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tella，在国内某咨询公司做咨询师，面向客户以房企为主，较多阅读金融类、古诗类、名人自传类的书籍。
《从月球看地球》是一本经济管理类的文集，由长江商学院教授针对当下中国改革产生的问题和出现的新兴商业模式，为我们带来的一场商业头脑风暴会议。书中探讨的问题大都是近期较为火热的经济类话题，如：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股市、互联网金融该如何监管？“互联网+”和分享经济究竟带来了哪些机会和挑战？等。如果仅仅是就话题而谈论不免辜负如此有味道的书名，因为，本书作者带着我们沿着言之有物的思考模式去上升到更为开阔的格局中，从上往下进行问题的解读。
今天读书分享的逻辑为：首先，对何为“从月球看地球”进行一番解读，然后从书中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话题，即新金融和共享经济，做案例分析，探索教授是如何在商业实战中运用“从月球看地球”这一理论的。希望在经过今天的读书分享后，能够让大家对一些看似平常、看似易懂的金融概念和商业模式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思考启发。
书中第一章提出了，能够“憋得住”，同时拥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才能看到新的空间，才有可能创造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思想与科学，创造出自己的互联网革新，才敢于实现全球引领。
首先，“憋得住”是能够拥有从月球看地球视野的一个前提条件。何为憋不住？就是指目光短视和急功近利的心态，企业家往往会着眼于眼前利益，追求立杆见影的东西，不能够在宏观的视角下进行思考，缺乏应有的专注和探索精神，这就很容易走进死胡同。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手头上的事情充满激情，保持敬畏，就会真正沉下心来，为了兴趣、为了理想，为了有所担当，进行创新创业。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我们才会想要拥有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与格局。
那么，该如何理解站在月球看地球的视野和格局呢？借用《礼记·礼运》篇的“世界大同”一词，指的是在现阶段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大同融合背景下，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应该超越“中西之分”与“体用之争”，将全世界的资源视为可为我所用，这是全球化发展的一个大趋势，也是真正的大国境界。概念会比较抽象，那么我们先从如何做谈起。
首先，人文底蕴的培养。书中提到“除了学习科学能力之外，我们必须拥有一种文化的能力”。我的理解是，在除了学习知识，内化各项技能，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的同时，也要追求更高层次的意义，学会在学习中用心，用脑，更要身体力行。何为身体力行？其实是去体验智慧，在学习时，要把自己的身体“摆进去”，借用宋明儒学的话就是“变化气质”。学习的过程，不仅是发展知识的过程，更是慢慢陶冶自己的人格，不断提升人格素质的过程。
其次，敬业、专注的工匠精神的推崇。在经济转型升级和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的同时，技术创新对传统经济带来了颠覆式影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无论是“重视优秀技工培养”的德国之路，还是日本企业“镇山之宝”似的工匠精神，都会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得到重视。往大了讲是在谈论一个国家，一个行业，往小了说，其实是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对自己的工作、学业和生活都有一种专业感，专业感体现在你的每一次任务完成情况，每一次的工作汇报，每一次与客户的沟通，当别人对你的专业有了认同，打上了属于你的个人品牌标签时，就是我们一次次成功的转型升级，而不是依靠自己的颜值、年龄、性别甚至是努力的程度。因此，我一直坚信，崇尚专业，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
最后，培养天下大同的观念，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过去，我们一直局限在三种模式下，即：“中学为体，西学为体或折中”。这三种模式的通病在于都局限于追随和拷贝的思维，而这样的思维范式很难出现原创与引领。因此，如果要结束由西方人主导的局面，对企业而言，应具备全球视野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在全球重大问题的解决上做出应有的贡献，培养出像IBM、通用电气可以征战全球市场的企业。
这也是为什么08年美国杂志《商业周刊》提名华为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十大企业之一，不仅因为华为销售额接近世界500强，也不仅是华为在主流行业有较大的突破，更因为任正非先生在华为只拥有1.47%股权的情况下，给世界创造了11万的中产阶级，给员工世界级的工资，给股东世界级的回报。
