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蒂芬．金的故事世界中，发生过一段这样的对话：1974 年夏天，一位德国老人与一位13 岁的美国小孩坐在屋中，老人是一名纳粹党战犯，二战过后颠沛流离地在各国逃亡、躲避审判，最后落脚于美国，却不幸地被一名平凡无奇，只是刚好看过杂志上照片的美国小孩指认出来。
为了安抚这个对纳粹有异样兴趣的少年，老人向他解释过往的经历，包括他得以维生的方式：一些优质股票的股息。这些股票是他在战后利用假名，向一间缅因州的银行所购买的，他记得经手的银行家选股眼光精准，却在一年后因为杀妻而入狱。 「显然他杀妻的本事远不及他选股的眼光，小鬼。这种犯罪的冲动只证明了所有人都只不过是识字的笨驴」，老人这样对小孩说，语带挖苦。
上述这段插曲出自金的短篇故事〈纳粹追凶〉（Apt Pupil），收录在他的中篇小说集《四季奇谭》（Different Seasons，1982）中。之后，〈纳粹追凶〉被改编成同名电影《谁在跟我玩游戏》（Apt Pupil，1998），由伊恩．麦克连爵士主演故事中衰老却冷血的纳粹残党。但是，尽管这位年迈纳粹再怎么心思缜密，他都没有料到那位帮他买股票的杀妻银行家安迪．杜佛尼，之后度过了一段相当不可思议的人生旅程。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1994）的原著亦出自《四季奇谭》，篇名为〈丽塔海华丝与肖申克监狱的救赎〉（Rita Hayworth And Shawshank Redemption）。这部电影由 Frank Darabont 执导，提姆．罗宾斯与摩根．费里曼主演，描述一位因谋杀妻子与情夫而入狱的年轻银行家，结识狱中一位有能力流通各种违禁品的万事通之后，发生在他们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友谊故事。
《肖申克的救赎》在 1994 年上映，直至今日，它在影迷传颂的力量下成为当今影史上最热门的通俗经典。 2020 年，它重回台湾大银幕放映，重新进入戏院观赏《肖申克的救赎》让我好奇，什么原因使得它这么好？正如史蒂芬．金本人的通俗文学长期被相对严肃的文学界嫌恶，《肖申克的救赎》或许也要面临同样的问题──它可能太过煽情，太过通俗，甚至讯息太过直白。然而，为什么它能如此打动人心？
我相信史蒂芬．金的原著中已经显露许多答案，电影成品的许多形象，都是原著稀释之后的结果。对照原著之后，我们可以发现电影改编的缺憾与成功之处。
〈丽塔海华丝与萧申克监狱的救赎〉谈论的是一个关于「希望」的故事。让人津津乐道的一个原著与电影差异之处是，小说选择在瑞德只身前往芝华塔尼欧的旅程开始时做收尾：瑞德期望能在那里找到安迪、与他的老友握手、见到梦中蔚蓝的太平洋⋯⋯故事在这样的期望中停止，而没有让我们看到两人实际在沙滩上相会的景象。这个断点更大程度地呼应安迪的说法：希望是好的，或许是最好的，而且它永不消逝。某种意义上，它也给我们另一种角度去理解电影中有些梦幻的结局。
先从缺憾开始解释。要描绘这个看来相当抽象的主题，金把故事摆进重刑犯黑狱中，他让这个故事显现出较高的痛苦与道德复杂性，有些甚至是被电影淡化了。从角色认同开始，金设下的门槛就有不少被Frank Darabont 解除，在原著故事前段，有些许篇幅在介绍这些重刑犯曾经犯下的过错，篇幅不长，但足以让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狱中有犯人因为强奸小女孩入狱，有犯人是暴戾并枪杀多人的银行悍匪；上吊自杀的布鲁克斯曾在赌博失利后杀死妻女，故事的主要叙事者瑞德则在年轻时因为与岳父相处不顺，动念诈领保险金后杀死妻子与另外两名无辜邻居。
瑞德在电影中第三次假释会议的自白听来掷地有声，让人动容。但在电影中，一切的犯人形象大多被「在萧申克，每个人都是无辜的」这句带有现实色彩的幽默解嘲来包裹式处理；尽管观众都知道他们不是无辜的，但犯人们看来确实相对无害，至少瑞德身旁的好哥们似乎都是我们愿意在周五晚上跟随他们去酒吧喝两杯的对象。这种形象让电影中的友谊关系显得更温暖而紧密，并且对照了冰冷的体制与外在社会。但我们在这里失去一定程度的道德探索空间：观众是否真的愿意接受一群实际的罪人重获新生？如果我们知道眼前的犯人是恋童犯罪者与杀人犯，是否还愿意为他们垂泪？
