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是一篇职场小白成长记，无关乎工作经验与资历，我只想说，最后我也辞职了。
我毕业于一所偏理工性质的985大学，学的是文科。应了大学老师在课堂上的玩笑话，“学习的时候文科生笑，等找工作文科生就哭了”，虽然老师说的不是绝对现象，只是表达了理工科学生课业负担重，找到好工作却相对容易的观点。一语成谶，找工作时，这句话成了我最真切的体会。
“金九银十”是毕业季的流行语，向互联网、电讯类的好企业都会在九月、十月去高校掐尖，条件自然优厚，月入过万、和谐奋进的团队氛围、一线城市的门票·····这些加在一起，魅力十足。
对于我这样普通的文科生，这些优厚的招聘条件是我难以想像的，甚至没有投简历的勇气。我学了工商管理的双学位，从书本和老师口中对企业筛简历之法略有耳闻，看脸、按性别筛选、按学历筛选、关键词筛选······等等，这些足以将我拒之门外。
总有些人和事不按逻辑出牌，九月，我拿到了第一个offer。身边的人先是惊恐，而后夸赞，了解企业的情况后，却是不过如此的叹息。也有人羡慕，总算有个保底的。
那是一家知名集团下的造船企业，在舟山。我的岗位是宣传员，说得高大上一点，负责企业文化建设，其实很多时候与行政、打杂并无二至，在一个以制造为业的企业，所有不直接创造效益的岗位都会略低一等，若是遇见懂得“精神可以促进物质发展”的老板，也许宣传类的岗位还好。本科生年薪6万，HR还特意强调包含了所有福利，比如年终多发的一个月工资、节假日的物资等，现在回过神，也许还包含五险一金呢，我明白了这个6万含的水分有多大。
我是个保守的人，出于对稳妥的考虑，我没有直接与这家船企签订三方协议，只是签了意向书，里面的条款我只记得一条，违约赔偿6千。出于我对契约精神的敬畏，签完意向书，我在心里就作好了赔偿6千的准备。
6千对于一个还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算个天文数字了，但理智告诉我，6千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值！至于后来，身边道行高深的同学告诉我，直接违约不去，反正也没签三方，他们不会让一个学生赔钱的，再者直接放话，你们找律师吧，企业才不会为了6千和一个学生打官司呢。现在想想，同学们的妙计多少有些狡黠，却不无道理。
结局也确实如此，我没去舟山，而是呆在了武汉。上班头一个月还接到了船企打来的电话，问什么时候入职。我很坦然，直接在电话里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份在国企里的工作，去不了了。我料定他们对这样的结果已然知晓，对我说：“如果你考上研或者有公务员，有编制，意向书自动作废······”
哈哈，他们明明在诱导我如何自动解约，那你们就当我在有编制的国企吧，电话里的男人说，即便这样，还是要写一份说明，我说这个你们随便编吧。就此，我成功解约，免于被流放岛上的结局。
拒绝了不想去的，我以为现在所在的国企虽然工资不高，但也稳定，用妈妈的话说，没有任何人脉关系能在国企某份文职已算烧高香了。
然而，事总是与愿违，不到半年，我就摸清了这个所谓的国企，感受最深的一点，是它与生俱来的人情文化。很多一家三代都在厂里谋职，厂里红火的时候，第一代人是很优秀的，知青、技术工作者一大把，都是那个年代的先进分子。
历经60多年，优秀的第一代早就培养出了更加优秀的第二代和第三代，定居北上广，出国的人比比皆是。只有不争气的二代三代才以沾先人的光为由，顶职入厂，先不谈学历，这些人的专业素质就很让人担忧，他们中很多从事着与自己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岗位。
食堂里随处可见往熟人处插队的现象，殊不知，这份“熟人情”牺牲的是后面人的利益，因为我和你熟，所以后面的人理应多等一会儿，这就好比两个狼狈为奸的人一起偷走了后面人的时间，这是厂里人情文化最好的缩影，既然排队，又允许插队，这个队排得本身毫无意义。
