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难忘的五排房 - 草稿

1975年底,元辉十个月时,我们从灰四楼搬到了五排房。室内面积由16平方变成了20平方,感觉宽敞了不少,但要住四口人还是比较挤的。(我们三口加上一个看孩子的。)这是我们在山师的第一次搬家,在五排房我们住了11个年头。许多青年教师都在这里生儿育女,度过了不平凡的岁月。我也同样。

刚搬来时,走廊里还没有炉灶和其它家具,家家户户都在屋里垒一个烧柴的炉子,院里到处有树枝子,烧柴不愁。烧火做饭都在屋里。那时没有排风扇,炒菜做饭的油烟味都在屋里,有时倒烟,弄的满屋里都是烟。因为小时候受过苦,也不觉得难受。后来不知谁开始在走廊里垒蜂窝煤炉子,同时把饭厨搬到了走廊里。大家都开始模仿,纷纷把做饭的一套搬出房间,搬到靠近自己门口的地方。这样室内宽敞了,走廊里可就热闹了,下了班做饭时间,家家户户都在走廊里做饭,锅碗瓢盆叮叮当当响成一片。每家的炉灶都靠的很近,邻居们一边做饭一边唠嗑。谁家做什么饭,互相都瞒不住。邻居之间非常和谐,亲如一家。谁家临时缺油盐酱醋,互相用一点也不用客气。谁家有困难都主动地帮助。有几件事我至今都记忆尤新。第一件是我在五排房患过一次急性关节炎,主要表现是膝盖疼,昼夜不停地疼,疼的不停地叫唤,一夜一夜的失眠,腿疼的不能走路了。这时五排房的许庆朴老师背着我去了千佛山医院,我记得那时他很瘦,他脊梁上骨头都能感觉到。当时我一步也不能走,到了千佛山医院,许老师先背我去看西医,医生见我膝盖里积满了水,需要用针管子往外抽,但很疼,需要几个人按住,我一听就不敢了。这时许老师说:“我们再到中医看看怎么样?”又背着我去了中医科,有个老中医叫李绍法,收我住了院治疗,他完全用中医的办法治,让我吃中药,吃过的药渣子再加温用蒸汽蒸腿,內外夹攻。当时在我们的病房里,我是最疼的一个,夜里强忍着疼不叫出声,怕影响别人休息。有时还是忍不住。李医生说:”你是最疼的一个,也是我最有希望治好的一个。你这种风湿病,治不好很容易转成心脏病。你听我的,肯定能给你治好”。风湿还侵蚀了我的眼睛,后来不知打了一种什么针把我的瞳孔放大了,什么也看不到了,说是让我休息。眼科有个老中医定期给我眼球后注射,很疼。只有他敢这样做。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时间一长实在受不了,但医院纪律很严,不准随便离开医院。由于我的腿站不起来,想回家也回不了家。有时稍微好点,我就背着医生,咬着牙扳着楼梯下楼转一转,扳着树枝拉拉胳膊,第二天又疼的厉害了,不仅腿疼所有的关节都疼了。血沉又高了。医生觉得奇怪,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地告诉了医生。医生告诉我,你和别人的关节炎不一样,别人需要运动,你正好相反,因为风湿侵蚀了你的全身,你的关节都有伤,不能运动。这时我心里很痛苦,实再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从活蹦乱跳变得生活不能自理了。虽然洪稳常去医院看我,但我还是想回家。这时我们的邻居姚建,常常晚上用自行车偷偷把我接出医院过夜。当我的疼痛能忍住以后,李大夫说:”你可以出院了,回家熬中药熏腿比医院方便。但必须坚持。”我很听医生的话,洪稳每天都耐心的给我熬药煮药汤熏腿,我们家满屋都是中药味。共吃了一百多付中药,腿都熏黑了。最后终于把我的腿治好了。我非常感谢老中医李绍法大夫,感谢许庆朴老师,感谢所有关心我的人。住院期间,我们的教研室主任聂景康老师夫妇来医院看我,五排房的刘示范老师,给我送来双拐。这些我都永生难忘,特别是我的妻子费洪稳,半年多的时间都耐心细致地照顾我,这是婚后无论对我还是对她,都是第一次严峻的考验。至于这次得风湿病的原因,说来话长,不再赘述。

