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应天府（南京）如期闭幕。52人被成功录取，其中第一名（会元）为宋琮，江西泰和人士。三月，其中的51人如期参加殿试并顺利通过考核，由皇上钦赐功名并排定名次。
一甲共3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陈，福建闽县人士；第二名（榜眼）尹昌隆，江西泰和人士；第三名（探花）刘仕谔，浙江山阴人士；二甲共13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共35人，赐同进士出身。
金榜放出，诰示天下，金陵的街头再次热闹了起来。但是，围观放榜的人们很快发现了蹊跷之处，榜上得中进士者，全部出自江南，竟无一人是北人。众人议论纷纷之际，有人一口咬定会试主考官刘三吾“私其乡”。众多落榜的北方考生本就愤愤不平，对这一观点更加深信不疑。顷刻间，群情激愤的学子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行至礼部衙门前抗议请愿，高喊“三吾等南人私其乡！”要求官府严查舞弊事件。一时间民意沸腾，局势几近失控。
科举制始于隋，兴于唐，盛于宋，断于元，变于明，灭于清。科举制出现后，为中国古代王朝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意义绝非某些人口中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近代以来，对科举制横加指责，多是受到“西学文人”的影响。几乎与“西学文人”鼓动中国统治阶层全盘西化的同时，资本主义列强英国，比照“科举制”制定了自己的文官考录制度，此制度一直被世界沿用至今。
中国科举制度发展的分水岭，不应该按照王朝更替来划分，而应该以科场舞弊案““南北榜案””为标志。正是场科场舞弊案，彻底将科举制引向不归路。“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在这场科场舞弊案后，掺杂了太多的“权力之争”。经过这场权力争斗，科举制的政治性，远远凌驾于它实用性之上。
“南北榜案”中，有人被流放千里、有人被砍了头、有人登了皇榜，复杂权力斗争背后，谁才是最大的输家呢？
1、朱元璋：虽然我老朱很厉害，但是这件事上，我最多算个五五开。
洪武三十年(1397年)，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试，后发榜，宋琮为第一，是为春榜，上榜者竟无一人出自北方。为历科所不见。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因此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为南方人，照顾其乡亲。朱元璋得知后大怒，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等人阅卷。增录北方人入仕。后张信说刘三吾判卷无错属实。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
事发以后，朱元璋大怒，对考试官严加治罪。有人上告说刘三吾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知道后更怒，将张信与白信蹈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命刘三吾戍边。刘谔、宋琮等人也遭遣戍，仅戴彝、尹昌隆免罪。后明太祖亲自主持殿试，取录任伯安等61名 ，是为夏榜 。因所录 61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朱元璋对于““南北榜案””的决定，一直被后世文人所诟病。后世文人史官，多为刘三吾等言屈，责备朱元璋为维护统治，滥杀无辜、损害南方学子利益。
对当时情况进行深究，可以发现就朱元璋进行了妥协。在对首次科举结果进行核实时，朱元璋并未否认首次登科士子的合法性。同时，并未处理任何一人。最后，朱元璋对多名大臣的处理，也并不是以“科场舞弊”入罪，而是勾结蓝玉谋反。至于朱元璋因为“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或是“增录北方人入仕”都是后来文人墨客的揣测之言。
反观地主官僚集团，咄咄逼人，无论朱元璋如何表态，这个群体始终想尽办法阻止“北方士子登科”。官僚的说法，这应该属于“逆龙麟”。但如果放在明朝，比作“党争”或许更为恰当。因为当时地主官僚集团的做法，与后来纠缠明朝一代的“党争”，如出一辙，简直一脉相承。
朱元璋最后的决断，使得“南北分榜”政策得以实施。表面上，这一政策既能安抚北方学子，又能笼络南方学子。朱元璋获得了全胜，实则南北分榜制度实施，标志着以皇帝为代表的的中央权力，让步于地主官僚为代表的地方权力。
“南北榜案”后没多久，朱元璋就撒手人寰。只能说这场权力之争，老朱最多赢了一半，最多算个五五开。
至于刘三吾等人则被后世比作，类似“曹操征袁”时所杀的粮官一样的人物，是朱元璋为争取了民心而存在的工具人。这也是后世的揣测，因为古板教条之人，最易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2、地主官僚：我说留下的人，朱皇帝都挡不住！
后世存书，多为刘三吾等人言屈，以此表达对南方士子遭受“不公”的同情。但实际上，当年朱元璋并未否认第一次登科的61位南方士子的合法地位，而是选择增补北方士子登科。
也就是说，万人之上的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安排朝廷重臣进行复核，并未直接损害南方士子利益。同时，看似为争取南方士子利益的众大臣，其实维护的应该是自身的群体利益，即地主官僚的利益。
皇帝朱元璋和地主官僚的矛盾之争，关键点其实不在南方士子登科是否合法，而在于要不要北方士子登科。
最终，摄于朱元璋个人威望，地主官僚屈服了，选择了妥协，北方士子顺利登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地主官僚集团迫使朱元璋，事实上承认了“南优北劣”。后来在明仁宗时期，科举上“南方士子”优势得以彻底巩固。