从书中，教授号召学院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经商”，然后才是“如何经商”。其实也是暗含了这样的逻辑，“为什么经商”，是一种对自我格局和价值观的考量。“如何经商”是一种对自我工作意识和态度的讯问。只有，这两点思考清楚，我们才能在潮流中，不会迷失自我，才能够真正做到引之有度，融之有力。
接下来我将用两个案例进一步阐释如何将“从月球看地球”的理念运用到实际案例中。第一个案例就是对新金融的认知。
第一层从源头来看，新金融是依托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创新而产生的。利用互联网科技搭建P2P金融平台，连接投资者和融资者，为双方带来收益。互联网金融产品可以帮助老百姓理财，积累财富。支付宝带来的便捷支付方式为消费者提供了舒适的消费体验。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对新金融的认知，理解为新技术在金融行业的应用。
第二层从商业模式来看，新金融带来的服务和消费正是金融和场景的成功结合而产生的新的商业模式或是新的商业场景化。比如：支付宝的成功没有改变支付的本质情况，通过创造性地引入第三方信用，成功地解决了网购买卖双方不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难题，这是金融在购物场景下的应用而诞生的网购模式。再如：余额宝的成功在没有改变货币基金安全、流动性好的金融属性情况下，让每一块钱在花以前都能够有收益，带来便捷的致富途径，这是金融在致富场景下的应用而诞生的新型理财模式。
正如生产者借助大数据工具，在跳出工业时代价值链的束缚后，第一次知道了产品终端消费者是谁，进而产生了新的商业模式。就像严选借助互联网平台，在短短一年内打造了一个颠覆传统制造业与第三方平台的新型电商品牌，不仅拉近了消费者与制造商的距离，同时，改变了消费者与制造商之间的连接方式、连接效率和成本，产生了新的商业模式ODM（原始设计制造商）。可见，由技术带来的基础设施变革，在大大降低人们的连接成本，提高连接效率的时候，商业模式的颠覆就会成为可能。
第三层从人的发展来看，新金融带来的社会关系重构和各类商业模式涌现，不管是共享，还是公益，在与商业属性结合下，最终形成了一种真正以用户为核心的新商业文明。个体在这种商业文明下，获得更多的商业自由度。以上三点，呈现了从新金融的技术变革到商业模式的颠覆，再到商业精神重塑的核心逻辑。
新金融对于监管机构来说无疑也是一个全新的监管领域，现有的金融监管框架应该如何进化以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安全成长，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但正如互联网没有改变金融的本质一样，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也不应该背离监管的本质。
第一个层面将新金融视为金融大超市，在这个超市里，各种金融服务分门别类陈列，通过互联网以最低的销售成本卖给消费者。最典型的业态是将传统金融服务搬到网上，比如网络投资理财、网络借贷、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险、互联网信托等互联网金融业态，这些都体现了撮合交易的特征。监管层如能运用现有的监管框架管理好产品端，同时确保资金通道的安全，一切都应该万事大吉了。
目前媒体披露的“谁的孩子谁抱走”的监管框架，大体吻合这个思路，先将网上的各类金融服务划归成七个分项，然后套入原有的监管框架，让央行管网络支付、银监会管网络借贷、证监会管股权众筹、保监会管互联网保险等，也就是所谓的“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然而事实真的会按照监管机构这样发展吗？我们不妨从传统金融业的运营模式入手来分析新金融的运营模式。传统金融业的运营模式可以分为信息中介和投资中介两大类。传统的信息中介包括券商分析报告、债券评级、基金评级、交易所等。这类金融公司可以直接销售信息，也可以将信息与其他业务捆绑，赚取佣金。传统的投资中介是将信息与资金捆绑，依靠自己的信息优势来替投资者做投资决策，然后赚取管理费。主要包括信托、券商的自营部，以及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其他理财机构。
对比传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属性来看，我们选取两个典型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分别是蚂蚁金服推出的互联网消费信贷产品蚂蚁借呗和腾讯旗下的微粒贷。首先来看蚂蚁借呗，根据用户在阿里系统积累的消费、支付、信用风险等数据，结合风控模型，通过大数据计算之后，授予其一定的贷款额度。微粒贷则是依靠腾讯多年来积累的社交数据及央行的个人征信数据，其中社交数据在其评分系统里占据相当重要的比重，比如微信朋友圈的朋友个数以及他们之间的相关度等，由微众银行发行的普惠金融产品。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蚂蚁小贷和微粒贷不约而同地都选择了投资中介模式。