这半年我没上班。这次生病,使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体会,第一次体会到人的幸福是相对的。

第二件事是,切菜切了脚。在五排房,我们生活非常紧张,下午下了班,洪稳去接孩子,我在家赶紧做饭,桌子上的菜板上放了个盆子,我一拉盆子,菜刀掉下来了,刀背正好落到我的脚面子上,可能正好砍到了血管,鲜血顺脚面子往外流,当时我穿着凉鞋,在屋里一走一个血脚印。这时正好是做饭的时间,几个邻居高占亭、姚建、孙宏猷、汪庆凡等,正忙着做饭,见了我的伤脚,立刻放下手头的活,七手八脚的把我扶上自行车送到千佛山医院,缝了四针。躺了两个星期才好。

在五排房,居住的成员比较杂,有干部、教师、炊事员等,有年轻的,也有老的,但人们之间表现的完全平等,看不出任何高底贵贱。每家的门,除了睡觉,及乎都敞着,孩子们随便在各家乱串。家里有什么好事,想着和邻里共享。汪庆范老师家买了个12寸的黑白电视,每天晚上邻居们都集中到他家看电视。每天的晚饭后,汪老师夫妇都把小凳、马扎摆好,等我们去看电视。大人还比较自觉,孩子们我们可控制不住,不等人家吃完饭,就跑到人家让人家开电视,我们也忍不住去看,特别是那时的电视连续剧很长,像是女奴、霍元甲,射雕英雄传等,一部都放好多天,汪老师夫妇一点也也不嫌烦,常常和我们一块讨论剧情。象是一家人。谁家包了水饺,都互相分享。李兹生老师常说我们家,吃个水饺不犯难。有一次姚建家来了客人,请我陪客,我们正喝着酒,突然闯进一个小男孩,他大声说:”给我点吃。”喊完就跑了。客人们问是谁家的孩子?姚建两口都认识,说是李佃章老师家的小辉。立刻扯了根鸡腿出去找,已跑没影了。小辉可能也感到不太好意思。邻里之间互相帮助,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每顿饭后,大家都集中到水房刷锅刷碗。这是大家沟通信息的时间,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沟通的内容相当丰富。

由于我对人热情,工作认真,大家选我当五排房第五排(最前面一排)的排长,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待遇,又是一个容易得罪人的工作。主要负责这一排的卫生,重点是男女厕所。这一排虽然总面积不大,但人口密度大,好多家庭是老少三代,一排就男女两个厕所,东头是男厕所,西头是女厕所。每家轮流打扫,轮到就打扫一周。我弄了个值日牌,每家打扫完一周就把牌送到下一家。也有不自觉的,我还得摧他一下。这么多人去厕所,保持干净不容易。有的人急着上班便后忘了冲,还有些孩子够不着水箱的绳子,便后根本不冲,我每次去厕所都捡查一遍,有的大便我只能替他冲一下。还有些孩子大便不往便坑里拉,老是拉在小便池的台阶下,排里开会我讲过多遍,就是不改,我想抓住这个孩子,就是抓不住他。我问了好多家长,都不承认是自己的孩子。有一次我发现了这个大便周围有擦腚纸,纸上印着动物细胞,这下我查的范围大大缩小了,我们排只有两个搞生物的老师,其中一个是搞动物的,这很可能是赛道建的孩子强强办的事。但是没有人证还不行。有一次我看到强强一个小孩在中厅玩,我主动和他玩,玩着玩着我就切入正题,我说在便池边拉屎是不是很舒服,很好玩。一个四五岁孩子,毫无思想防备,不断地点头说是。这下可让我抓住了。当天晚上我就去找了赛道建,他还不知道是自己的孩子拉的,我说你问问你的孩子就知道了。我想: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反正那地方不再有屎就行,果然那地方再也见不到屎了。

还有一个厕所卫生的事。在小便池对面的墙上,一滩一滩的鼻涕,有干的也有湿的,黄黄的。人们看了觉得恶心,看来这人在这里擤鼻涕不是一天两天了,是谁干的呢?我试了一下,我这个头这位置我根本够不着,这个擤鼻涕的,必须一米八以上。终于有一天早上让我碰上了,原来是王景民老师的大公子,他正在上高中。他正小便后在这里擤鼻涕,擤完把鼻涕抹在墙上。我笑着对他说,还就是你这个个头能够得着,这小伙子很老实,他什么也没说,脸一红就走了。从此这墙上再没出现新鼻涕。

