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南北榜案”:谁是最终的受害者?

历史回顾: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二月,三年一度的科举会试在应天府(南京)如期闭幕。52人被成功录取,其中第一名(会元)为宋琮,江西泰和人士。三月,其中的51人如期参加殿试并顺利通过考核,由皇上钦赐功名并排定名次。

一甲共3人,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状元)陈,福建闽县人士;第二名(榜眼)尹昌隆,江西泰和人士;第三名(探花)刘仕谔,浙江山阴人士;二甲共13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共35人,赐同进士出身。

金榜放出,诰示天下,金陵的街头再次热闹了起来。但是,围观放榜的人们很快发现了蹊跷之处,榜上得中进士者,全部出自江南,竟无一人是北人。众人议论纷纷之际,有人一口咬定会试主考官刘三吾“私其乡”。众多落榜的北方考生本就愤愤不平,对这一观点更加深信不疑。顷刻间,群情激愤的学子们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行至礼部衙门前抗议请愿,高喊“三吾等南人私其乡!”要求官府严查舞弊事件。一时间民意沸腾,局势几近失控。

科举制始于隋,兴于唐,盛于宋,断于元,变于明,灭于清。科举制出现后,为中国古代王朝选拔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意义绝非某些人口中的“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近代以来,对科举制横加指责,多是受到“西学文人”的影响。几乎与“西学文人”鼓动中国统治阶层全盘西化的同时,资本主义列强英国,比照“科举制”制定了自己的文官考录制度,此制度一直被世界沿用至今。


中国科举制度发展的分水岭,不应该按照王朝更替来划分,而应该以科场舞弊案““南北榜案””为标志。正是场科场舞弊案,彻底将科举制引向不归路。“唯才是举”的科举制,在这场科场舞弊案后,掺杂了太多的“权力之争”。经过这场权力争斗,科举制的政治性,远远凌驾于它实用性之上。

“南北榜案”中,有人被流放千里、有人被砍了头、有人登了皇榜,复杂权力斗争背后,谁才是最大的输家呢?

1、朱元璋:虽然我老朱很厉害,但是这件事上,我最多算个五五开。

洪武三十年(1397年),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主持丁丑科殿试,后发榜,宋琮为第一,是为春榜,上榜者竟无一人出自北方。为历科所不见。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因此联名上疏,告考官刘三吾为南方人,照顾其乡亲。朱元璋得知后大怒,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等人阅卷。增录北方人入仕。后张信说刘三吾判卷无错属实。但经复阅后上呈的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

事发以后,朱元璋大怒,对考试官严加治罪。有人上告说刘三吾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朱元璋知道后更怒,将张信与白信蹈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命刘三吾戍边。刘谔、宋琮等人也遭遣戍,仅戴彝、尹昌隆免罪。后明太祖亲自主持殿试,取录任伯安等61名 ,是为夏榜 。因所录 61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 

朱元璋对于““南北榜案””的决定,一直被后世文人所诟病。后世文人史官,多为刘三吾等言屈,责备朱元璋为维护统治,滥杀无辜、损害南方学子利益。

对当时情况进行深究,可以发现就朱元璋进行了妥协。在对首次科举结果进行核实时,朱元璋并未否认首次登科士子的合法性。同时,并未处理任何一人。最后,朱元璋对多名大臣的处理,也并不是以“科场舞弊”入罪,而是勾结蓝玉谋反。至于朱元璋因为“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或是“增录北方人入仕”都是后来文人墨客的揣测之言。


反观地主官僚集团,咄咄逼人,无论朱元璋如何表态,这个群体始终想尽办法阻止“北方士子登科”。官僚的说法,这应该属于“逆龙麟”。但如果放在明朝,比作“党争”或许更为恰当。因为当时地主官僚集团的做法,与后来纠缠明朝一代的“党争”,如出一辙,简直一脉相承。

朱元璋最后的决断,使得“南北分榜”政策得以实施。表面上,这一政策既能安抚北方学子,又能笼络南方学子。朱元璋获得了全胜,实则南北分榜制度实施,标志着以皇帝为代表的的中央权力,让步于地主官僚为代表的地方权力。

“南北榜案”后没多久,朱元璋就撒手人寰。只能说这场权力之争,老朱最多赢了一半,最多算个五五开。

至于刘三吾等人则被后世比作,类似“曹操征袁”时所杀的粮官一样的人物,是朱元璋为争取了民心而存在的工具人。这也是后世的揣测,因为古板教条之人,最易被人利用而不自知。

2、地主官僚:我说留下的人,朱皇帝都挡不住!

后世存书,多为刘三吾等人言屈,以此表达对南方士子遭受“不公”的同情。但实际上,当年朱元璋并未否认第一次登科的61位南方士子的合法地位,而是选择增补北方士子登科。

也就是说,万人之上的皇帝,一而再、再而三的安排朝廷重臣进行复核,并未直接损害南方士子利益。同时,看似为争取南方士子利益的众大臣,其实维护的应该是自身的群体利益,即地主官僚的利益。


皇帝朱元璋和地主官僚的矛盾之争,关键点其实不在南方士子登科是否合法,而在于要不要北方士子登科。

最终,摄于朱元璋个人威望,地主官僚屈服了,选择了妥协,北方士子顺利登科。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地主官僚集团迫使朱元璋,事实上承认了“南优北劣”。后来在明仁宗时期,科举上“南方士子”优势得以彻底巩固。

