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10月23日，精神崩溃的梵高挥刀割伤了自己的耳朵。那之后，他的精神状态时好时坏，有时会怀疑有人要毒死自己，有时会当着他人的面喝下作画用的调色油。1889年5月，刚从割耳事件中恢复没多久的梵高自愿住进了位于法国的圣雷米精神病院治疗间歇性精神病——那时他对纹理、光线, 以及颜色的知觉其实已经扭曲，却也因此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传世名作《星夜》(Starry Night)，次年7月，梵高举枪自尽，终年37岁。
从梵高令人唏嘘叹惋的一生中，我们似乎随处都能发现精神疾病给这位青年画家的生活带来的改变，相比当时的医生对梵高作出的的躁狂症(Mania)的诊断，他更像是在精神分裂症中挣扎：梵高与高更争吵后割伤了自己的耳朵也许因为精神分裂发作时产生的剧烈的情绪波动以及扭曲的躯体感知；怀疑有人要害自己也许由于发病时出现的幻觉；跟人聊天的时候喝下自己作画用的调色油也许因为发病后失去了对语言的理解能力和行为的逻辑性……
病痛为梵高带来了诸多不幸，甚至可能间接导致了他英年早逝，但发病后的感官扭曲也成就了《星夜》、《橄榄树》等诸多的传世佳作。除了情绪变化、自我感知扭曲、出现幻觉、丧失逻辑性和理解能力、感官知觉扭曲之外，精神分裂还会让人发生行为变化和动作变化，比如常常毫无任何理由地持续沉默，或者长时间地保持一个姿势。尽管这些症状看似十分明显，但由于有的症状可能相对缓和或间接性出现，因此早期精神分裂较难确诊。
精神分裂的诊断标准
对于精神分裂的诊断，目前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有两套标准，一套出自德国精神病学家科特· 施奈德提出的“施奈德精神分裂症一级症状”：
1. 思维化声——听到有人说出自己的想法；
2. 争论性幻听；
3. 评论性幻听；
4. 躯体被动体验。
5. 思维被剥夺或思维停滞；
6. 自己被刻意植入了思维；
7. 认为自己的思维被广播；
8. 被强加的情感；
9. 被强加的冲动；
10. 被控制的妄想；
11. 妄想知觉, 认为他人的正常言论对自己有特殊意义。
欧洲精神病医师普遍认为，通常病人只要有多于一项的症状出现, 就非常有可能患有精神分裂症。研究表明, 至少有四分之三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具有上述症状中的其中一项。但是，这些症状不能作为诊断精神分裂症的绝对标准，因为至少有25%的躁郁症患者也可能表现出上述症状——这也正是为什么后人至今仍在为梵高到底因躁郁症还是精神分裂而自杀争论不休的原因。
相比“施奈德精神分裂症一级症状”的简便易操作，另一套诊断标准则更为细致严谨，出自第5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具有妄想、幻觉、言语紊乱（即“思维散漫”）中的其中一项，且出现了紧张性木僵等异常的行为或情感淡漠、意志减退等症状，发病时间在半年以上。发病持续时间小于1个月可能只是短暂性精神失常。此外，精神分裂的确诊还需要排除其他精神障碍和心境障碍，且患者的大部社会性功能（包括工作、人际关系、自我照料等方面） 均显著低于病前水平。
精神分裂症的诱发因素与相关研究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精神分裂症的起因是什么， 但是大量研究证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大脑疾病，就像帕金森症和阿尔兹海默症一样。目前已知的最高的风险因素是存在精神分裂的家族遗传史(家庭成员患病史)；中度风险因素包括出生时父亲年纪比较大（特别是当父亲的年龄超过55岁时）、出生或成长在城市、 被弓形虫感染、吸食大麻、有轻度畸形（比如拱状腭 ）等孕期发育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个体的患病风险。
此外，诱发精神分裂症的低风险因素包括童年期头部外伤史、童年期受到性虐待、母亲怀孕或妊娠期间出现并发症、出生在冬天或春天、母亲怀孕期间遭遇流感。这些都是统计学意义上的风险因素，但这些因素的作用较小，它们之间的因果关联也并不清楚。例如一个人曾被性虐待，如果是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父母实施的，那么性虐待本身就不是风险因素，而是患了精神分裂症的父母。
最后，关于精神分裂症还有一个已经证实的但是非常奇特的事实：精神分裂症患者几乎从不会患风湿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患者也从不会患精神分裂症——风湿性关节炎似乎是精神分裂症的防护因素。有研究者猜想有可能某种基因使得一个人对两种疾病的易感性两极化，而弄清楚其中一种疾病的发病原因, 将对第二种疾病的治疗产生极大的帮助。
一些统计数据
通常而言，一个人患精神分裂症的亲戚越多，这个人得病的风险就越高。举个例子, 如果近亲中只有妹妹（非同卵双生）患有精神分裂症, 那就意味着这个人患病风险很低，但如果叔叔和妹妹都有精神分裂症, 那么患病的风险就增大了。下面是普通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概率统计：
若家庭成员中无人病，个人患病概率为1%；
若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患病，个人患病概率为4%；