每年我们这一排集体进行两次大扫除,每家每户除了各扫门前雪以外,还有些公工共场所需要集体打扫。比如房前屋后,中间走廊个人随便堆放的东西都要搬走。我们在中间走廊开会,不管干部、教师,还是工人都得听我安排,分工合作,都干的积极主动。当排长使我体会到:好事得有人挑头干;一个人被别人信任会产生幸福感。

五排房也是孩子们的乐园。五排房的孩子特别多,每家差不多都两个孩子,有这么多孩子,五排房显得生机勃勃。在小辉四_五岁的时候,单位发两张电影票,晚上在大礼堂里演电影。到了晚上,张玉芬的大女儿贾林正在我们家和小辉玩,张玉芬不去看电影,我们就交代给张玉芬,两个孩子正玩着,我们去看电影就不带小辉了,等小辉睡下后,就把门给锁上。交代完我们就去了山师大礼堂。电影演了一半多,我们正集中精力看着,我们身后怎么多了个孩子,披了一个毛巾被,也不说话,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辉。后来听小辉说他睡醒后,一看家里没人,有点害怕,去拉门拉不开,就打开窗子爬了出来,到礼堂里找到了我们,也没吱声就看起电影来了。当时天比较冷了,临爬窗时还拿了条毛巾被披着,这小子从小就机灵。五排房的孩子除少数上中学的,多数都上幼儿园和小学,每个年龄层次都有自己的玩伴,那时的小学也没有这样那样的兴趣班、辅导班,放了学完成了作业,就找同学疯玩。特别是周末孩子们都在家,五排房可就热闹了。小辉从小爱学习,不到两岁就认好多字,三--四岁时就用小棍在地上写字。而且坐得住,曹思白老师送给一套积木,辉坐在小凳子上,摆各种模型,一坐一个上午都不挪动。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发现这孩子的智力不一般,后来教育系学生专门对小辉进行了上考察,于是幼儿园传出来辉是个小神童。上小学的时候,没上书法班,自练毛笔字,柳体字写得很好。三年级时写的作文《大肥猪》,还上了省级的刊物。他还喜欢下相象棋,有一个礼拜天的上午,他和吴建下象棋,下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该吃饭了,小辉才哭着回家,我们一看他满脸是灰,像个小鬼似的。后来一打听才知道,他和吴建在地上下象棋,李法兴老师的儿子叫小峰子,他是高年级的学生,他总是帮着吴建。平时下象棋,小辉多数都是赢吴建,这回小辉可惨了,他每看到一步好棋,都让小峰子给破解了。下一盘输了 ,下一盘输了。小辉不服输,就一盘接着一盘下。小辉两手撑着地,一边流泪一边集中精力下棋,手不停地抹脸上的泪。最后急眼了和吴建打起来了。五排房虽然是孩子们的乐园,但小辉过的并不十分轻松愉快,因为我们对他的期望值太高,要求太严。在小辉四五年级的时候,每个礼拜天,我们都不让他自由玩耍,强迫他做数学题,错一道罚十道。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普遍的粗心,结果老是出错。后来决定不罚就打。后来小辉急了说我不做了,你们打吧。打的时侯,我们两口心很齐,一个按着一个打,孩子没有一点反抗的余地。现在想起来,我们两口对小辉有点太残忍了!

在五排房,我们还生了第二个宝宝。1978年底,在計划生育方面,我国还允许生第二胎,上级给了政治系一个指标。按照间隔能够生二胎的有王守梅、梁桂英、费洪稳三个,负责計划生育的付主任冷家蕴,拿着一个娃娃票说:”你们三个谁要,”她们两个都说坚决不要,洪稳也有点犹豫,说:”不能浪费了这个票,要不我拿着吧,”于是领了这个指标。洪稳摘了避孕环,很快洪稳就又怀孕了。