包括之前互联网金融暴露出来的一系列恶性欺诈事件的P2P行业，因其独特的优势，能够帮助市场解决资金配置的问题，因此萌芽之后，便以星火燎原之势迅猛发展。同样，从营运模式来看，P2P 平台相当于一个评级公司、交易所和券商的综合体，任何个人和小微企业主可以将自己作为借款实体“挂牌”发债，任何小投资者也可以购买任何数量的这类债券。可见，一个互联网金融平台身兼数职。在传统金融中，我们可以有很好的理由不让交易所同时做唯一的券商和唯一的评级公司，但是在互联网金融却让这种混业经营成为现实。
因此，新金融应该远远不止是将线下金融搬到线上。因此，第二层面我们应该考虑新金融对金融运营模式的改变。比如：匹配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项目，比如对投资项目的投前评估和投后监督。只有意识到这些改变之后，监管机构才能做出与时俱进的改变，否则，在互联网金融快速“变异”、“变种”的情况下，分业监管要么是监管“一种不存在的商业模式”、要么是一种不完整的商业模式，不仅容易引发监管套利和监管割据，更容易形成监管重叠和监管真空。因此，从监管理念来看，分业监管的思路是一种倒退。监管者不能把对风险的思考划分成一个个小单元，而是应该拥有更全面的监管视野。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总结美国金融危机的监管漏洞时强调，这些漏洞不是监管的缺失，而是“系统监管的缺失”。监管水平没有到位，“表现在没有人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视角来监测整体金融稳定的风险及威胁”。也就是说，监管视野存在局限性。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最引人瞩目的金融监管改革当属《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出台，其主题之一便是尝试建立一种系统性的监管方法。可见，对一个事情的认识程度其实就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是否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
第二个案例看共享经济如何开启商业民主化时代。Uber、Airbnb、小猪短租、途家、优客工场、维基百科、猪八戒、在行…这些名字只是一个个缩影。他们有着共同的标签：共享经济。与传统模式不同的是，在共享经济下，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参与者形成共享目标的社区、未被充分利用的资源得以发挥价值。今天，共享经济的浪潮开始渗透到各行各业，颠覆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商业社会传统。
毫无疑问，共享经济带来了商业模式的改变，但它的意义绝不限于此：共享经济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上，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这意味着商业民主化时代的开启，一种新的生产力即将释放。那么如何理解共享经济开启商业民主化时代呢？我们不妨从共享经济产生的背景和产生的影响入手分析。
从产生的背景来看，我们可以考虑三个因素，分别为技术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从技术因素来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成为推动分享经济成熟的基础，它为提高了人们之间的连接效率、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同时也扩大了应用规模，这三大要素交汇在一起，形成的化学反应造就了各种类型共享经济的大规模爆发。确切来说，相对于位置固定的电脑，社交媒体、大数据、传感器和定位系统等技术的突破式发展，以及移动设备的小体积、便携式的应用，让随时随地的链接成为现实，这让我们能够发现更多可以连接的资源和人，使连接更及时，从而大大提高连接的“效率”。
移动时代下，每个智能手机对应的是精确的个人，而且还可以确知他/她的地理位置、社交关系等信息。这使得连接更精确、有情感，由此产生的“信任”是分享经济中又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近年来，我国手机网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占总体网民的比例已近90%，并且该比例仍在不断攀升。这意味着基于精确身份、地理位置和社交关系的交互活动已经非常普及，建立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因此，技术的成熟解决了“效率”和“信任”的问题，而技术的普及又进一步解决了“规模”问题，使分享经济在今天大放异彩。
从社会因素和消费观念的演变来看，农耕时代以“熟人社会”为特征，到了工业时代，为了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诞生了公司制度，人类社会也逐渐演变为“陌生人社会”，而今天通过互联网，我们正重新向初始状态回归，走向“半熟人社会”。随着“80后”、“90后”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社会价值观和消费观念正在发生明显改变。这些不曾经历过物资匮乏年代的年轻人对于“拥有”物资并没有特殊的情节，相反，对于“借用”和“分享”的接受程度更高，比起产品的功能属性，他们更看重产品的情感属性。
