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沼芰荷
在分享本文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本文作者。
大名鼎鼎的心理学鼻祖弗洛伊德，是我喜欢和崇拜的人物之一。他的生平我略知一二，他的书《梦的解析》我也硬生生地从头到尾啃读完成过。
喜欢他，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高智商的犹太人，所研究的神秘的精神和心理领域令人着迷，更因为他是一个坚强和隐忍的人，他的脸部被做过几十次手术，真是不敢想象和普通人所能承受。
他是心理学的鼻祖，他的《精神分析导论》至今仍作为教科书。但是，他的大学本科花了8年时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才毕业，因为他不想及早进入社会。那个时代，他的研究最初难登大雅之堂，直到很久之后的某一天被美国的一所高校请去讲学。他不被世面上的人认可，但是他的那些医生朋友们却常常把自己治不了的病人送到他这里。他的生活曾经难以为继，幸得他的很多病人(很多是贵族夫人)的接济，甚至有的人把遗产赠送给他。
他的书除了大名鼎鼎的《梦的解析》，还有《精神分析导论》《自我与本我》《性爱三论》等等。
有一部电影建议大家去看看：《穆赫兰道》。从某种角度说，这是《梦的解析》的电影版，一部晦涩难懂的电影，同他的书一样，但同时也是一部充满神秘和魅力的影片。
萨特说：(20世纪)影响整个人类，改变现代思想的只是三个犹太人: 弗洛伊德、卡尔·马克思和爱因斯坦。
今天要分享的便是弗洛伊德的文章，本文摘选自《智慧沙拉》。
我们当然有着思想准备，把死亡看成生命的必然归宿，从而同意这样的说法: 每一个人都欠大自然一笔账，人人都得还清账；一句话，死亡是自然的，不可否认的，无法避免的。
而实际上，我们则习惯于用言行表明: 情况不是这样。我们表现出一种明确的倾向，试图“暂缓考虑”死亡，或者从生活中将它排除掉。
至于他人之死，文明人都小心翼翼地不当着别人的面提起。只有儿童不顾忌这些条条框框，他们肆元忌惮地互相威胁对方会死、甚至当着心爱者的面谈论死亡。
比如: “亲爱的妈妈，你死了太可惜。不过，你死了之后，我会做这、做那。”
如果别人对自己不坏，文明人是不会谈论甚至想到别人死亡的, 除非他是一个以同死亡打交道为职业的医生、律师或者类似的人。
如果他人之死会给自己带来自由、金钱、地位方面的好处，文明人更不会谈论这人的死。
当然，我们对死亡的这种敏感仍无力捉住死神之手。当死神之手落下之时，我们在感情上会受到震动，仿佛我们完全被破灭打垮了。
于是，我们习惯于强调死亡的偶然性——事故、疾病、感染、衰老，这种习惯暴露了我们修正死的含义的努力，将必然性修改为偶然性。
众多人同时死去对我们来说特别可怕。我们对死者本人采取了一种特殊态度，就像是向某个完成了特别困难任务的人表达出敬意一样。
我们对死者的评价往往也是扬长避短，提出这样的要求: 对于死者宜隐恶而扬善。因而无论在悼词中还是墓碑上，只写下对被怀念者有利的话语。这似乎也是理所应当的了。
死者已不需什么尊敬，但在我们看来，对死者的尊敬比对真理的崇敬更为可贵，甚至胜过对生者的尊敬。
文明人这种惯常的对死的态度在自己心爱的人一一妻儿、兄弟、姐妹、亲朋好友--死去的时候，达到了高潮。
此时，我们往往痛不欲生，我们的一切希望、自尊、快乐都随着死者进入了坟墓，任何事情都不能给我们以安慰，任何东西都不能弥补爱人之死给我们造成的损失。
这种行为表明，我们似乎也像阿什拉部族的原始人一样，心爱的人死去，自己也必须跟着去死。
我们易于受到感情的束缚，人死之后，往往悲痛欲绝。这使我们不愿意想到自己会有危险，也不愿设想同自己有关的人会遭到什么不幸。
我们不敢从事带有危险性然而又是必须做的工作，诸如在空中飞行，远征到他国，实验爆炸物等等。我们不敢设想自己会遭到不幸，因为，如果灾难降临，谁能弥补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这样重大的损失?
我们总是从一切事情中排除死亡，也随之排斥了很多东西。
所有一切之必然结果便是：我们力图从虚构的世界中，从文学和戏剧中，寻求某种东西，给贫乏生活以补偿。
在这里，我们见到了知道该怎样去死的人，以及能够杀死他人的人。只有在这里，我们才将自己同死亡协调起来，经历了人世沧桑，我们自己却仍然安然无恙。
人生就像是弈棋，一步失误，全盘皆输，这真是令人悲哀之事; 而且人生还不如奕棋，不可能再来一局，也不能悔棋。
在文学的领域之中，我们找到了我们所渴望的那种多样化的生活。我们似乎随着某一特定人物的去世而死去，而实际上，他死了，我们还活着。
我们随时准备着在下一个人物死去时，自己再次象征性地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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