这次怀孕,洪稳的生活待遇,比上一次怀孕好了一些。这时虽然买肉蛋还凭票,但当时五排房兴起一阵养鸡热,几乎家家都养鸡,我们家也养了两只,都在房前垒鸡窝。喂鸡得吃食,我们就到农村集市上买玉米。第五排房靠近学生食堂,我们还趁学生饭后都去上课时,到餐厅去捡剩馒头,有时还从泔水桶里捞。那时学校还经常发动学生在饭后摘苔菜、芹菜、小白菜等。我们乘机捡菜叶,有时也翻垃圾桶。本来是捡了喂鸡的,我们捡着好的菜叶,人也吃。有一次我捡菜叶时,被一个辅导员看见了,说”殿章你还想不想给儿子说媳妇?”。不管怎样,自己喂鸡,洪稳在怀孕期间就能吃上鸡蛋了。两个鸡下蛋,一天能保证一个。这样的鲜鸡蛋,在付食品商店是买不到的。

洪稳怀孕七个月时,上级下达了一胎化的紧急任务,山师大领导立刻开会,对怀孕的女职工逐个进行排查,当排到费洪稳时,领导们都说:”这个孩子生下来已经能活了,这个小生命保留着吧。”比我们这个小的差不多都堕胎了,从此娃娃票也不发了。我国从1979开始实行一胎化,到2016年才结束。在1979年,洪稳是山师唯一一个生二胎合法的。当时数学系有一对青年教师,因生第二胎被开除回了老家。还有几个比我们早生了二胎的,都因为间隔不够受到了相应的处分。我们很幸运。

1979年八月十六号 ,我们的第二个宝宝出生了。她是在千佛山医院出生的。这天晚上,天下大雨。进院的产妇只有洪稳一个,进了院就直接进了产室。我坐在产室外面的联椅上 焦急地等待着,盼着洪稳给我生个女儿。因为我们弟兄五个,只有一个姐姐还过早去世了,看到别人家有姐姐妹妹,就特别羡慕。一会就听到洪稳的叫声和接生员的说话声,听到洪稳拼命地豪叫,我听着接生员有些着急,不断地说:”你得使劲,使劲,你不使劲我也没办法,”一会接生员又命令护士:”快推氧气瓶来,”我听着真是提心吊胆。突然听到一个孩子强有力的哭声,嗓子很粗,我估计又是一个男孩。医生喊:”快进来吧!她妈很会生,给你生了一个女儿”。我急忙进去一看,见接生员衣服都湿透了。护士正提着我女儿的两条腿在水龙头上冲洗,我顾不上细看,急忙去看洪稳,见她披头散发,满脸的汗水混着泪水,呆呆地坐在那里,像是累瘫了一样。我情不自禁地跑过去,抱着她吻她的脸。看到她屁股底下是一摊血。护士称了称,这閨女足足有八斤,怪不得这么难产。女人生一次孩子,真是冒一次生命危险。孩子长大后,不孝顺母亲,真是天理难容。

女儿出生后,我们从心理上比生第一个从容了好多,不再那么忙乱了,生活安排的有条不紊。女儿出生后的第三天,小辉的二姨从日照来伺候月子,同时洪稳的奶水也下来了,虽然不太够吃,也差不多,因为这孩子饭量大,刚出生时,接生员就说:”这孩子你们可能养不起,脐带子那么粗,可能饭量特大”。不到一岁我们就给她加了小米汤,小米汤加一点糖,孩子很乐意喝,而且小米汤还还有药物价值,如果孩子拉肚子,喝点小米汤就好了。满月以后辉的二姨就走了,家里也没再来人。我们给她起了名字叫李莉,小名叫莉莉,我们给她报上户口,从此我们户口本上成了四口人。小时侯莉莉的成长很顺利,不到一岁,就晃晃悠悠地下地走路了,很快她就在邻居间串门了。长得很可爱,皮肤很白,双眼皮大眼睛。而且语言发展的也很快,她串游到邻居家,邻居们都愿意逗她玩,问这问那,问她你爸好还是你妈好,她说:“都好。”有什么好吃的,都拿给她吃。高占亭夫妇还认她作干女儿,虽然没搞什么仪式,但我们都默认了这种关系,到现在还保持着。见了面都称呼“亲家”。当时五排房那么多女孩:贾林、姚文、李敏、燕舞,高老师就看中了莉莉。莉莉小时候特别聪明,有一次我去幼儿园接孩子,一接一大帮,这群孩子围着我,我给他们出谜语,让他们猜,我说麻屋子红帐子,里面睡了个黒胖子,莉莉很快回答:“烂花生”。我很奇怪,这孩子脑子怎么这么快,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但我当时并没有肯定,也没有表扬,只是心里高兴。还有一件事,到现在我都觉得愧对孩子。当时我为五排房的孩子们联系了一地排车小西瓜,很便宜。卸车时摔坏了一个,当时有一群孩子围着看,我拿起摔坏的西瓜掰开,给这个孩子一块,给那个孩子一块,就是忘了给我自己的孩子,当时莉莉就在这群孩子中,在给别的孩子西瓜时,掉到地下一块西瓜瓤,莉莉迅速抓起来送到嘴里,弄了满嘴沙子,我用手指头给她扣了半天。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是大公无私?还是愚?那时莉莉不到两岁。这事我一想起来心就疼。