另外一处差异是，安迪的形象在原著中也相较现实复杂。在原著，瑞德与安迪前期的关系相对疏远，读者捕捉这个角色的方式也更多来自瑞德的资讯拼凑。读者曾经被暗示，强暴安迪的「姊妹」之所以会被私刑处理，或许是安迪花钱买通警卫与打手来下阴手。更有趣的面向来自故事中后段，安迪经手监狱财政的段落，我们会更大程度地感受到安迪就是典狱长诺顿的师爷，他一手成立了诺顿的黑金王国，并用以交换图书馆与单人牢房。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助纣为虐的黑钱帐簿手安迪、乐于帮助狱友的图书馆创建者安迪，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又或者两者兼是？我相信在〈丽塔海华丝与萧申克监狱的救赎〉当中，有一个关键的讯息是道德立场的摇摆，安迪与瑞德都要尝试妥协，图书馆的每一本新书都是透过安迪向典狱长提供脏钱与犯罪咨商所换来的。我们必须要接受生活中这些不够理想的部分──他可以同时具有两种身分，然后尝试继续往前走。
然而，回到电影端，我并不认为找出这些异同，使我不欣赏《肖申克的救赎》的最终成果。 Frank Darabont 的工作很大程度在于削去一些不确定性，去让原先已经堪称直白的通俗原著显得更明确。前述关于「芝华塔尼欧重逢」的案例或许是其中之一，罗杰．狄金斯拍摄的美丽太平洋海岸、汤玛斯．纽曼的动人乐章，都提供给坐在戏院里的观众一个终极安慰，仿佛前段所有的阴霾都能一扫而空，乐园确实存在，只要怀抱信念就有机会抵达。除此之外，Frank Darabont 还做得更多。
安迪的形象在电影中显得更为正面，除了削去一些前述的现实色彩之外，提姆．罗宾斯的表演也给予原著故事中透过侧写还原的角色更多人性化的面向。他跟其他狱友之间的关系，在影像上的呈现看来更紧密；原著故事中我们大多要透过瑞德的描绘去理解安迪，甚至连瑞德本人都会再三强调，他对安迪的知悉相当有限，因为安迪几乎不对任何人透露秘密，瑞德因此必须要透过各种旁敲侧击去还原故事的全貌。
我们可以举许多例子来说明，但简言之，电影大幅度加强了故事的戏剧性，这是电影能够达到它普世性与通俗传播的一大优势。诺顿典狱长最后报应式的自戕、有妻室的汤米悲剧性遭到狱方谋杀⋯⋯等等，都是 Darabont 新增的桥段。电影的关键桥段：安迪在雨中的救赎，也被归于一个绝对的原因，就是他抱持希望的意志，这让他最后奔向自由的景象看来如此震撼人心。
在原著故事中，这些情节大多较为暧昧或具不确定性，瑞德就曾经开玩笑提到，安迪很有可能在爬过五个橄榄球场长度的下水道之后，发现下水道的尽头装有数枝铁栏杆，这会是个相当残酷的黑色幽默。身为一个重刑犯，安迪无法掌握的因素其实有许多，但电影几乎将这些疑虑一扫而空，让故事化为一个非常简单、干净的口述传奇。它达到传统好莱坞电影的一种期望：提供讯息、释放观众的焦虑感。
Frank Darabont 在故事结构上使用的排比，也是对电影叙事有意义的工法。观众可以注意到瑞德的三次假释会见发生在电影的开头、半场，与结尾。尽管原著中的瑞德明确意识到，他最终会获得假释只是因为自己被关得够久，太过年迈以至于无法再作奸犯科，但电影却让这种对比成为一种对瑞德心境转变的暗示。当他不适合直白地以独白解释自己被安迪影响，假释会见时的心态差异就成为一种有力的铺排。自然而然地，「Brooks was here, So was Red」也达成类似的效果。
最后，我必须说，我相信《肖申克的救赎》提供的讯息是杰出的，且很难真正过时。它批判那些认为自己的信念永远应处于不败之地的优越者，并且还原一个怀抱信仰的人，他对于自由与希望的信心，让他能在终局找到他的天堂，并且鼓舞他人也走上各自的路。如果破除教义或规则的枷锁，这或许就是我们可以从信仰的概念中理解到的最基础讯息。电影对于这个故事概念提供非常有效的影音处理，或许不是开创性的，然而是有效的。
自由与希望，每个人都值得这样过活。我想再引述一段〈丽塔海华丝与萧申克监狱的救赎〉原文中非常美丽的描写：当安迪在屋顶上对抗狱警，为他的狱友们赢得一些啤酒，瑞德回忆，那天在屋顶上工作的囚犯只有大多十人，但是，不知道出自什么原因，当人们再谈起安迪坐在角落的奇异微笑与惬意姿态，很多人都宣称自己那天也在那个屋顶上。在事件发生的数年之后，有几百个人都这样宣称：他们曾经在屋顶上，与安迪一起共享自由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