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的时候,我遭遇了校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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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中毕业十五年的同学聚会上。

结束时,我有些微醺的醉意。借着酒劲儿,我抢过话筒,唱了一首万能青年旅舍的《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

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来到我自我意识的边疆

看到父亲坐在云端抽烟

他说孩子去和过去和解吧

就像我们从前那样

中途,张炜彤起身牵我的手,小心翼翼地问:“那么多年了,你还恨我吗?不然,我们……也和解吧?”被我不动声色地狠狠甩开。

有人说,过去那么久了,该放下了。

有人说,她都诚心诚意求你原谅了,就宽恕她吧。

我放下话筒,睥睨他们一眼,没有应答。没有人再说话,KTV里混浊的空气传来隐约的唏嘘声。

我想他们也都明白,即使那么多年过去,我也仍然没有办法将心境和命运提升到情谊的层面去谈原谅。

2.

时间追溯到二零零零年的秋,我升入镇上的第一中学。那是我的生活最窘迫也最难看的时候。

我的中考成绩并不理想,只勉勉强强挂在提档线的边缘。这是一所以变态的管理方式和令人咋舌的升学率著称的学校,分班以及学费的缴纳都以成绩排成的榜制作为依据,火箭班的学生免除一切学杂费,其他榜的学费逐级递增,很不幸,我是尾榜。

那年春天,爷爷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妈妈辞去纺纱厂的工作专心照顾他。家里的收入骤然少了一半,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于是那一年的我,去食堂吃饭都打最便宜的菜,穿表姐和小姨不要的旧衣服。

这所学校虽然学风浓厚,但鉴于我是以三榜成绩进来的,被分到了差班。这个班里的大多数学生都成绩不好家里又比较富裕,父母交了一比不菲的择校费将他们硬塞到这里。养尊处优,又没经历过生活艰辛的他们,自然一派纨绔子弟的作风,不知艰苦奋斗为何物。

十五六岁的孩子,未经世事,却已有了铺张攀比的雏形。

我曾亲眼看到,班里那个痞帅的男生,为了追低年级的学妹,放学后抱着九十九朵玫瑰花在校门口围堵。那时我和张炜彤一个宿舍,成天听她说自己的父亲在国企工作,家里有三套房,带着张扬跋扈的神情。女孩子背的书包和头上精致的发夹,都是我没听过的牌子。每次她们高谈阔论香水小样和化妆品铁皮时,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也只能笑笑,把头埋入课本里,用层峦叠嶂的参考书和讲义把自己隔绝出来。每个周五的晚上,校门口接送孩子的豪车排成了长队,他们开心地接过父母递过来的零食,坐上车绝尘而去,而我还要为了省下几块钱多走几公里路。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低头看看自己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想,大概这就是有人在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身锈吧。

因为囊中羞涩,我很少参加女孩子的集体活动,也没有多余的钱互赠礼物,自然也就不会和其他女孩子有勾着手逛街,搂着对方的腰互称宝贝的亲昵。

我的高中,一直很孤独。或许是自己没有条件融入,或许是那些精致的女孩也瞧不上我,和她们的关系,总是隔膜牵绊的。

我想,这孤独的状态倒是好的,少了情绪和对人际关系的疲于应对。而我宁愿年深日久地重复这种日子,直到麻木直到洪荒,直到身体变成躯壳。

3.

把我推上风口浪尖的,其实是一件件小事的累积:

比如,女孩儿们在宿舍里分吃零食,我是从来不敢接住的时候——原因很简单,我没有钱买那些精致的小零食还她们;

比如,学校组织的郊游,每个人交五十块,我却为了这几十块钱愁眉不展的时候;

比如,班里男生在QQ上问我,暑假怎么不去旅游啊,你不喜欢旅游吗?本是平平无奇的聊天话术,我却从中听到了嘲讽的味道,和男同学吵得不欢而散,还差点把他拉黑的时候。

这些大概都是贫穷带来的负面影响:小气、浅陋、无知、粗鄙、孤傲,过度强调的自尊心,极度敏感的玻璃心,这些小情绪伴随了我一整个青春期,蚕食鲸吞着我本就不多的自信和勇气。

真正感到自尊被人按在地上摩擦,是一次体测。轮到我测坐位体前屈的时候,鞋子褪下一半,却突然被一个一闪而过的想法戳中心脏:我今天忘了换袜子!穿的是那双脚趾破了一个洞的袜子!