莉莉四岁时,洪稳要去北师大进修逻辑学,我也刚转成教学不久,在高校搞教学,就我这水平来说,压力特别大。洪稳去北京进修,我带两个孩子,不太现实。我们两家又不能来人,唯一的办法送一个孩子回老家。那时小辉已上小学三年级了,不能耽误上学,那就只能送莉莉了。于是我们把莉莉送到日照她姥姥家。莉莉在她姥姥家呆了一年,这一年对莉莉的性格影响巨大。洪稳北师大进修结束后,把她从日照接回来,她好像变成另一个孩子!好长时间都不叫爸妈。由于我们工作压力大,当时也没太在意。去日照对孩子心理影响,也没引起我们的重视。把孩子从日照接回来是个假期,开学后洪稳送她去幼儿园,她哭闹着坚决不去。洪稳急着上班,就把她抱起来,从五排房一直送到幼儿园,莉莉蹬着两腿哭闹了一路,洪稳也哭了一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认为把莉莉送去日照,是最好的选择。没想到对孩子会造成这么大的伤害。如果能重来,就是我再苦再累我也自己带着。但是生活就是现场直播,不可能重来一次。过去的事不可能重来。如果莉莉不这么聪明,憨墩墩的,伤害会小一些,但这孩子从小就聪明,而且也不调皮。现在回想起来莉莉从日照回来,一直对我们有抵触情绪,我们也没大进行过思想交流。她经常和我顶撞,一直到她北师大研究生毕业后,我进行了反思,我的姑娘就是这样的,不是我主观想像的样子。其实这一点也不怨孩子,主要是我的主观意识有问题。如果我们意识到送回老家会对孩子造成这么严重的影响,而在行动上自觉的多关注一些,这问题会……,但工作的压力迫使我们忽视了,真是追悔莫及!1976年,小|辉一岁半的时候,也送去日照过,由于日照预测到会有强烈地震,很短的时间,就把他接回来了。那时小辉年龄小,时间又短,对他的性格没多大影响。实践反复证明:孩子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不能离开父母,孩子的任何缺点都和父母有关。

送走了莉莉以后,洪稳也去了北京。洪稳走后她的工资留下,我们两个人的工资,由我分配,日照寄一份,洪稳寄一份,这是每月必须寄出的。新泰隔三差五的也寄一些。每月剩下的钱,仅够我们爷倆的火食。给洪稳寄去的钱也是仅够吃,她说每顿都吃葱花炒面条。我们的工资月月光,到了月底,抽屉缝里的小分格都得扣出来用。

