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易感性：你是蒲公英还是兰花？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心理学家 Shelley Taylor 研究了携带 5-HTTLPR 基因突变的人是否更容易患上抑郁症。

5-HTTLPR 基因和大脑中的血清素（一种和情绪有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的调节有关，它有 3 个等位基因，其中一个容易让人患上抑郁症，但一个却可以对抗抑郁症。

在这项研究中，那些携带抑郁症高风险等位基因，并且最近半年生活压力很大的年轻人的确出现了更多的抑郁症状。但是，那些抑郁症状最少的人也携带着相同的等位基因，只不过近期的生活压力更少。

这些研究催生出了一个崭新的人类发展理论——差别易感性假说（Biological Sensitivity to Context and Differential Susceptibility Theory）。

这个理论指出，一些人就像蒲公英，一些人就像兰花。

蒲公英说得好听点是适应性强，说得难听点是比较“贱”，对环境要求不高，好养活，人行道的缝隙或者沃土都不成问题。蒲公英型孩子对养育条件并不敏感，不会出大岔子，也少有惊人的成就。

亚利桑那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 Bruce Ellis 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发展心理学家 W. Thomas Boyce 指出，瑞典人的文化中就有“蒲公英型儿童”的说法。这些蒲公英型孩子就是我们口中的“正常的”、“坚韧不拔的”、耐粗放型管理的孩子。

但是一些孩子却像兰花，说得好听点是金贵，说得难听点是“矫情”，他们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正常发展，对环境有苛刻的要求。在不适宜的环境里，这些孩子的恶行就会暴露，甚至变本加厉。但是一旦得到适宜的环境，兰花绽放的花朵，足以让蒲公英黯然失色。

换言之，兰花型孩子展现出了极强的可塑性和弹性，但对环境的适应性和韧性不足。蒲公英型孩子对环境压力的适应性和韧性更强，但弹性和可塑性不足。

Belsky 认为，你无法强迫一个兰花型孩子展现出韧性，因为可塑性和韧性本来相悖，放大环境的影响是兰花型孩子的天性。你要做的，是给予他们适宜的外部条件。

2010 年发表在《儿童心理学和精神病学》（Journal of Child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上的一项对罗马尼亚孤儿的研究提供了支持。这项研究发现，在进入了高质量领养机构后，那些携带高抑郁症风险的 5-HTTLPR 突变的孤儿的变化最大、获益最多。

“蒲公英-兰花”理论解释了过去关于精神疾病的主流理论所不能解释的问题——既然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对本人、家庭和社会有那么多危害，为什么它们没有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被淘汰？

因为精神疾病相关的基因突变，或许能在肥沃的土壤中开花。正如 Belsky 和伦敦玛丽王后大学的生化学家 Michael Pluess 所言，世界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并不可知。从进化的角度看，不同基因突变的组合犹如买股票投资组合，分散投资可以降低风险，提高预期收益。

蒲公英型犹如稳健型的蓝筹股，能给一个物种带来稳定；而兰花型如成长型股票，发展迅猛但风险很大，在适当条件下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在艰难时期，物种的延续需要韧性强，但弹性弱的蒲公英型；但是在重大变革时期（如战争、移民、技术革新），则需要兰花型来推动进步。

一些研究发现，人类身上的“兰花型”基因突变实际上是在近5万年内出现的。

近5万年也是智人崛起的时代。因此犹他大学的进化人类学家 Gregory Cochran 和 Henry Harpending 在《万年爆炸：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The 10,000 Year Explosion）一书中指出，兰花型基因突变的出现或许并不是偶然，而对智人有重大意义，“近 5 万年，是多动症基因突变扩散的5万年”。

虽然差别易感性假说很年轻，目前的实证研究基础根基尚未扎实，但一些学者已经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

美国贝勒医学院儿科学和精神病学教授 W. Thomas Boyce 多年来从事的是儿童发展相关的研究，他指出兰花型基因假说“深刻地重塑了我们看待人类精神病的视角。把携带某些高风险突变的孩子放在正确的环境里，他们不但能变得更好，还会变成最好的。” 哈佛医学院的发展心理学家 Karlen Lyons-Ruth 则表示，“是时候严肃考虑一下这个理论了。”

天使和魔鬼或许是硬币的两面，环境使然。

作者|《大西洋》等

翻译|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