那一刻的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往脚趾头上翻涌。这个时候回宿舍换肯定是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我脱下鞋子,人群中开始爆发出哄笑,我和袜子上的破洞相望无言,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想逃走。

一旁看到我窘境的张炜彤却不依不饶,带头笑得最响:“真潮流啊,破洞牛仔裤我也爱穿,破洞袜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哈哈哈哈。”

同她一起的女生也附和着笑,那笑声像有3D循环特效,每一次声波传进我抗拒的鼓膜,我的心就在崩溃的边缘更近一步。

她们还在笑着,张炜彤凌厉的声音几乎要贯穿整个体育馆上空:“我说,我们班要不要给安北同学弄个捐款啊?”

那一刻,我再也忍不了,鞋子也没穿,脚下带风,一把抓过她的头发。“你家有钱,但那并不是你的,也不是你瞧不起别人的理由。”

我的手最后是被生活老师强行从张炜彤头上撕下来的。“唉,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也不看看自己是啥家庭啊,还学人家打架。”

那一刻,我怔在原地。原来,所谓的为人师表,也不过如此,大家都一样现实。原来,学校也并不是一片净土。

语言成了杀人于无形的武器。

我冲出体育馆,再也抑制不住地号啕大哭。

4.

当我再回到班级时,却发现被他们彻底孤立了。

女孩子们不跟我说话,我从她们身边经过她们就立即噤声,用看怪物的眼神看我;男生的玩笑里,也掺杂了几分不怀好意。

而张炜彤在我上次在体育馆薅了她的头发让她颜面扫地后,对我的态度更加恶劣:把手机藏在我枕头下,跟宿管老师说自己的手机找不到了,试图嫁祸于我;在我的床上倒红墨水;有天我起床穿鞋的时候,赫然发现鞋窠里有两枚图钉。

当一个人被所有人抛弃的时候,根本没有任何话语权。

我只有以冷漠以不屑对待她们日益变本加厉的嚣张气焰。

我告诉父母我要转学时,却迎来了他们不解的神情:“为什么他们只欺负你,不欺负别人?”

“我花那么多钱送你去上学,你因为一点小事就要转学?”

他们的态度让我的一颗心猝火结冰。我知道我的悲喜和他们并不相通,也明白万般苦难唯有自救,于是变得愈发沉默。

那是我无依无靠的枯水年华,江攸宁是那时照进我生活中的唯一一道光。

在我连续三次拿到年级第一的桂冠时,他给我写纸条,说我真的很棒。这和其他女孩子在听到老师夸我用功读书时从鼻腔里发出了“噫”的唏嘘声比,简直是支撑我剩余的高中生活的精神力量。其实女孩子们的意思我明白,无非是想说,像她那么穷的家庭,也只能好好学习了。

我和江攸宁坐在草地上,一根碎碎冰掰成两半小口地嘬,一把大白兔奶糖吃得满心满嘴都是甜蜜。我实在买不起多么好的东西,好在江攸明不嫌弃我。

我一手画着解析几何的图,一边问他:“你为什么和那些人不一样,不觉得我是个怪物?”

他只是温柔的笑:“出身不是你能决定的啊。在我眼里,你一直很努力,很上进,很坚强,比那些只知道打扮和攀比的叽叽喳喳的女生不知道要好多少倍。”

我看着他榴花般的双眸,心里泛起一股暖流。

后来的一个清晨,天刚刚擦亮,校门口的阿婆早点便端出热腾腾的豆包。我买了早饭刚要回教室,却被江攸宁扯住衣角,满脸通红地塞给我一封信。

我把信攥在胸口,压制住快要跳出来的心脏,回到教师用书掩盖着摊开,是他隽永的小字:“安北我喜欢你,你的眼睛就像小鹿一样,你也像小鹿一样倔强。”

春风吹,吹皱一湖春水。

那是我高中三年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日子平静地像一条河水的下游,无波无澜。那时的我还没意识到,这是暴风雨到来前,处于漩涡中心的虚假安宁。

那天初雪,江攸宁在校门口等着我表态,却也等来了来势汹汹的张炜彤和她的小跟班。张炜彤一只脚踏在马路牙子上,给男友使了个眼色,下一秒我就被踹到在地。慌乱中我记不得自己挨了几个耳光,只记得江攸宁用他并不宽厚的臂膀努力庇护我,以及在我失去意识前张炜彤男友叫嚣着“这是你欠彤彤的”的狂妄。