当时我们几乎每顿都吃面叶,我一下班就抓紧时间擀面叶,这时小辉上学已不用接送了,放了学进家就喝面叶,面叶里就放点葱花油盐,我们两个能喝满满一锅,你一碗我一碗,最后这一满锅全喝光。我们系的吕时达老师,经常在我们吃饭时 ,到我们家串门,看我们这样吃饭很好玩,逢人就说,李佃章父子吃饭,是一锅面叶一头汗。小辉这么小的孩子,肯定也想好吃的,但他从来不闹着要,也不挑食,你做什么他吃什么。我也没想到偶尔给他改善一下。不过有机会他也不错过。有个礼拜天,李兹生老师让我帮他垒蜂窝煤炉子,这活我比较在行。最早的蜂窝煤炉子,很简单,先在底部垫上两块砖固定上两根炉条,两根间距能担住蜂窝煤就可以,然后用砖在周围垒一个框子,里面塞满草木灰就完了。最底层要留个门,它的作用是做饭时敞开通风,还可以从这里掏炉灰,做完饭再堵上。一个炉子可压三块蜂窝煤,从最底下一块往上着,底下一块烧乏了,用砖头往下压,就从底下漏下去,从通风口掏出来。第二代是中间多个炉堂,有了炉堂温度比灰炉子高多了,做饭的速度快了。一开始炉堂是我们自己做的。先用旧纸卷个圆筒,周围糊上厚厚的一层泥,凉干后把纸卷抽出来,炉堂就做成了。每家都做,中间走廊摆了好多,质量各异。后来土产店有卖炉堂的,是砖瓦窑烧制的,质量肯定比自己做的好的多,后来就没有人再做了。李老师这次垒炉子就是买的炉堂。因为给他们干活我不能做饭,他们就让我们爷倆中午在他家吃,我也没客气。

在我们干活时 ,李兹生老师的夫人董老师,就忙着做饭了。她是上海人,很会做饭,又是炒又是煎,香味四溢 。平时礼拜天小辉早跑出去玩了 ,直到中午饭时,才能回来。可是今天谁也没告诉他,李伯伯要请我们吃饭,可是他愣是没出门,生怕误了中午吃好饭,在床上翻腾了一上午。到了饭时,他董阿姨来叫他吃饭,他还说不去。可是到了饭桌上他就不客气了,两眼盯着满桌菜,精力特别集中。大块大块的肉,不停地往自己嘴里送。可怜的孩子,馋到何种程度。

小辉小时候,人家都说他走路很像我,我就不愿意听这种话。于是我就逼小辉加大运动,每天早上我做饭时,逼他到操场跑两圈,一开始他很听话,就跑两圈,后来他回来的越来越早,引起了我的怀疑。有一天我偷偷地去看看,看他一个人在操场边上胡转悠。再后来,见他到了操场先往周围看看,看到我他就跑,见不到我他就不跑了。我生气的去攆他又攆不上他。后来我也琢麽孩子这么小,又没有别的小朋友,就一个人在操场跑,多无聊啊。以后我也就不在逼他跑了。

洪稳这一年的进修,也加深了我们的爱情。她在家时显不出来,离开了还真想。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联系的最好方式就是写信。后来逐步行成了写信的规律,上半周我去信,周末她来信,信里也少不了私房话,也有些别人看不懂的暗语。有时洪稳还寄照片来。到了周末我就盼她来信。办公室的崔主任,见洪稳来信这么频繁,很好奇,有一次他拿洪稳的照片喜皮笑脸对我说:”你看洪稳多漂亮”我很生气地问:“照片在信封里,你是怎么拿到的?”他说这个信封破了。我估计洪稳信里内容,他很可能全看到了。越想越生气,真想到法院起诉他。后来这事我跟王守梅说了。她说最好别告他,跟他严肃地说一次,他以后改了就算了。我认为和他说这事最好没有第三个人。第二天正好是礼拜天,因为崔主任一般礼拜天也不回家,我去了系办公室,正好崔主任一个人在办公室,见了他我就单刀直入地问他:”你怎么能随便拆洪稳的信呢,你不知道这是一种违法行为?”,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以后他再也没敢拆洪稳的信。老崔是退伍军人,在部队是连级干部,后来分配到我们系,任系办公室主任。以后他和我的关系特别好。我估计他是看我老实,才敢拆洪稳的信,换一个人他也不敢。

