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共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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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成长,个人努力虽然很重要,但是教育环境也是极其重要的。透过樊锦诗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她拥有了好的教育因素:

1.一个诗书之家。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而且酷爱古典文学。父亲爱好书法,字写得非常漂亮,对孩子们也是言传身教。父亲还经常叫他们背诵《古文观止》。这些都是文化的滋养,正是因为有了 这些滋养,樊锦诗才有了对中华文化的挚爱,可见,孩提时代的教育是无形的,无声的,但却是扎根的事情。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的教育之根并没有扎牢。

2.宽松的家庭教育。父母对樊锦诗的教育并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甚至连女儿考上大学了还不知道,但是由于儿时的根基牢固,并不影响孩子们的成长。父母对她管的比较宽松,有时间看闲书。她看书比较杂,古典的,现代的,西方的,中国的,包括看好莱坞大片《绿野仙踪》《出水芙蓉》等。多元的文化或许会给她以后的研究带来多元的视角。特别是当时所看的那些文天祥、戚继光等鼓励爱国的书,让爱国的基因根植在作者的心里,她毕业之后服从分配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固然有时代的烙印,但是也离不开作者小时候的读书。

3.榜样的力量。作者从小就喜欢居里夫人,愿以居里夫人为榜样。正是这种榜样的作用,让作者一直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4.浓厚的学术氛围,优秀的师资团队,勤奋向上的同学伙伴,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都是作者成长的有利条件。在北大那样一个环境中,作者自然也就跟着大家一起努力成长。

5.作者说“见小利,忘大义,存私心,急近功”都是一个学术人的大忌。要想做学术就要吃得了苦,耐得了寂寞,忍得了清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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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四章

1.每一个人的一生可能都会做出很多的选择,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但最关键的是选择之后的坚守。既来之则安之,若要爱就深爱,若不爱,就离开。就是对敦煌的深爱,让作者留在这个艰苦的地方。但是艰苦却能磨炼人坚强的意志,优秀的导师照亮了前行的道路,尤其是苏秉琦先生的点醒与厚望,再加上绝美的敦煌艺术的吸引,作者开始了她的研究之旅。

2.莫高窟是中国的,但是敦煌学却是世界的。因为敦煌集世界四大文化体系于一身: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对于敦煌的研究也是极具价值的。艺术和文化是国家气象的反应,看敦煌的历史,就看到了中华文化文明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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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1.敦煌文物的散失,但是敦煌文化的魅力却不会散失。正是文化的魅力牵引着世界上的敦煌文化研究者进行研究。大致介绍了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的研究。看到这里颇为心痛,国家文物的大量流失太可惜了。

2.在我国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也在进行着不遗余力的敦煌文化研究,特别是陈寅恪对敦煌学更是情有独钟。是他首次提出了敦煌学的概念,其次是他对敦煌学的研究有着开创性的贡献;还有张大千、向达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敦煌学进行了研究;

3.在于右任的大力支持与倡导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先生主持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他克服了人员和资金短缺的困难,在极其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开始研究。

4.段文杰主持敦煌艺术研究院,把敦煌文化研究带入一个新的高度;季羡林、潘重规、饶宗颐等人也都与敦煌有着不解的情缘。

5.为了敦煌学的研究,大量的学者采用眼观手抄的方式在国外的一些藏馆搜集资料,当看到他们从上午九点抄到下午三点,连饭都没时间吃的时候,心中升起的都是敬佩,敬佩这些学术人的为学精神。

有了学术并容的思想,未来的敦煌学会发展的更好,更快。透过这一章,我们也不难看出樊锦诗的敦煌情怀,她对于前辈的尊重与敬仰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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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七章

1.莫高窟人的宿命

极其艰苦的物质条件,土屋、土炕、土书柜等,几乎与世隔绝的交通,饮食、喝水困难,医疗困难,再加上长期的骨肉分离,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挡住研究者的脚步;

2.深爱的父亲在文革中死去,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苦,一直到1978年父亲平反。父亲带给孩子更多的就是对工作的热情与执着。这也是激励樊锦诗忘我工作的精神动力;

3.“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够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朴素的哲理。“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在敦煌,樊锦诗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4.文革中敦煌的研究专家们苦难的人生经历。在文革中对莫高窟所采取的保护措施,使得莫高窟没有在文革中被毁。

5.敦煌女儿一名的诞生,给作者平添了荣誉感,但是这些并不能代替敦煌研究所带给自己的在生活上的伤痛:夫妻两地分居,生孩子没人照顾,孩子没人照管,丈夫放弃自己的事业回到莫高窟,二人一同的坚守,直到丈夫患病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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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敦煌,就是一部形象的佛教史,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建筑、彩塑和壁画。建筑形制有五种,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佛坛窟和大像窟;成功的按比例塑造的彩塑,尤其是高大35.5米的北大像和26米的南大像;壁画分为七类:尊像画,释迦牟尼故事画,传统神仙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敦煌的壁画艺术持续了上千年,是十分罕见的;敦煌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就在于它是上千年的形象佛教史,绘画史,雕塑史,绘画博物馆。

2.莫高窟艺术的六大特点:规模大;历史跨度长、延续性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区域性特征;艺术形式多样;艺术技法富于变化;文化艺术的多元性、世界性特征。

