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分得一间半老屋，在父母几十年的努力经营下，沿老屋西接了一间，后来又接了一间水泥砼为屋盖的平房，老屋后拖檐房的厨房杂房基本上就不用了。
七十年代，新塘至红土的公路建设上马了。我们沿公路线村里都住上了来修公路的人，那时候搞大集体，家家户户都安排住人，我们屋场也不例外，住的是崔坝镇的修路民工。原来我和二弟三弟挤在楼上的一张床上睡，为了民工住，我仨就搬到楼下在父母住的房里搭地铺，四弟是老幺和父母挤着睡。
那段时间村里很热闹，到处是修路的民工，每天下午轰隆隆的放炮声不断传来，似乎要将山花嘴这片土地掀翻一般。
修路的人多了，我父亲就在业余时间帮民工理发，理一次收0.15元，补贴家用。
修路大约持续了两三年时间才完工。那时候安全意识比较差，修路常常出安全事故，隔一段时间就有伤亡事故发生，那时候人的命不值钱，也没有现在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
山花嘴杨医生的大儿子杨连安一直身体不好，罹患肺结核，一直在家修养，快30岁了 还未娶媳妇。有一天下午，天气晴朗，他坐在自家门前晒太阳，突然，一声炮响，一块石头砸到了他身上，可怜他没被疾病带走，却被一块天外飞石要了命。那年代遇到这种事情只能自认倒霉，他父亲悲痛欲绝白发人送黑发人。
还有一例，临近我家附近沙湾居住的青年李孝慈，他自己是修路民工，他干活的工地在弯槽下面。一天，他收工回家，走到了廖德成家包上，这时修路放炮开始了，轰隆隆声传来，他仰天看望瞬间，一块飞石直砸喉咙，当场身亡。
修路的伤亡事故经常发生，修路的代价太高了，历史会铭记这些付出生命的人吗？
我读完小学，接着到山花中学上初中。初中在下塘坝，距离我家较远，每天早上吃早餐后往学校去，差不多得走一个小时，下午4：30放学回家，我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下午回家的路上是饥肠辘辘，我们饿得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
初中学习不怎么紧张，学校组织学工学农活动，到农村去干简单农活，组织文艺宣传队，给生产队社员演出。幺叔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经常演主角，能歌善舞、吹拉弹唱都行，尤其受负责文艺宣传队的桑兆先老师喜欢。我参加了一届文艺宣传队进行舞蹈表演，我的艺术细胞一般般，后来被淘汰了。文艺宣传队表演节目有三句半、舞蹈、小合唱、乐器表演等 ，因幺叔擅长文艺，成了学校的名人，按现在的话说是学校文艺大咖，我幺叔这时期应是最为自豪和风光的了。
初中学生时代，有一些小玩笑，至今我还没忘记。据初中同学皮少友讲：同学高英（后来嫁给了我幺叔，成了我的幺婶，后面会详写）有一次说，周某人怎么不找我讲话了呢？从此，同学们就笑我和高英有什么关系，这玩笑一开，一直到高中后同学们继续八卦。本来没什么事，玩笑一开，我真没和高英讲过话了，直到高中毕业。
那时课本也很紧张，有一年课本迟迟未到，学校组织学习报纸，读任民日报设论。学校还组织培养积极粉子，动员我们写申请加入红位兵，我还真的加入了红位兵，虽然不是第一批加入的。
1976年粉碎了肆人邦后，1977年初升高要进行考试加正审录取高中新生，初二下学期学习突然紧张起来。我在初升高考试中，一举成名，尤其是作文写的好得了高分。改语文卷子的是高中老师李家赖，他和我父亲熟悉，他们是同行，我父亲是小学老师。
初升高考试完了后的暑假，教育站组织老师们集中学习，在学习期间，李老师竖着大拇指笑着对我父亲说：你儿子不简单，作文写的好。我父亲那年参加教师暑假集中学习应该是最开心的了，儿子有出息，父亲自然引以自豪和骄傲。
读高中后，学校按考试成绩分快慢班，我分到了快班，以前是文艺宣传骨干的幺叔分到了慢班。从此以后，我和幺叔就没同过班，他的文艺特长在恢复高考的年代没有了市场。分快慢班对慢班生打击很大，他们基本上是破罐子破摔，学习不搞，而谈恋爱、抽烟等在慢班流行，我在当时是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因为读快班，一门心思在学习上，每天做数理化习题，那时流行题海战术，我们快班的同学基本上与慢班同学没有了交集。高中毕业以后，关于慢班的一些事情我才知道：他们毕业时依依不舍，你侬我侬，互送纪念品，恨不得海誓山盟。
高英也在慢班读，我们快班教室与女生寝室很近，我每次路过女生寝室，女生们就起哄，她们大声叫喊：高英！高英！我常常低着头红着脸急匆匆逃走。
幺叔在高中也没闲着，悄悄谈恋爱，悄悄的抽烟，慢班同学有时间玩儿。加之幺叔一表人才，不乏女同学倒追，幺叔的高中生活除了学习不如意外，其他应该是丰富多彩。
我1979年高考，考上了恩施州中专，到医院体检，说我有鼻炎，惨遭淘汰。无奈我继续复读，1980年再考，考上了湖北省中专。
我们参加高考时都是本科大专中专一张卷子，总录取率在10%以内，我们所在高中一个本科生都没考上，考上大专有3～5个 ，中专考上的有20多个，那年代考上中专就算不错了，可以转非农户口，包分配。
录取通知书下来后，我父母高兴得不得了，举行了升学宴，邀请亲戚朋友共同庆祝，热闹非凡。
当时，在山花嘴我是第一个高考考出来的学生，一时间名扬山花嘴。
估计幺叔那段日子是最郁闷的，和亲侄儿是同学，一路同读小学、初中、高中，侄儿风风光光考上了省中专，自己却名落孙山，这压力可想而知。
父亲帮我转好户口，带上棉被、木箱子等，我告别母亲，父亲送我到恩施城，在恩施小十街的一个商场里给我购买了黑色皮包、黑皮鞋，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送我到汽车站，目送我前往武汉，踏上新的人生旅程。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給我购买的黑皮包、黑皮鞋总价相当于父亲一个月的工资 ，由此可见父爱如山！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