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是不断提高的。在得到温饱以后,五排房又兴起一阵打家具风。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连产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许多农村木匠纷纷进城找活干。我们五排房的好多户也开始筹备木料,也不知谁开始联系了木匠,打家具就开始了。一家开了头,另一家就接上。那时木匠用的都是原始工具,都是原始的工艺,只要有图纸,都能做出来。我们家在这股打家具风里,也做了三件家具:写字台、半厨、大立厨。木料是从校办工厂买的,纤维板是从建材市场买的。做完后木匠不管漆。上油漆要户里自己完成。我们的邻居汪庆凡老师和高占亭老师是化学系老师,上漆的技术我们需要跟他们学。木头和纤维板要分别上漆,木料上两遍清漆就可以了。而纤维板就比较麻烦,先上遍黄色的调合漆,再上一遍棕色的颜色,然后再往上画木纹,画的和真木纹一样,可以以假乱真,凉干后再打上一遍清漆就完成了。我们的家具上的木纹,都是洪稳画的。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个半厨,上面的木纹人们还看不出是画的。上油漆从上漆到凉干,需要好几天。上这些油漆都是在室内进行的,油漆味很浓,当时不知道甲醛有毒,就那样一天天过来了。

在五排房做家具风以前,我们家除了公家的木床和一个半厨以外,没有一件自己的家具,吃饭都没个饭桌。邻居们见我这种状况,实在看不下去,就想帮我做张饭桌,就这家给块木料,那家给块木料,凑齐了木料,张玉芬又请了数学系周振庚老师来亲自给我做,他不仅精通数学,对木工活也很精通,他给我们做了一个很精致的小园桌,折叠式的,饭后可以把它靠在墙上,包括油漆都是周振庚完成的。我忘不了周振庚,更忘不了张玉芬,在生活上张玉芬对我们的帮助太大了,后来她通过他丈夫从石家庄,给我们弄来一个大面板,现在还用着呢!还给我们买来一个十六寸的松下彩电。这些都是我当时没法搞到的。

在五排房,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有年暑假洪稳回日照,穿了一双新坡跟凉鞋,还是没有鞋带的那种。她走了二十五里路赶了趟城关集,回家脚面子就肿了,钻 心的疼,赶紧回济南。这时洪稳的脚已不能走路了,我们决定到省中医院看医生。我用自行车把她带到省中医,找专家看,找到一个姓张的教授,他看了看脚以后,得的结论是:母指跟外翻,需要做手术。但必须消肿以后,就给了点口服的消肿止痛的药。我虽然瘦小,当时还真有点愣劲,背着洪稳上楼下楼的看医生,还不算个事。回到家洪稳的脚还是疼的历害,我们又到了山师保健科。保健科有个殷大夫,她给出了个偏方,就是用跌打丸热敷。把醋和跌打丸放在铁勺里,放炉火上, 边热边搅拌均匀熬开,冷却到不是太烫时,就把它敷到患处。用这法第二天洪稳疼的就轻了,第三天开始消肿,敷了一个星期的跌打丸,洪稳的脚全好了。如果听医院专家的,就做了手术了,结果怎样就很难说了。这是我们第一次领教了大医院的专家。

现在回想起来,真有点后怕,我怎么敢用自行车带洪稳去中医院?洪稳怎么敢坐我的自行车?还没出校门就在物理楼西门,跌倒了一。当时,后面突然来了一辆卡车,我一慌就歪到了路边。那时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想着早点送洪稳到医院。后怕的事还有好多,再说一个。小辉从小学领了一张表让家长填,放学时他也不把它放到书包里,而是在手里拿着,结果没拿到家,他说掉到文史楼东头的地道里去了。吃过午饭我也没和洪稳说一声,我就悄悄地去了那个地道口,那是一个很深的旱井,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广积粮”时,由学生轮流挖的,洪稳怀着小辉的时候,还带学生在这里挖过,井口搭个架子,人坐在大筐里,用滑轮绳子把人送下去,挖到一定深度,再横着掏洞。一筐一筐的土石,都是靠人工拉绳子拉上来的。我来到井口一看,好深!从井口还能隐约看到井底有一张白纸。能否下去?我一看从井口到井底有用铁棍做的小梯子,多年不用都生锈了,我愣头愣脑地下去了,井底下有人扔下去的树枝子,还有好多蚊子哄的一下向我朴来,我拿到那张表就赶紧往上爬,快到井口的时候,我发现铁棍梯子松动了,吓了我一身冷汗,我只能上下用力,可不敢往后拉了!费了好大劲,好歹逃了上来。这事越想越后怕!当时正是饭后都午休,院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也没和家里人说, 万一出事我一个人在井下,喊别人也听不见。好歹没事,怪不得别人都说我有福!现在这个地道口早被封死了,好多人不知道文史楼东头还有个地道口。

