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巴士
四月初，我们5人去到了烟峰镇家访，家访对象是初二年级的第一名。
天蒙蒙亮，我们便收拾好，到搭乘马边——永红城乡巴士的站台汇合。说是站台，其实是连个标牌也没有的，巴士师傅就在T字路口的一侧稍作停靠，客满便发车。我们简单和师傅交涉了下音译为“西安子”的目的地，师傅比了比手势一人20块。
同伴们知道我晕车厉害，于是同行的张老师把副驾的位置换给了我。这辆车不像之前坐过的任何巴士：车皮有些破旧，车座上的椅套有两个颜色，头部接触的地方要白一些；车内油味混杂着其他味道，争先恐后地蹿入鼻腔，一直往下，到达胃部后又火急火燎地想要勾着什么东西再蹿出来。
此时，压住这份排异感，多坐会儿倒也好多了。
我佝着身体，坐到了副驾的位置，划拉开玻璃窗。车窗外，沿路坐满一排卖蔬菜的老婆婆，菜的品类不多，我看到了香椿，想到网上正流行的“香椿自由”。罗老师将钱递出车窗，买了一把。
不一会儿，乘客和货物就将这个小巴士填满了。我身旁的空白处也堆上了几个大箱子和几个塑料口袋，严严实实地把我圈在了座位上。
我打量了一圈这些箱子，上面用马克笔简单地写着地址和电话号码。这是巴士带货，是一种城乡之间的特殊的快递方式，时效比真正的快递高出许多。寄货的人在县城打包好货物，写上联系方式，售票员会提前电话通知取货人在路口等候，一到路口就卸货，并不很影响乘客。有时候也寄文件，生鲜水果或者鸡鸭生禽。
我旁边就有一筐菠萝，上面是用胶带缠绕捆绑封住的。能看出明黄的菠萝们两两相对整整齐齐地一层层排列着，个个金灿灿，个头也很均匀。在这杂乱的车厢里，菠萝的香味是一股异香，它断断续续地向我袭来，反应足够快的时候，可以在那一瞬间狠吸一口。
吸到一口便很满足，我喝一口随身带的水：下午回家要买菠萝。
巴士开出县城不远，轮胎便漏了气。师傅将巴士停在路边一个修车处。车上乘客开始急躁，有的打起了电话，有的骂骂咧咧，有的下车监督着补胎的进度，看两眼吸一口烟，吸完把烟头扔地上，狠狠跺上一脚。
半个多小时后，车胎补好了。
巴士继续往前开，离城越远，路况越糟糕。到苏坝的时候，巴士穿过了一个隧道。出马边的途中也有一个隧道，名叫 “猫猫嘴”，而苏坝的这个隧道与“猫猫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隧道里面没有灯光照明。巴士一进入隧道，就被黑暗吞没了，唯一的光就是巴士自身的两个车灯。我直了直背，握紧手里的手机。
大概十多秒过去，转了一个小弯，终于看到了隧道洞口插进来的光，在一片漆黑中，这直戳进来的日光极其刺眼，却也让人心里踏实了许多。继续往里就是烟峰镇辖区，但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一半左右的路程。
后半部分路况更差也更危险。运载磷矿的大矿车相继迎面驶来或同向而行，路面被常年累月的大流量矿车压得变了形，坑坑洼洼，外侧已经出现了断裂，往下沉降了几厘米到几十厘米，防护栏也歪歪扭扭，有的已经往外撕开了，下面是山谷和河流。
巴士在这路上行驶，车上的乘客和货物也随着巴士前倾后仰，上下起伏。我伸手去摸了摸安全带，扣上后却发现还能再塞进一个人。那也懒得解开了，就扣着吧。
2.卓林爷爷
到一个水泥路口，售票员提示我们该下车了。
路口在左侧，站着一个朴实的老人，头上裹着头巾，背着个布袋子。他是我们家访对象卓林的爷爷，老人很慈祥。
我们见到他再次和他致歉，因为巴士耽搁了，我们比预计的时间到得晚些，虽然路上有和他们联系，但是没想到是老人自己下来接我们，还提前到了。
老人很随和，一路上和我们讲家里的情况。他讲的马边话，彝腔很重，声音也不大，基本上有百分之三十的对话，我需要快速推敲猜测，同行的几位老师交流起来更困难，所以一路上，基本都是我在和他交流。
当听到我是西昌的，他的目光更为亲切了，“西昌啊，好地方。”他喃喃道。随即说了一串彝语，看着他充满肯定的眼神，我真不忍心告诉他我听不懂复杂的彝语。没等我作出反应，他又试图用另一句彝语解释刚才的话，这下他看我面露难色，马上懂得了，我们相视哈哈笑了起来。
他们家住在这座山的最高处，我们在对面山腰处下车后就一直沿着这条通村公路往这座山上走。将近一个小时后，老人指了指，终于到了。
老人刚到家就忙不迭进屋里搜罗小凳子招呼我们，一边还唤着卓林和卓林妈妈出来迎客，这时候左邻右舍的也都好奇过来了，卓林妈妈打开我们带过去的水果，分给乡邻。
我们就坐在门口的水泥场坝里交谈，时间大概半个小时。说到学生的成绩，卓林妈妈自豪地带着我们进屋参观。屋内墙壁四周，除了简单的挂饰、贴画和方方正正的门窗外，都贴满了奖状。这个场面我是熟悉的，我初中的奖状也贴满了一壁，只是后来家里装修，奖状没能完整扯下来，也没再贴了。
