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地工作时，有时我会梦游回三义泉中学。
我是从学校东门进入校园的。校门是一个泥土坯砌的豁口。一条砂石路通向校园的标志性建筑——大礼堂。
大礼堂是节日唱戏和排练节目的地方。砖混结构，三角形屋顶，西侧二根明晃晃的水泥大柱子把舞台框成一个长方形，舞台二侧有小门可进入观众区，观众区约有 1000 平米的空地，堆满了豆秸和麦秆。
礼堂前眉上对称雕刻着主席的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出礼堂向南走下台阶是篮球场，远处可见菜地和麦田，一条灌溉水渠从校园西南角进入，稍作停留迅速从西北角穿出去了。靠近礼堂的西侧是三排教室，教室往西是三栋红砖砌筑的学生寝室。
北侧紧靠礼堂的是锅炉房和贮存煤炭的小房子。锅炉房有一个小门直通礼堂，外面有几个水龙头上着锁，滴滴答答地漏着水，热蒸汽占据了水房每一处空间。
“这就是我们每天打热水的地方，每日早午晚各开三次。你有水瓶吗？”一个女生弱弱地问我。
我说：“有，带来了”。
其实我连个瓶盖也没带。原想我有一个曾经在这里烧锅炉的父亲，一切都不用准备了，可他现在暂时回家养病去了，初来乍到，谁会搭理我呢？
站在锅炉房北侧的运动会主席台上，向北望去，过大操场，北侧一排西起7 栋平房是女生宿舍，靠右侧一模一样的 8 栋窑洞，再往东是几栋教师宿舍。
礼堂东侧，最后一栋靠近操场的房子是伙食科和教工食堂，传说中无油无盐的大食堂就位于中间。
食堂前面一栋平房是单身教师住处，最前面一栋靠近校园东门的一栋房子是一排教室，我们的教室就位于中间某一间。
开学后教室墙壁粉刷一新，橱窗明净，正面挂一幅醒目的标语：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第一节是物理课。
一位身材修长的老师腋下夹着教案，手里拿一根粉笔走进教室。只见他穿一件土灰色的北京棉袄，前襟、背部和衣袖处破了好几个洞，洞口喷吐着白色的绵絮，像有意做旧似的。
老师吹了吹米黄色讲台上的粉笔灰，把教案放在桌上。开始用他那地道的京腔京韵点名，念白抑扬顿挫，如口吐莲花，把我们这些土的掉渣的名字都读出韵味来。
他打开教案，教案是一个背面写着字的废旧白纸本，留白很多。
老师用课堂一半的时间抄写板书，另一半用来讲解，说是讲解和念一遍差不多。但老师的小楷板书让我记忆深刻，如果用雕版刻下来，那分明就是分两栏的一本古书。
我见他手指纤细而长，手背纹梅花图案。今天的课程内容是牛顿第一定律。老师几笔就画出一个好看的定滑轮，和我们村上的辘轳一模一样。
接着教室里出奇的静。只听到老师手里粉笔和黑板的摩擦声。
写到这里，大家已经猜出这位先生是韦大明老师。
跑步是韦老师雷打不动的习惯。
跑步时，他穿一身洗的发白的藏青色绒衣运动套装，显得帅气十足，在操场跑步的人群中他鹤立鸡群。一年一度从学校到南营子的新年长跑赛中。老师第一个折返，第一个到达终点。
天再冷，老师也不带帽子，最多给耳朵加一个罩子。有时看到他停下来给冻得像红萝卜一样的手指哈气。
快到开饭点了。韦老师胳肢窝夹二只搪瓷碗，一只打饭装菜，一只盛白菜汤。他从不在小食堂吃饭，总是端回到自己的宿舍。
老师擅长讲解力学，可到了电磁学部分，明显力不从心。听不懂的时候，我就会打瞌睡、做梦，梦里和法拉第、洛伦兹他们打架斗殴，有时会打得头破血流，惊醒后，看见老师还在背朝我们写黑板书。即使被他发现了，老师也不当面点破，不过渐渐地我会体会到他身上多了一层冷气。
在我眼里，韦老师是一个神秘人物：这样一个清冷高大的灵魂，出没在一个偏居一隅的校园，都有穿越之感。他三十好几也不温不火，没有一丝要恋爱、结婚成家的迹象。后来有一天老师和另一位女老师结婚了。那时才理解了老师每次回小屋吃饭的原因。
回想起来，韦老师对我的人生有着无声无形的影响。他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背朝黄土面朝田的父辈，还有另外一类人，他们即使身着破棉袄，可里面包裹着的是一颗不屈的灵魂；即使是深处乱世，他们也在等待着某种曙光的再现。他们乐观、豁达、忍耐、有目标，知道苦难背后的意义。
这些比物理课对我更重要。
第二节是数学课。
老师低着头急冲冲地走进教室，见他长相非同寻常：左看似司马懿，右看似庞统，正面有似数学家陈景润。他梆榔头，大脑勺，脑门儿闪耀着聪慧的光。一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睫毛很短就像修过。
老师的形象在我眼里变得高大是从一堂“勾股定理”课开始的。那天老师一口气为我们讲解了8种“勾股定理”证明的方法。
下课后，我翻开课本，发现书本上的证明方法只有一种，也就是在直角三角形的每一个边上做一个正方形，二个直角边正方形的面积正好等于斜边长的正方形面积。
我暗暗想他一定是这个校园里数理智商最高的人了。