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士奇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曰：“然则将何如？”士奇曰：“试例缄其姓名，请其外出‘南’、‘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为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
杨士奇作为内阁重臣，以“欲扬先抑”的办法，稳固了“南六北四”的南北分榜制度。这一过程中，南方士子的少部分或许利益受损，他们的利益被拿来平衡北方士子的怨气。但很难说南北双方，谁受益更多。可以确定的是，此事之后，杨士奇成为了南方士子的领头羊，仁宗皇帝的肱骨之臣。
最终结果，获利最丰的当属杨士奇所在的地主官僚集团。杨士奇利用同样的套路，相似的办法，收获了南北士子的“心”，终成一代名臣，也延续了地主官僚集团在明朝内部的绝对统治地位。
3、南方士子：北方士子是菜鸡，干不过就会“上访”！
常以受害者自居的“南方士子”，其实并没有听起来的那么悲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数据统计，发现朱元璋统治时期，南方籍进士占总数的71%。事实上，地主官僚集团的目标，已经算基本达成了。
明朝是“唯一一个北伐成功的封建王朝”。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带动了一大批淮西子弟。虽然淮西子弟不一定徇私；但淮西功勋出题、改题的文风偏好，必定是“南方士子派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方学子参与科考的不利局面。
明朝前期以应天为都城，应天地处南方。南方士子靠近京畿重地，地理、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得天独厚。当时的科考试题，并非如后世所言，仅仅背书即可，内容涉及面甚广。出题人无论是大臣，还是皇帝本人，都难免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相比之下，北方士子面对明显带有南方特色的考题时，难免发挥不利。
南方学子固然有很多优势，但就实际而言，面对地主官僚集团与皇权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仅仅是筹码而已。
不过，正如杨士奇安排的那样，南方学子在科场占有六成。实际上，南方学子已经占尽实惠，再在嘴上咄咄逼人，就显得有失风度了。
4、北方士子：我吃了亏，还被南方士子骂。
在世人眼中，江南是才子辈出的“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明朝自洪武四年（1371年）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共开科六次，各科进士共867人，其中南方籍进士620人，占总数的71%。以此看来，似乎“南人尽占皇榜”的现象，也是情理之中的。根本不用去追溯前朝，就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南北士子的差距也并未显著拉开。
“南北榜案”，一直被描述为“明初冤案”。但实际上，这一事件发生在洪武30年，距离明朝第一次恩科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也就说，明朝第一次恩科是在洪武10年。
事实上，明朝第一次恩科中，北方士子虽然考中人数确实明显少于南方；并且中间几次恩科考中人数，也都是北方士子少于南方士子。但考虑到南北应该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也算是有一定合理性。
以当时情况看，南北经济差距无疑更大。但北方士子在科举中的表现，反而优于洪武30年。这就直接佐证出，经济、文化、传统之类的因素，并不是不能影响科举考试的最终结果。
诸多疑点综合，会明显发现，当时的地主官僚集团在极力阻止北方士子登科：
①全军覆没：洪武三十年，北方经济得到了20年的恢复，这一届北方学子的集体表现却大不如前，没有一人登科；
②欲加之罪：部分史料记载，朱元璋命令重新阅卷，增补北方士子登科，阅卷官员以“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为由，上报朱元璋；
③人中龙凤：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每一个都不是泛泛之辈，在参加科举之前，考生需要通过乡试、县试、府试、院试，取得举人身份后才能报考科举；
④担负骂名：简单说参加科举是士子，都是各地方的尖子，说他们死读书或许有可能，但说他们语句不通，就很过分了。
综上所述，当时北方士子的确是遭遇了不公，但是在后世文人墨客的渲染下，北方士子倒成了“无事生非”的小人。这多少是有点黑白颠倒。
最后，经过北方学子闹腾，最终北方士子的登科比例从0提升到了40%，也算是小有收获。
5、最终答案：神仙打架，凡人受苦。
总的来说，经过“南北榜案”一折腾，朱元璋得了个五五开、地主官僚得到了“四六登科”的官方许可、南方学子保证了60%的录取率、北方学子的录取率提升到了40%。总归是，大伙都没有落空，都有所得。
那么这场历史大案中，谁才是受害者呢？利益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基本恒定的，有人获利，就有人失利。既然参与其中的四方都获得利益，利益从何而来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虽然这四方看似都有得有失，但本质上作为统治阶层，四方暂时上是达到了某种平衡。而比他们更为弱势的普通百姓，恐怕才是最大的失利者。
倘若觉得这种说法是臆想，就从明洪武30年向后再推200多年，满清入关，清朝为了安抚各地汉人，平衡势力范围，甚至把进士名额划分给了各个省。一方面，各省地主阶层和士人逐渐臣服满清；另一方面，各省之间开始明争暗斗。唯一不变的，还是百姓依然穷困，中华文明继续走下坡路。
单就朝代而言，元朝之前，中原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大一统”，国家执政的最高准则就是“统一”；而元明清三代，则是“大统一”下“小隔绝”。试想二十四朝代表，元明清划归一类，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