我深切地看着卓林妈妈，“辛苦也是值得的，孩子们很争气。”她憨笑着摆摆手，眼睛却眯成一条缝，眼角挤出几条皱纹，沧桑又朴实。
聊罢，卓林妈妈留我们吃午饭。不想添麻烦，我们辞谢了。
3. 面包车
下山似乎更快些，我们走了近路，穿过一座吊桥，半个小时的样子就到了来时下车的那条路。
可等了一会儿也没见到返程的巴士。饥饿、困意双双袭来，至少得喝口水吧。我想找小卖铺。
小卖铺是有的，没有货架，简单的几样商品上也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在这路边是难免的，我并不介意。我弯着腰，在纸箱里探索出一瓶爽歪歪、一个保质期为6个月的面包和一包5角钱的辣条，老板赶紧接过去用帕子帮我擦去灰尘。我问可以转微信吗，老板笑答可以。
等了一会，巴士还是没有过来。
一个中年男人问我们要不要包车回去，价格和巴士一样。说罢就朝马路对面吼了一嗓子，一辆小面包车开了出来。
付了钱，我们坐上车，我还是坐副驾。坐在车上我就不想吃东西了，东西拿在手上。终于坐上车了，车里还放着音乐，五个人倦意消退了大半，聊起了今天的家访感受。
面包车师傅也是个中年男人，他竟能听懂我们的聊天内容，过一会儿他接过话：“你们是不是来支教的？”“感谢你们为我们落后地区的教育做出的贡献呀，感谢！”他看向副驾的我，我礼貌地回应。
转了两个弯，他突然把面包车停在路边，让我帮他打开手套箱取出一张文件和一个公章，递给车窗外的另一个中年男人。没有过多的交流，递出去说了一句彝语就开走了。
“您是乡村干部吧？”我忍不住好奇问了一句。
“是的，我是xxx村的支书。”
我肃然起敬。我知道在这样一个文化与经济都相对落后的山区里，尤其是在民族地区，能在村里担任“头人”的人物绝非简单。这不光需要此人文化知识、思想觉悟经得起组织检验，还得在村里、家族里都受人景仰，颇具声望才行。和他谈话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在向他请教。
当他得知，我是大凉山人的时候，我们的谈话内容和语气都随意松快了许多，都讲的川话。和早上卓林爷爷知道我来自西昌时一样，他们都给我一种“半个自己人”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我也自在了许多，看到路边的茶叶，就问茶叶，看到矿车，就问矿产资源与路况。他也主动分享了些扶贫的故事。
聊到教育的时候，我突然问他：“你们家娃娃是在读书还是打工呢？”
“读书，有一个在一中校。”
“初几的噢，我们就是一中校的老师。”
“初一......15班，噢不对，16班，班主任是李老师的嘛，我们家娃娃叫阿西xx”
这个学生是我班上的，可我惊讶得有点愣住了。后排张老师也激动了起来：“她就是16班的数学老师！”师傅惊得有点紧张又激动不已， “哎呀呀，早知道我咋好意思收你们车费嘛。”他拍打了一下方向盘，一种大水冲了龙王庙的感觉，倘若不是拍打了这一下，他也许忘了自己手里还握着方向盘，可能会不知所措到来和我握个手。
我偷偷直了直背，把手里的辣条和爽歪歪送往臂弯里环起来，气氛变得太快，有点尴尬。说点什么吧！
他先开口了，语气不像一开始的官方客气，也不像后来的亲切随意，而是一种近乎低姿态的谦虚。
说完又自语道：
“我给他们三姊妹在县城租了房子读书，自己做饭吃，位置就在xxx那儿，他们平时周末也不回家来，我偶尔有事进城来顺便看看他们......回家花钱呐，车费一人20块，周五回去一趟60，周日回来又60，一个星期就120，供不起噢！”语气里充满着生活的艰辛与无奈。
说这话的人一点不像刚才与我侃侃而谈的大叔，也不像在村里德高望重的“头人”，更不像在脱贫攻坚第一线挥斥方遒的村支书。
此刻，他只是一个努力在生活的重压下喘息的普通中年男人，一个对孩子的未来寄予期望的普通父亲。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这个学生几天前在办公室把我气得浑身颤抖，因为打篮球经常上课迟到，数学作业也连续几次不交，课堂上不是发呆就是睡觉。
可我说不出口，我也不想向家长“告状”或是指责家长。我明白，我是孩子的老师，不是家长的老师。
“他篮球打得挺好的，已经打进了决赛，下周分冠亚军，看样子能夺冠呐！你平时可以多打电话跟他交流，让他跟你讲讲具体的情况。”我望向他。
“不好好学习，一天天打啥篮球嘛。”他在责怪孩子。
沧桑的脸上，却挂上了一抹浅浅的笑容。
满屋的奖状也好，篮球打得出色也罢，父母总能因为孩子取得的任何一点成绩而感到骄傲，这种骄傲胜过他们自己取得荣誉，这种骄傲也藏不住，嘴里掩饰了，也会从脸上溢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