在五排房,还有位老师,我永生难忘,就是刘示范老师。他住在第四排,他们两口也很艰苦。他夫人在下面的中学教书,带他们的女儿,刘老师带着他们的儿子,夫妻两地生活。他不仅教我们学问,在生活上也对我们多方面关心。有时候我们老家里来人,家里住不开,我就到他家住。有一次他去北京开会,洪稳托他给捎个大澡盆 ,他毫不推脱,真的从北京背回一个大澡盆。他真是一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我住院期间,他跑到医院给我送去了双拐,他知道我最需要什么。

我虽然上课还讲的过去,科研一直是我的一个弱项,有一年过春节,洪稳带两个孩子去日照,我一个人留下来搞科研,也不看书,也不查资料,单凭脑子苦思冥想。腊月二十九了,连个题目都没想出来。邻居们说:”你不过年了?怎么也得吃顿饺子吧!”我赶紧出去买肉,跑了好多付食店都关门了,好歹有一个店没关门,买了半斤猪肉,晚上孙洪猷处长派他一帮姑娘来帮我包水饺,又是剁馅子,又是活面,七手八脚,没等我插手就包完了。都过年了,我一个字还没写出来,急的要命,周围的鞭炮响成一片,也没法思考了,索性不干了,干脆睡觉吧。这就是我这个寒假搞科研的结果。

每当学校放了寒假,校园里显得有些冷清。但五排房却是异常的热闹。每家每户都忙着办年,这时候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采购。于纯孝老师特别积极,早早地吃过早饭,他就开始吆喝:”走了,采购去了。”大家不约而同地每人提着篮子出来,一块上街。春节期间,国家计划供应的付食品很多,除了平时供应的粮、油、蛋、猪肉以外又增加了牛羊肉、刀鱼、大米、花生等。这些东西也要凭票排队购买。我们都是分别排队,你排花生,我排带鱼,他排牛肉,这样可节约时间。一上午每人的菜篮子都塞满了,净好吃的东西,进了家孩子们见了特别高兴。那时候生活条件虽然不如现在好,但是每家过年都特别认真。除夕那天,五排房的走廊里特别热闹,每家每户又是炸又是煎,整个走廊香气扑鼻。我也拿出家乡的传统菜,炸带鱼,炸藕盒,炸春芽鱼,窜丸子,调凉菜等。这时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候,一会过来摸个藕盒,一会过来摸个春芽鱼,不等吃饭都快吃饱了。后来好多家都有了电视,我们家也有了彩电,不用再到邻居家看电视了。年夜饭后一边看电视,一边包饺子。过年邻里之间互相拜年,还是少不了的。除夕这天,学校里一般都组织团拜,然后各系再组织团拜,教师之间相互拜年,一上午不定脚。整个山师表现出喜气洋洋的气氛。

在五排房,我们的业余生活也是很有特点的。夏天我们的主要活动是爬千佛山。那时候的千佛山北面还是一片庄稼地,种着地瓜、玉米、谷子等。还有很高的土石堆,是解放军挖山洞挖出的土石堆积成的。山洞口用大铁门锁着。夏天白天特别长,晚饭后,太阳还老高,五排房的邻居们都成群搭伙的带着孩子们到千佛山玩。孩子们特别喜欢爬土堆,爬上滚下玩不够。大人们就坐在土堆上闲聊。有一次我们遇到惊险的一幕,我们一群人正走在一条很窄小路上,小辉跟在后面,有一个人领了一条狼狗跟在人群的后面,他闻小辉的腿,小辉吓得撒腿就跑,那狼狗立刻追了上去,小辉跑的速度特快,前面是沟还是坎他什么也不顾了,这只是刹那间的事,我们发现时,小辉已经跑出好远,狗的主人已把狗喊了回来。当时我们一看小辉没有受伤,就放心了,也没冲狗的主人发脾气 。吓孩子怎么办?我们脑子里没有赖人的概念。就把狗的主人放跑了。

难忘的五排房!那里有我难忘的故事,难忘的邻居!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居住条件都改善了,那样的故事,那样的邻居再不会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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