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海边的卡夫卡》开始，看完村上的小说就要看解读了。这部《1Q84》也是如此，有人说他是向《1984》致敬，但这礼敬得太花哨，一不留神就闪了过去。在《1Q84》 里，青豆代表因果报应，天吾代表自由，小小人与邪教代表权威与服从。村上是乐观的，他让报应与自由结合，抗拒专制的追捕。这表达方式有点儿像陈凯歌，如果说《霸王》与《活着》分别代表了他与张艺谋对社会与人生问题的极致表达，那么从高峰下来后由于语境的变化反倒让人迅速看出俩人的底线与节操。相比于张褪变为国师，陈明显更清高，这一点从《无极》到《道士》再到《妖猫》，日益明显。陈跟村上一样，在用魔幻现实主义表达命运与自由、丑恶与良知、繁华与虚幻之间的矛盾与挣扎。陈十年前说你们十年后才能看懂我的无极，可惜世人庸碌，已无心回头解读这部电影。
其实与《1Q84》一样，陈在《无》中用大将军隐喻权力和利益，用倾城隐喻物欲与诱惑，用满神代表命运，用昆仑代表底层觉醒民众，用无欢代表你我和所有坐在银幕前的普通民众——这个角色在《道士下山》里则是王宝强扮演的一脸懵懂的小道士。
放下影片中命运、欲望与抗争的主线，陈在片中还巧妙地引出了另一个话题：如何看待曾经的原罪。在残酷的现实下，以自由和尊严换回生命或许无可厚非，但他还想隐喻的是，相比于影片中鬼狼时时沉浸在忏悔的阴影之中，世人对于自身的反思可谓苍白和毫无担当。李泽厚说我们是乐感文化养大的民族，不习惯甚至讨厌向自己的错误低头，某种意义上就是孩子的特性，不成熟、执拗、好面子，以及对历史、对自身的怯懦。十年后的今天巨婴是个流行词，如果从历史观的自我逃避与不敢正视来说，我们整个民族都是巨婴。
《无》片的最后本还设计了昆仑启蒙奴隶们站起来的剧情，据说因某种原因没有公开。但为这无碍陈凯歌的牛逼。
不幸的是，这部牛逼的巨作成了那年被庸众的恶俗趣味玩坏的笑话。
二
李承鹏写过一篇杂文，谈到路西法效应。路西法是上帝的信徒，因聪明好学得到青睐，后因欲望膨胀想要推翻上帝统治，失败后被打入地狱成为撒旦。但路西法效应是个心理学名词，它出自于一例著名的实验——斯坦福大学津巴多教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建造了一座模拟监狱，征集24名学生志愿者加入进行为期两周的心理实验。一组扮演“囚犯”一组扮演“狱警”。
这些学生事先都经过严格地测试，心理健康、受教良好，没有任何生理疾病。然后实验方让他们进入角色，自由演绎。考虑到参试成员都是些温和有教养的孩子，津巴多本以为模拟实验只会平淡地进展平淡地结束，没想到一周后事态走向了失控。
那些平时温文尔雅、和善礼貌的学生成为“狱警”后，很快变为挥舞警棍，肆意侮辱“囚犯”的强权者，不少人还表现出了虐待狂的倾向，而那些化身“囚犯”的学生则变得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最后甚至出现了应激障碍。整个实验将人性中恶的一面极速放大，如同将原本冷静体面 理性温和的普通人变成杀人狂魔的纳粹德国。这个实验后来被拍成同名影片《斯坦福监狱》，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其展示的人性变化即路西法效应，它表明善恶之间只有一条细细的界线，好人随时会受到社会情景的影响而作恶。
回到前面说的《无极》，回到忏悔与反思。在传统善恶观里，坏人之所以为恶，是他的性格、经历、信仰甚至血缘等因素所决定，但是斯坦福实验表明，除此之外还有社会情景，以及塑造情景的系统性力量。
卡夫卡说过，你不必是真正的罪犯，看守你的人也不必是真正的狱卒，只要你被看守的时间一久，你就会忘记自由，从而相信自己是囚犯进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
与此相反亦如是，只要在特定的社会规范里时间一久，你同样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纳粹与恶魔。
如同二战审判庭法官汉娜.阿伦特所说，人人都是路西法，人人都有成为恶魔的潜质，这种潜质即平凡之恶，它出现的原因是我们在社会规范面前缺乏思考。
像陈凯歌想要表达的那样，当我们缺乏思考、拒绝思考时，就会让潜伏在人性中恶的本能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而唯一能够对抗平凡之恶的，是自我诘问、自我对话、反思自己、获得良知的独立思考能力。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独立的个体，而非邪恶的一环。
三、
西斯罗夫斯基在《生而有罪》里说纳粹不仅仅是由领袖组成，恰恰相反，是为数众多忠实而体面的社会成员——警察、官员、市长、铁路员工、教师等，润滑了它专制的车轮。之所以这样，根本原因是人的天性需要追求安全，为了这份安全，人们往往以自由为代价依附集体主义的权威、服从集体主义的社会规范，就像《无极》里的鬼狼。
社会规范是在一种文化下所有成员广泛接受和认可的行为标准。人们对它的接受与学习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模仿别人的行为，做完全一样的举动，这在心理学上称为“从众”；二、根据权威人士的指示，来做相应的行为，这称作“服从”。
就当下来说，社会规范的涵盖范围或大可小，大至整个社会，小至微信朋友圈。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有一点是共性的，即如研究纳粹心理的勒庞所说，缺乏独立思考造成群体的心理简单而夸张，很容易被极端感情所打动，很容易被语言强势者影响并模仿。
所以应该警惕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群体中一员的身份，这种群体身份会分散我们的责任。一方面它会让我们“服从”，成为冷漠的旁观者，纵容作恶行为，另一方面，它也会激发我们心中的平凡之恶，让我们在匿名的掩盖下“从众”，成为作恶者。《无问西东》里围殴章子怡的“正义”群众，《朗读者》里不肯打开教堂大门放出犹太囚犯的温斯莱特，莫不如是。
所以，面对错误的社会规范和群体压力，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怎么才能做到不服从，不从众，不作平凡之恶？
直到看到刘嘉的《得到.心理学50讲》里的主张：
一、保持对社会和群体的警觉，对别人的主张和观点，要看到证据支持和符合逻辑的论述，而不是被炫眼的名词术语或口号蒙蔽；
二、在追求群体接纳的同时，珍视自我的独立。孤独不是埋葬我们的坟墓，随波逐流放弃独立判断才会真正绞杀我们的人性；
三、不要因为安全感而牺牲个人的自由。人们常被选择诱惑，因而需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是真实而且立即生效的，但诱惑者的许诺却是个遥不可及的幻觉。
如同开悟。
再回到《1Q84》。村上春树说他写作的目的是“让每个灵魂有尊严地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让人想起他的鸡蛋与墙理论，想起“所有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必须面对他所在的时代，手执火炬，正面直视一个庞大的世界，而不是背过脸去，仅仅看着镜中的自己。”
警觉、独立、拒绝诱惑，就是良知者手中的火炬，是他们正视世界与社会规范的最好武器。
四、
最后说句题外话，我有一位八零后朋友，在周边中年人开始放弃对族群的希望时他说：他相信每个人的努力总会推动这个社会的前进，哪怕只是一句呐喊，总有被某些人听到的机会。
即使没有被听见，也不是沉默与停止思考的理由。他补充道。
我为身边有这样的年轻人感到骄傲。因为在他身上你能看到——
大风可以吹走一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