3.经变画的研究价值,榆林窟的稀世神品,永不停息的自由飞舞,完美的彩塑和涅槃境界的再现;这所有一切的创造,是需要艺术家的一种顿悟,而顿悟需要的是坚定的意志,在于守一不移;包括临摹壁画也是需要达到无我之境,要有心定神闲的气质,这是和他们多年的忘我修行分不开。临摹就是一场去掉我执和妄念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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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莫高窟面临的风险:风沙的自然侵害;水的入渗和可溶盐的危害;地质灾害;人为的破坏;

2.抢救和预防,是保护工作的二重奏;莫高窟会慢慢走向衰老,这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莫高窟的消失最终也是不可阻挡的,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延缓它的衰老;

3.莫高窟壁画病害主要有三种:空鼓,起甲,酥碱;李云鹤,壁画修复的魔术师,为了研制修复壁画用的材料,多少年如一日,包括整体搬迁壁画工作的进行;

4.与国外研究所共同致力于壁画的修复工作;特别是日本的平山郁夫先生,为了敦煌文化的保护积极奔走,积极筹款,唤醒人们对敦煌文化的保护,成为敦煌石窟新的供养人;

5.与时俱进的保护理念,敦煌文化的数字化研究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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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几代莫高窟人的拓荒和坚守:第一阶段,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首任所长常书鸿,主要进行洞窟编号等基础性工作;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敦煌文物研究所时期得到周总理的大力支持,主要进行藏经洞文献的研究;第三阶段,敦煌研究院时期;

2.敦煌文化的申遗工作,申遗成功带给作者的启示;

3.开放之后敦煌的保护,数字化的应用,人才的引进,规章制度的制定等,科学的保护手段让敦煌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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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第十二章

1.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对敦煌保护工作的高度重视;

2.敦煌考古的历史回望:从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开始,1907年和1914年斯坦因到敦煌,直到1931年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的中国学者的第一篇专论,到如今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工作,一直持续不断。敦煌研究院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石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调查、记录和出版;考古报告编撰;石窟遗址和洞窟的清理发掘;石窟的分期与断代研究;再到后来宿白的《敦煌七讲》正式开创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研究;

3.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重要和困难。主要困难:多卷本考古报告的编排和体例问题;石窟测绘的问题;制作材料的提取和复杂的内容记录问题;考古报告编撰的工作量较大。四十年完成《敦煌石窟全集》的第一卷。“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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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1.莫高窟人的舍身饲虎的精神,“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

2.“莫高精神”的杰出典范:段文杰是杰出的榜样,“一画入眼中,万事离心头”是段先生忘我精神的写照;

3.世界上有一种永恒,那就是精神;

4.樊锦诗先生的气质:单纯中的深厚,宁静中的高贵,深沉中的甜美。壁画穿越历史的美,那种沧桑中的清雅和灿烂,在这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渗透在一个人的气度之中。她的高贵来自她思想的严肃、庄重和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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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扎根的教育

——读《我心归处是敦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说教育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什么才是它的根呢?“种树育根,育人育心。”或许心的教育就应该是教育的根吧!格局、情操、习惯、能力应该都是让人扎根的。

读《我心归处是敦煌》,对于改革先锋、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樊锦诗有的除了敬佩之外,还多出了一份对于孩子教育的思考:她从小受到的就应该是这样的扎根的教育吧。

清华大学毕业,曾经在北大教书的父亲让她有了格局。父亲的学识与见识,让樊锦诗从小就知道了知识的广博,知道了世界之大。她从小读古典文学,背《古文观止》,练习书法,听评弹、看戏,看世界名著,欣赏好莱坞大片。这些都足以让一个孩子的心种上广大的种子。尤其是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大多数人还是文盲的时候,一个刚上小学的孩子就已经看好莱坞大片了。相信她也一定从这些片子、世界名著中感受大了世界之大。再看看我们,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后才知道有好莱坞这个词。孩子教育不一定赢在起跑线上,但是一定会输在起跑线上。在这其中格局显得尤为重要。

从小作者看古典文学,背《古文观止》,从中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更多的是给孩提时的她埋下一颗爱国的种子。特别是听昆曲《林海雪原》,父母所讲的文天祥、岳飞和戚继光的故事,甚至连玩的积木上刻的都是英雄人物。或许孩提时的他们不一定明白,但是“如今回过头来看,这种爱国的感情,和大人的教育是分不开的”。这情操也是作者在敦煌面临走还是留时最好的精神支撑。

从小练字、背书,做事要认真,也是父亲给予他们最好的教育,才成就了樊锦诗以后在学术上的成就。练字练心练性,或许是小时候背古文、练书法养成的学习定力、习惯,让作者在考古学这一枯燥的学术领域里一干就是几十年,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知道,不是我们这些外人所能体会的。“设身处地”说着容易,做着难啊!如果没有良好的习惯打底,那么枯燥的工作怎么能够坚持下来呢?从小父亲所给予的宽松的教育环境,也培养了她独立的学习能力与生活能力,这些使得她去到大西北之后,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顽强的生存。试想一个江南弱女子,一个大家闺秀,是如何在大西北生活的呢?意志、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看到了樊锦诗,不由得想到了杨绛、林徽因、冰心等人,这些民国大家无一不是成长于诗书世家,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他们的人生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她们儿时的教育却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作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在敦煌也在做着根的工作。终日在风沙漠漠的环境里与石窟、壁画打交道,终日与各种枯燥的数据、资料打交道。在特殊时期遇到的特殊困难,在技术上遇到的困难,她都是以“解决根本问题”为出发点的,没有只顾及一时,而是想保住中华文化的根。

“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何止于此,急功近利也是教育的死敌。做人要扎根,教育也要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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