他用一把三角尺三分钟就能拿画出一幅坐标图。用一条麻绳做半径，图钉扎一个孔为圆形，一秒钟即可完成环绕地球一圈的旅程。
老师待我如得意的门生。也让我把大部分精力投入数学学习。几何学、三角函数、解析几何，每日更上层楼。而到了空间几何和解析几何难住了我。老师就用铁丝制作许多道具，终于让我明白了“三垂线定理”。
高三时，数学拦路虎越来越多，老师邀请张吉华老师、武杰和我组成数学四人组。四个人趴在数理组铺着报纸的桌子上，一遍遍画图演练，每次武杰宽敞的脑门上汗珠子乱蹦。肖老师和张老师还把数理组的钥匙给了我们，后被校长发现，受到批评。
每当解开一个题，就像打了一场胜仗。当下就有“对酒当歌”的冲动，可惜那时窘迫，只是想一想酒的味道而已。
老师那双智慧眼一眨就会产生许多富有启发性的数学点子。
一次下午上课，他看到大家有些困倦。他说：哎，大家精神精神，一起做个题。只见他思索着摸出粉笔，“假若有甲乙两人，在一张圆桌上轮流掷硬币，先掷满者为胜。”说罢画了个圆，又在其中添了几个小圆当做硬币，“请问，是先手占优还是后手占优？”说完，转身面向我们，嘴角上翘，还带着一副坏坏的微笑。
气氛一下被引爆，同学们争先讨论，有人说用函数，又有人搬出圆形面积计算……苦思无果后，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锁定在老师身上。“其实很简单，运用极限思想，如果这个桌子只有硬币大小呢？”“哦——”教室传出了起哄般的怪叫，也充满了快乐的气氛。
那时流行一句话“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到底不怕什么，如何能走遍天下？从来也没想过。为什么要学这些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用一次的课程？后来恢复了高考，狭隘地理解为学数理化是为了高考，走出农门进城。
直到工作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老师为何热衷于教我们数学。我们身处职场中经常会面临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数学思维好的人，很快就能理出个头绪，讲得清清楚楚。可数学不好的人，永远面对问题一堆乱麻。
已知，求证，答案。
原来老师在教我们一套方法论。即如何从已知的复杂事物中，简化出数学方程式，然后再把现实的数值带入到理想的方程式中，求解出接近真实的答案。
我也发现，数学好的人大多数站在了人生金字塔的顶端。每次想到这些感悟，我就想起了老师结实的肩膀和他那睿智的大脑袋。
他是我们中学的数学男一号，肖富宝老师。
第三节是化学课。
老师马踏飞燕般向教室走来，他朝周边环视了一眼，一溜烟儿钻进我们教室。
老师有点儿神秘地说：“唉，同学们安静一下，我又搞到几道好题给大家吃个小灶”。然后，他就开始带领大家分析可能的答案和解法，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表达着可能的解法，争论的面红耳赤。
“咚咚，咚咚”。好像是语文老师在敲门。
“请进，马上就好，你再给我5分钟”。他让语文老师与我们一起又听了他五分钟的化学课，才恋恋不舍地结束了课程。
老师瓜子脸上闪动着机灵的大眼睛。身高1米60左右，津津瘦瘦，而尊夫人却身高马大白白胖胖，一次看到篮球运动员郑海霞一只手夹起她先生的视频，我想起了化学老师小巧玲珑身材。
老师的板书，字体细长，自成一派，坊间号称张奎元体。张体特别擅长表示化学符号和方程式。近看像门捷列夫的手书，远看像施特劳斯的五线谱。
张老师长一双招风的耳，他能捕捉到那个时候所有化学考卷的信息。
他是内蒙古大学工农兵大学生，也是中学唯一一位科班出生的化学老师。让所有人仰慕，老师也有过小骄傲。
张老师讲课喜欢拿学生现卦。一次讲到原子——由原子核和电子构成，他说：“原子就是一粒瘦肉球掉在土里，外面裹了一层土灰。”他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缺肉，用这个例子刺激我们的神经。
班上李同学化学学得好，我跟随其后。说实在的那时也不懂什么是化学，为何要学化学。可没想到化学成为我前十年吃饭的工具。
每当端起这碗饭，就想起张老师爽朗的笑声。他让我悟到：人不在身高马大，浓缩的才是精华。
……
记忆中，在三义泉中学教过我的十几位老师个个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是他们，把我从懵懂带入成熟；是他们，让我从无知变得学有所长；也是他们，领着我看到天有多高，梦可以有多大！
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愿这篇拙文能表达对三位中学老师的崇敬之情。感谢我的中学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