后来听说,江攸明因为我打红了眼,顺手抄起地上的转头给他开了瓢,也因此被警察带走。张炜彤和男友双双被劝退,听说她过了两年就嫁人了,也算是罪有应得。

那年的大雪铺天盖地下了三天三夜,像是要掩盖这世间的一切罪孽和无助。

我望着窗外,把那封信抱在胸口,哭得天昏地暗。

后来,我在信的背面写下那么两句诗:醉后未能别,待醒方送君。看君走马去,直上天山云。

江攸宁最讨厌岑参了,因为他的诗都很长。他一定没听过这首诗,也一定不知道,我有多想他。


5.


二零零三年高考结束,我的分数处在一个一本有余211不足的尴尬位置。我咬咬牙,报了偏远的石河子大学。

再后来,我努力打工,出国,和江攸宁的距离,从千万里铁路线和千万亩良田,到隔着太平洋两岸蜿蜒的海岸线。

离乡越来越远的距离和越来越贵的机票,让我在偶尔想家的同时,也觉得我离那个地方 ,离那些不堪越来越远。我总告诉自己,跑快一点,再快一点,这让那些脆弱心酸就追不上我。

大三那年我正在街上发传单,接到一通陌生的电话,接通后对方是死寂一般的沉默。我正想挂断,却听到对方突然爆发的嘶吼:“安北,这么多年,你想过我吗?想过吗?”我正嗫嚅着要回答,听筒里却传来挂断的嘟嘟声。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江攸宁,他就好像水溶在水里一样,在我的世界里消失了。人情如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我和江攸宁都像棋子,并不能完全掌控自己的人生。

一二年夏天我回国筹备婚事,在小区的路口看到一个神似江攸宁的背影。他们有着同样瘦削的腿和颀长的身材,我的心脏突然就钝痛了一下。原来,时隔那么多年,他在我心里的痕迹却历久弥新。我追着他的背影跑出去好远,手中的冰淇淋化成黏糊糊的一摊液体,滴在我的白裙子上,像离人的眼泪。在转过身的街角,那背影消失在人海,我把冰淇淋扔进一旁的垃圾桶,望着手上的粘腻,有点怅然。

后来,我再也没有关于江攸宁的蛛丝马迹。

十七岁时的那封信,倒是一直躺在抽屉里。牛皮纸的信封还完好,信件早已泛黄,字迹也模糊了。

后来的后来我听到那首《那年的情书》,总会忍不住望着窗外出神。

原来,我们都曾在时光里孑孓独行孤单难过。

原来,那些锁在眼眶的泪光都在时光中凝成琥珀。

6.

再次得到江攸宁的消息,是在高中毕业十五年的同学聚会上。

结束时,我有些微醺的醉意。借着酒劲儿,我抢过话筒,唱了一首万能青年旅舍的《揪心的玩笑和漫长的白日梦》:

是谁来自山川湖海

却囿于昼夜厨房与爱

来到我自我意识的边疆

看到父亲坐在云端抽烟

他说孩子去和过去和解吧

就像我们从前那样

中途,张炜彤起身牵我的手,小心翼翼地问:“那么多年了,你还恨我吗?不然,我们……也和好吧?”被我不动声色地狠狠甩开。

有人说,过去那么久了,该放下了。

有人说,她都诚心诚意求你原谅了,就宽恕她吧。

我放下话筒,睥睨他们一眼,没有应答。没有人再说话,KTV里混浊的空气传来隐约的唏嘘。

我想他们也都明白,即使那么多年过去,我也仍然没有办法将心境和命运提升到情谊的层面去谈原谅。

“诶,你们有谁知道江攸宁的下落?他最近再干嘛?”

“听说从少管所出来后就一直跟着亲戚卖酸奶呢。”

“唉,一个学习的好苗子,真是可惜了。”

张炜彤听着我们的谈话,一脸如坐针毡的模样。一通女儿适时打来的电话似乎帮她缓解了不少尴尬。

没人知道电话对面说什么,只听到她一字一顿地说:“以后有人再欺负你,就勇敢地反击。”

一共十四个字,掷地有声,字正腔圆。

…………

没有人再说话,气氛安静地让人窒息。

我剥开口袋里的糖喂进嘴里,却失落地发现,糖不甜了。

我也不再是小女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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