从拥有权到使用权、从功能属性到情感属性的迁移，这正好与共享经济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当越来越多的人懂得聪明地放弃一些所有权、渴望沟通、乐于分享时，我们整个社会就会变得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连通性，而这正是分享经济的价值观基础。
从经济因素来看，今天我们必须要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不再是一味地大肆扩张消费和生产规模，而是在现有要素投入的水平下，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如果提高对这些闲置资源的利用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而这正是共享经济的意义所在。在经济发展步入平缓期的发达国家，人们已经习惯于分享盈余资源、能力来获取额外收入，对自由职业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
据统计，美国的自由职业者人数已由2001年的2000万增长至2014年的3200万，占所有工作的18%。而这一比例还将增长，据估计，未来30年50%的美国人将成为自由职业者。当前中国的经济正在经历从高速运行到增速放缓的调整期，这预示着我们也将迎来分享经济和“自立”经济普及的契机。因此，从共享经济的发展背景来看，与我们曾经追逐过的商业热潮不同，共享经济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会持续发酵的大势。
共享经济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从供给端到需求点，从微观层面到宏观层面，都将重新定义我们对商业活动核心要素的认识。书中提出四个方面来进行理解：市场（需求端的宏观层面）、模式（供给端的宏观层面）、组织（供给端的微观层面）和个人（需求端的微观层面）。当商业要素内涵和关系在各个环节和层面都被全面更新时，就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我们称之为“商业民主化”的时代。
在过去，一个企业就像是一艘大船，产品方向上的调整对于大船而言，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如今，由单个个体组成的企业，更像是一艘艘的小型船舶，可以随时调整前进方向同时不会影响到大的前进方向。从规模经济到个人经济的演变的背后是因为一个人的市场仍有竞争力。Airbnb、小猪短租、途家等平台上的每一个房间，从装修风格到家具陈设都是独特的。通过匹配多样化的供给与多样化的需求，细分市场的粒度可以进一步精细到每一个人的市场，最终实现“用集体的能力满足集体的需要”。
第二，从产品端来看，标准化的产品/服务逐渐让位于场景化、个性化的体验。体验的不同之处在于个性化与场景化。以酒店业为例，星级酒店就是一种服务于商务人士的标准化产品。无论身处何地，只要是入住同一品牌的酒店，就可以期待标准化的陈设、备品和房间服务。这是标准化市场、标准化人群、标准化体验和标准化产品的组合。
从大众市场到人人市场，意味着企业要对“市场”这个概念进行重新审视。从服务的对象来看，要从大众精确到个人；从满足的需求来看，要从产品至上转向体验至上。归根到底，这是个性化供给和需求的聚合、匹配，是用集体的能力满足集体的需求。
从模式层面来看，从资源集中向资源聚合转变。过去的商业模式和行业壁垒都是建立在资源的占有和集中的基础上，而现在，随着连接方式的转变和连接效率的提高，企业从外部获得资源的成本得到大大降低，能够高效地调动更加广泛与丰富的资源。因此，当互联网的出现使得连接外部资源的成本不断降低，当外部资源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大规模缔结产生远远超过组织内部集中的效率时，由资源集中扮演的“护城河”的角色就会发生变换，社会化的“资源聚合”正在逐步取代组织内部的“资源集中”，赋予企业更大的想象空间，释放出空前强大的生命力。全球最大的出租车公司Uber没有一辆出租车，全球最大的住宿服务提供商Airbnb没有任何房产，这些企业不占有、集中资源，而是聚合、调动资源，它们用轻资产模式产生放大效应，轻松地突破规模壁垒，反而赢得了更大的舞台。
不仅仅是资产，包括设计、研发、生产、营销、服务在内的各个价值链环节都可以社会化：研发设计活动可以社会化，因为通过链接和释放群众的智慧，其力量可能超越任何一家公司的研发团队；制造生产活动可以社会化，因为通过连接和释放大众的产能，其规模可能超越任何一家公司的生产部门；营销服务活动可以社会化，因为通过连接和激活群众的传播与互助力量，其作用可能远甚任何一家公司的营销服务网络。这样的例子在共享经济模式中屡见不鲜。即使是共享经济之外的传统企业，也越来越多地接受开放价值链的一个或多个环节，采用“众包”、“开放式研发”、社会化营销”等方式调动丰富得多的外部资源。
行业内部价值链的开放也意味着打破行业边界的机会增多，价值不仅仅来源于企业内部价值链的活动，还来自于企业边界之外的产品、服务、合作伙伴网络等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之中—我们称之为“价值网”。打破价值链上各个模块，构成单独个体，秉承“召之即来，来之即战”的精神，将单独模块进行组装，形成一个个由单独个体构成的独特的战斗体。可见，过去的在价值链上深耕一处即为制胜之道的时代已经逐渐过去，迎面而来的是灵活多样的“轻资产”企业。