再后来，我逐渐了解了被录取的真相，据说，董事长都介入了。办公室的副主任想立刻招一个人顶缺，因为和他一起进厂后来又在他手下当科员的人走了，他要好好把握这次可以增加科室实力的机会，招一个比前者更能顶力的人来，减轻他的负担。
“厂里的人员已经处于富余状态，还招？”董事长一向习惯用这样的反问语气明确表达他的想法。“厂里的人不合格，写不了。”一贯唯命是从的副主任这次倒是直接了当。
办公室两个副主任，一男一女，女的分管宣传，男的分管行政和党建，主任空缺。为了更具说服力，他向我要了我在省报政治新闻中心实习的所有挂名稿件，还有在校报副刊写的小清新片段。最后，副主任赢了。
对，有人看透了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对第一份工作肯定不会怠慢的心理，带着我走上了写的路，另兼打杂。我毫无怨言，只是由衷和室友感叹，职场和校园果然不一般。
我所做的事与办公室应有的岗位职责完全相符，请示、通知、报告、领导讲话······我都练过手，虽然很多时候都被改成了刺猬。我承认这个过程中我是有所收获的，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岗位，一个在这里永无出头之日的岗位。
领导不开电脑，每次，我都是打印出来请他批阅，在电脑上改好后再次打印请示，如此，一份文档至少要五六个来回。偶尔我手快，在听领导说，“就这样，可以了”类似终结的判词后，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传给上级机关，不为别的，就怕领导的回马枪。
有一次我传出后，领导突然来问：“文发出去了吗？有个地方我想再加个字。”我窃喜，还好发出去了，因为他这个副词加得多余，甚至有重复的嫌疑。见已发出去，他会作罢。
经历过高中压榨式的学习，我早练就了一坐一天的本事，除了上厕所、吃饭。事多的时候，我居然也可以在工位上一坐一天，我仍然没有怨言，可是却招了同事。
为了坐好这一天，赶出手头的事情，连吃饭，我也发挥了高中速度。一次，刚吃完饭的我在办公室里看起了文档。
一位工作“世袭”的女同事吃完饭回来，“刚才我还和主任夸你呢，一个顶俩，拿一个人的钱，干两个人的事！”我居然从这句话里听出了莫大的鄙夷，自己找事做，活该！
费力不讨好，说的大概就是我了。我每月拿的工资连纳税起征点都不到，还在这里卖力干活，大概旁人都替我不值了吧。没有加班费，没有绩效工资，每月你拿多少工资直接由你的上司拨堆，每个科室的工资总额是一定的，除去五险一金，剩下的领导凭直觉，按惯例分，大部分情况下老人拿得多，新人拿得少。
这样粗放的薪资制度是从五六十年代沿袭下来的，如果当时的领导还算秉公办事的话，现今也不可能不参杂些许偏私，因为历史遗留的人情太多，无论老人新人，每个人心里的不公平感多多少少会有些。
几千人的老牌国企是一个颇具历史感的小社会，用一位厂里土生土长的前辈的话即可印证，当时，厂里除了殡仪馆，啥都有，医院、学校、食堂、宿舍，甚至亲戚······
我似乎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外来者，不会插队，不懂推诿，不会说领导喜欢听的笑话，甚至日常的话都不多。
唯一让我有些欣慰的是，我的工作能力似乎得到了一些人的认可，我强于“不合格”的人。
在这样的体制里，年轻人出走似乎是合理必然的结果。
一位同样是文职的高校女硕士在一个合同期满后果断离开。她大龄未婚，这样的离职“早有预谋”，她用三年攒下的钱抵了一个40平房子的首付，用三年的公积金贷了余款，这一切都在提出离职前统统搞定，同时，提前三个月就向上司表达了离职诉求，而且强调，还未定下家，想让自己休整一段时间。
她是一个理智的人。
她走了，我却慌了，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同类。
我觉得自己很可笑，侥幸地违约，亲手关上一条路，却又在另一条崎岖的路上艰难爬行。我安慰自己，这两条路也许并无二致。
经过了很多次睡前的挣扎，我循着女硕士的路，离开了这个小社会，我辞职了，放弃了国企自带光环的外衣。
我唯一确定的是，两次放弃我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