若亲兄弟姐妹患病，个人患病概率为9%；
若父母之一患病，个人患病概率为13%；
若父母均患病，个人患病概率为36%；
若同卵双生子患病，个人患病概率为28%；
若姑叔伯姨舅患病，个人患病概率为3%；
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患病，个人患病概率为4%。
家族成员的患病人数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个体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但这种风险也仅仅只是一种易感倾向而已。就算真的不幸患病，通过正确的治疗，也仍然有近半的患者能够恢复到病前状态。
一般来说，患上精神分裂症后，大部分患者的智商会有略微降低（8 ~10分）。患病后的10年内，大约有50%的人会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些人中又有一半的人会完全康复，剩下的一半会有很大程度好转——他们通常对抗精神病药物反应良好，只要不放弃吃药， 就能保持正常的生活状态——他们可以相对独立地生活，进行社交活动、结婚，能够从事一些兼职，甚至全职工作。
预测患病后恢复效果的指标之一是精神分裂症的确诊时间：初次诊断精神分裂症时年纪更大的人，特别是超过30岁的，治疗后恢复的效果可能更好。此外，那些症状表现以“阳性”症状为主, 比如偏执型妄想和紧张性行为的患者也较为容易恢复。相反地，如果患者症状主要以“阴性症状”（如退缩、情感淡漠）为主，则不太容易恢复正常。
面对精神分裂症，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患者角度：找到一个好大夫
因为精神分裂症是生理性疾病，且主要治疗手段是药物，所以大夫必不可少。无论是治疗精神分裂症还是其他疾病，寻找好医生的最佳办法，都是询问医院里的工作人员。如果有亲人在医院工作（例如姐夫有个做护士的妹妹）, 那就再好不过 ，如果没有，也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咨询有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家庭，这样可以节省时间，避免盲目地寻找或是找错方向。
初步确定人选之后，可以直接大夫问以下问题, 如：“您认为是什么引起的精神分裂症？”“您怎么看待利培酮这个药（或者其他药）？”“心理治疗对治疗精神分裂症有多重要？”——这些开放性的问题能较快引出医生的生物学理论取向, 同时也能感受他对治疗方案新知识的了解情况。
2.亲友角度：形成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
尽管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精神分裂与患者童年或成年期的心理创伤有关，但自责感和羞耻感依然困扰了很多精神分裂症患者及其家属家庭。病人家属如果相信是因为自己的原因导致了病人患病，那么他们很可能会遮掩病人患病的事实，或是想方设法撇清自己跟病人患病的关系，病人因此而对家属感到愤怒也就不足为奇了。
世界上所有的母亲、父亲、兄弟或是姐妹都对家人做过一些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这些事情可能会导致心理创伤，但却并不会让人精神分裂。一旦家属理解疾病并非由他们引起，自责感和羞耻感常常会显著降低，病人的生活环境也会有所改善，对待疾病的正确态度就自然而然生成：希望感（Sense of perspective）、接受病人患病（Acceptance of the illness）、家庭平衡（Family balance）, 以及合理的期待（Expectations that are realistic）。
3.旁观者角度：破除对精分的迷思，减少污名化
精神分裂症就像当代的麻风病，大众对它的了解少之又少——患者们生活在黑暗当中，被歧视、被忽略、被完全剥夺了正常人的权利。美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几乎三分之二的人相信“人格分裂”是精神分裂症的常见症状，而实际上，与多重人格障碍（又称解离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不同，精神分裂并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核心人格，更加不会让人产生新的人格。
另一项调查显示，很多人至今依然还相信精神分裂症是患者自己因为作恶以及性格缺陷导致的，而真相是多数的病例中，患者都发生了脑部的器质性病变。此外，由于个别患者偶发的暴力行为，公众对所有的精神障碍患者都避之不及甚至恶意攻击。事实上，相比于伤害他人，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容易自伤甚或自杀——他们的自杀率比普通人群高出10 ~13倍(大多数自杀事件发生在患者发病后的前10年，其中约四分之三是男性)——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在与高更争吵发病后，梵高割伤了自己而非对方，并在两年后举枪自尽。
污名化问题可以通过加深大众对精神分裂症的了解来缓解。所以，作为一名旁观者，为精分正名，或许可以从转发这篇文章开始~
整理自《精神分裂症：你和你家人需要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