所以我们发现很多分享经济的商业模式都不拘泥于特定的价值链，而是向价值网络弥散渗透。滴滴打车架构重组，成立快递物流和点餐送餐业。我们看到了滴滴作为以一个“连接器”，其角色的延展性和想象空间，并且确实具备可行性。不限于特定行业的价值链，滴滴其实完全可以做一个“滴滴+”的价值网的模式。从资源集中到资源聚合，意味着要重新思考企业的商业模式。“所有权”不一定比“使用权”更有效，“价值链”思维也可以向“价值网”思维靠拢，用更轻的资产去撬动生态圈的放大组合效应。
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央协调到分布协同。过去我们的组织一直以科层制（尤其是稳定的金字塔结构）为主流形式。在这一经典结构中，中央高层领导发号施令，中层管理者上传下达、指挥协调，基层员工执行落地。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组织形式，我们早已习以为常。就像是在下棋，没有一颗棋子在行动时会自己思考，也没有一颗棋子会从自己独特的角度来看待整个棋盘，并且提出行动建议。反观，很多军队中，往往做事速度极快，很多一线的变动并非是由高层精心决策后的结果，相反很多是由一线力量的适时反应，他们在新的环境中显得更加游刃有余。
而共享经济出现，正向我们展示了类军队的“自组织”形式的可能性。在今天，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变得更加容易，开放的平台技术使信息内容透明可见、可询问、可搜索，大规模的社会化协同成为可能。我们会发现，最聪明的往往不是某一个“诸葛亮”，而是许多个“臭皮匠”组成的群体。反映到组织结构上的一个明显趋势是：层次分明的金字塔结构正在被瓦解、重构，转变为无中心散步式的网络结构。
例如：Uber在内的众多专车平台内，调度员的作用已经弱化甚至消失了，依靠散布的各个供需点的并行匹配，响应速度和整个系统的效率都得到了优化。再比如：维基百科，作为网络版的百科全书，由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合作完成的，每个参与者可以十分清楚在平台上看到自己的修改和贡献，同时也能够看到他人的编辑记录，信息的透明化实现了彼此的跨区域配合。可见，当决策并非来自于中心，而是来自广泛分布的散点；当行动未必需要事先计划、传达，而是出自即兴、自发的意愿时，看似“无序”的组织逻辑呈现除了惊人的高效，从而推动共享经济有条不紊地指数型自我成长。
从个人层面来看，大众的身份也从被动的消费者向主动产消转变。在市场、模式、组织之后，我们回到构成这些商业关系的最基本的单位—个人。
第一层就是人从被动向主动的转变。在工业时代，关于人性被“异化”的论述就没有停止过，人作为社会大生产系统中的一颗螺丝钉，失去自由、主动性和创造力，然而在今天的共享经济的背景下，我们作为“人”的角色和关系终于得以返璞归真，因为个体市场的存在，因为自组织形式的诞生，因为资源聚合效应，赋予我们从被动的生产者或消费者升级为主动的产消者，我们可以自主选择性地参与到价值网中共同创造。就像Uber上的司机可以分分钟转变为乘客，享受其他人的服务；Airbnb上的房东可以在自己外出旅游时，将房间借宿给他人。因为，生产与消费的距离拉近了，我们对消费者和生产者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于何时、何地、如何生产与消费以及生产与消费什么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最终得以脱离社会大生产机器的束缚，重归最本质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认知逻辑上。
第二层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构。在过去，人与人的关系是货币化的，判断个人信用水平的依据通常是银行的借贷记录。但是如今，个人在虚拟空间的声誉—基于社交平台的行为和人际关系—或许更能体现他/她的可信度。
Airbnb在其平台上引入了一项重要功能：允许用户关联自己的Facebook账号。于是，租客可以看到房东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内容，以及他/她的朋友关系，甚至可能从中找到彼此共同的朋友。通过这一方式，租客和房东都能够迅速判断对方的脾气性格、价值观、兴趣爱好，找到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同类。国内许多的P2P平台也鼓励借贷者导入自己的社交账号、通讯录等，以此作为个人信誉的重要判断依据。人们在现实生活和虚拟空间的行为和互动关系更加真实立体，比过去单一的货币借贷记录更能反映出个人的可信程度。所以，人与人的关系正在去货币化和去工具化，回归交往互动的本质。
由此可见，我们作为个人正在回归本真。从角色上看，我们从被动服从于社会大生产的生产者、消费者，转变为主动决定生产和消费形式、共同创造价值的产消者；从人际关系上看，我们对基于货币的“信用记录”看的更轻，对能够全面丰富展现个人可信度的“综合声誉”更加重视。
而今，在共享经济的大潮下，我们越来越懂得如何用集体（包括个体与组织）的能力，来解决集体的问题，实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愿景。这意味着，商业民主化的时代正在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