杨士奇曰:“科举当兼取南、北士。”仁宗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士奇曰:“长才大器,俱出北方,南人虽有才华,多轻浮。”仁宗曰:“然则将何如?”士奇曰:“试例缄其姓名,请其外出‘南’、‘北’二字,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南北人材,皆入彀矣。”仁宗曰:“然。往年北士无入格者,故怠惰成风。今为是,则北方学者亦感奋兴起矣。” ——《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

杨士奇作为内阁重臣,以“欲扬先抑”的办法,稳固了“南六北四”的南北分榜制度。这一过程中,南方士子的少部分或许利益受损,他们的利益被拿来平衡北方士子的怨气。但很难说南北双方,谁受益更多。可以确定的是,此事之后,杨士奇成为了南方士子的领头羊,仁宗皇帝的肱骨之臣。


最终结果,获利最丰的当属杨士奇所在的地主官僚集团。杨士奇利用同样的套路,相似的办法,收获了南北士子的“心”,终成一代名臣,也延续了地主官僚集团在明朝内部的绝对统治地位。

3、南方士子:北方士子是菜鸡,干不过就会“上访”!

常以受害者自居的“南方士子”,其实并没有听起来的那么悲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的数据统计,发现朱元璋统治时期,南方籍进士占总数的71%。事实上,地主官僚集团的目标,已经算基本达成了。

明朝是“唯一一个北伐成功的封建王朝”。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带动了一大批淮西子弟。虽然淮西子弟不一定徇私;但淮西功勋出题、改题的文风偏好,必定是“南方士子派的”。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北方学子参与科考的不利局面。

明朝前期以应天为都城,应天地处南方。南方士子靠近京畿重地,地理、政治、教育、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得天独厚。当时的科考试题,并非如后世所言,仅仅背书即可,内容涉及面甚广。出题人无论是大臣,还是皇帝本人,都难免受到当地环境的影响。相比之下,北方士子面对明显带有南方特色的考题时,难免发挥不利。


南方学子固然有很多优势,但就实际而言,面对地主官僚集团与皇权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仅仅是筹码而已。

不过,正如杨士奇安排的那样,南方学子在科场占有六成。实际上,南方学子已经占尽实惠,再在嘴上咄咄逼人,就显得有失风度了。

4、北方士子:我吃了亏,还被南方士子骂。

在世人眼中,江南是才子辈出的“文章锦绣地,温柔富贵乡”。明朝自洪武四年(1371年)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共开科六次,各科进士共867人,其中南方籍进士620人,占总数的71%。以此看来,似乎“南人尽占皇榜”的现象,也是情理之中的。根本不用去追溯前朝,就在朱元璋统治时期,南北士子的差距也并未显著拉开。

“南北榜案”,一直被描述为“明初冤案”。但实际上,这一事件发生在洪武30年,距离明朝第一次恩科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也就说,明朝第一次恩科是在洪武10年。

事实上,明朝第一次恩科中,北方士子虽然考中人数确实明显少于南方;并且中间几次恩科考中人数,也都是北方士子少于南方士子。但考虑到南北应该确实有一定的差距,也算是有一定合理性。

以当时情况看,南北经济差距无疑更大。但北方士子在科举中的表现,反而优于洪武30年。这就直接佐证出,经济、文化、传统之类的因素,并不是不能影响科举考试的最终结果。

诸多疑点综合,会明显发现,当时的地主官僚集团在极力阻止北方士子登科:

①全军覆没:洪武三十年,北方经济得到了20年的恢复,这一届北方学子的集体表现却大不如前,没有一人登科;

②欲加之罪:部分史料记载,朱元璋命令重新阅卷,增补北方士子登科,阅卷官员以“试卷文理不佳,并有犯禁忌之语”为由,上报朱元璋;

③人中龙凤:参加科举考试的学子,每一个都不是泛泛之辈,在参加科举之前,考生需要通过乡试、县试、府试、院试,取得举人身份后才能报考科举;

④担负骂名:简单说参加科举是士子,都是各地方的尖子,说他们死读书或许有可能,但说他们语句不通,就很过分了。

综上所述,当时北方士子的确是遭遇了不公,但是在后世文人墨客的渲染下,北方士子倒成了“无事生非”的小人。这多少是有点黑白颠倒。

最后,经过北方学子闹腾,最终北方士子的登科比例从0提升到了40%,也算是小有收获。

5、最终答案:神仙打架,凡人受苦。

总的来说,经过“南北榜案”一折腾,朱元璋得了个五五开、地主官僚得到了“四六登科”的官方许可、南方学子保证了60%的录取率、北方学子的录取率提升到了40%。总归是,大伙都没有落空,都有所得。


那么这场历史大案中,谁才是受害者呢?利益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基本恒定的,有人获利,就有人失利。既然参与其中的四方都获得利益,利益从何而来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虽然这四方看似都有得有失,但本质上作为统治阶层,四方暂时上是达到了某种平衡。而比他们更为弱势的普通百姓,恐怕才是最大的失利者。

倘若觉得这种说法是臆想,就从明洪武30年向后再推200多年,满清入关,清朝为了安抚各地汉人,平衡势力范围,甚至把进士名额划分给了各个省。一方面,各省地主阶层和士人逐渐臣服满清;另一方面,各省之间开始明争暗斗。唯一不变的,还是百姓依然穷困,中华文明继续走下坡路。

单就朝代而言,元朝之前,中原历代王朝都致力于“大一统”,国家执政的最高准则就是“统一”;而元明清三代,则是“大统一”下“小隔绝”。试想二十四朝代表,元明清划归一类,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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