对人的道德品行进行评价，实际上，他们把品评做为一种政治工具。说白了，人无完人，想要干掉谁抨击谁，就对谁进行品评。最后，甚至发展到只要不是“我们”这边的人，人品就一定有问题。
这么做的结果其实非常严重，这种具有高度攻击性的人物品评标准，在政治上的破坏力极强。这等于严格区分了“我们群”和“他们群”，清流们清高的认为，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他们关上了所有可能缓和、协商、合作的大门，使得矛盾不断升级。
这种强调一个人独特的人品和风格，在东汉末年发展出了个人主义精神。而这种个人主义精神到了魏晋时期更加大放异彩，竹林七贤、陶渊明等这些极具个性的人物，他们的精神的起源，其实就是源于东汉末年的清流。
东汉末年是真乱啊，持续争夺皇帝代理权的结果，让大家眼中早已没有了刘姓王朝，以至于随便一个地方的新兴势力都有毫不忌讳的公开称帝。大约从公元145年起，有称“皇帝”的；有称“黄帝”的；有称“真人”的；又称“太上皇”的；有称“太初皇”的……。而这些事，是几十年前嚣张跋扈手握重权的梁冀想都不敢想的事。
这些人称帝的依据，来自道教。所以他们才会自称“太初皇”、“太上皇”，这么称呼并不是说他是皇帝的父亲，“太初”和“太上”来自道家术语，是“道”的起源的意思。
灵帝朝时，道教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献《太平清领书》，这本书后来大部分遗失了，从少数的内容，我们看《太平清领书》是汉朝四百年五行感应思想的大集合，也就是道教建立的思想基础。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是自然，人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学会运用自然的道理，创造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书中这么说：“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自衣食者，而不肯力为之，反致饥寒，负其先人之体。” 意思是自然给了人肌肉力量，让人可以通过生产换取衣食，但是如果不愿意工作，以至受饥受冻，那就是违背了自然。同样的观念向另一方向延伸，那些不劳动却坐享财富的人就不符合这套自然规律，因此有钱的人应该救赎自己，将财富拿去救济穷人。这是民间的公平的观念。
这样的民间信仰被钜鹿人张角大加利用。在我看来，张角就是一个骗子，他自称大贤良师，靠替人治病起家。但他治病可不是靠望闻问切。生病的人到张角这里，张角就让病人真心反省，想想自己做了哪些错事，还设定了特定的悔过仪式，悔过仪式过后，他就给这人相应的符咒，这样病就能好了。
其实张大师治病就一个原理：心理暗示。心理暗示真是厉害，没多久，张大师就有了众多的粉丝，于是张大师建立了太平道。可人心不足蛇吞象，随着太平道的不断成长、扩大，张角的野心也就越来越大，他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这是一句谶语，也就是预言，为什么要有谶语呢？因为以当时人们的观念，有谶语不一定能成事，但没谶语是万万成不了事儿的。
为了天下大吉，张角在公元184年这个甲子年，太平道起事。张角自称天公将军，他的两个弟弟张宝是地公将军，张良是人公将军。天地人齐全了，logo就是头绑黄巾，朝廷称他们为黄巾贼。
可能是由于民间多年怨气的积累，突然间各地都冒出来头绑黄巾的人。相信我，张角绝对没有扩张的那么快，全国到处都是黄巾贼的原因，是民众对朝廷不满的连锁反应。
后来，张角带领的部队在战略上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他们进军南阳地区，这里是东汉王朝真正的权力基础，不仅是刘秀，还有很多与刘家共治的大族，都从这里起家的。所以这里的大族们绝不可能坐视自己的家乡被黄巾军破坏。于是本来已经和皇帝和宦官关系紧张的大族们，积极征调资源，与黄巾军战斗，张良张宝战死，张角也病死了，由他们仨领导的黄巾军彻底溃败。
张角的黄巾军失败了，别地儿的黄巾军还在啊，面对满大街的黄巾贼，朝廷疲于奔命。这种状况持续了七年，一直到公元191年，巴蜀地区又出现了一股新的势力，五斗米道，听名字就知道，交了五斗米的会费，你就可以成为会员了，创立这个协会的祖师叫张道陵，后来把这个组织发展壮大的核心人物，是他的孙子张鲁，又是一个姓张的，从此中国道教最重要的姓就是“张”，比如张三丰，张无忌，反正天师必须得姓张。
有意思的是，交了会费的这些人自称“鬼卒” ，他们的中层领导叫“祭酒”。这两个词挺形象啊，鬼是有怨气的，而中层干部要用仪式来统领鬼。
进了这个组织就会有饭吃，所以不断有人用家里仅剩的五斗米去交这个会费。换句话说，只要不断的有新人带米进来，那么会员们不必生产也有饭吃。我实在是觉得这跟传销太像了，传销有出路吗？当然没有。当团体扩张变慢时，没有那么多的五斗米来养活越来越多的人了，那么这群人当然要从外面抢食了。
时局越来越乱，朝廷无法控制，只好依靠不断武装化的地方大族进行局部平乱，于是，东汉末年出现了州牧。州牧是朝廷为了应付地方骚乱而设立的军事职位，这个官职同时还享有该地的赋税。朝廷授权给周牧很容易，但要将州牧的权利收回，那简直就不可能了。
一统的大帝国就此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