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整理了去年一些资料，重读了去年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The Wisdom of Finance》，别被这名字迷惑了，这本书并不是什么理财类书籍也没有什么教人如何赚钱的内容，这本书的副标题是Discovering Humanity in the World of Risk and Return，讲的更多的是金融与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和宗教之间联系。从中能感受到作者哈佛教授Mihir Desai知识的渊博与功力的深厚，也使我对很多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同时也深深体会到输出与输入之间难度的巨大不对称性，但输出的过程确实也是一种对思考最好的压榨，能使自己对很多概念有更清晰深入的理解，正好也没找着这本书的中文版，就抽空逐渐挑一些觉得好的内容纯当笔记输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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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The Wheel of Fortune
第1章 命运之轮
这一章节由一个隐喻性故事(parable)开始，出自Dashiell Hammett在1930年代的侦探小说《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里的一个故事，小说人物Flitcraft是生活在Tacoma的一位地产公司经理，一直过着井井有条的生活，两个孩子，不错的房子，妻子和前景光明的事业。他也没有任何恶习，但在一天中午他却突然消失了，没有任何可疑的婚外情或者财务上的动因。
五年后一天有人联系 Flitcraft的妻子说在不远的斯波坎(Spokane)见到过 Flitcraft出现。妻子请了男主角侦探Spade去调查情况，Spade找到了Flitcraft，并发现他现在是当地一名成功的汽车经销商，并且有了一个新家庭，他现在化名为Charles Pierce。Flitcraft/Pierce表示他没有任何需要懊悔的而且他也已经为前妻家庭留下了优厚的财产，并告诉了Spade他这五年的经历；在他消失的那天中午，当他行走在一个工地时一根钢筋横梁从天而降，正好落在了他旁边，横梁落地后溅起的碎片甚至划伤了他的脸颊。他当场被震住了，瞬间感觉好像有人帮他揭开了生命之幕让他看到了背后的另一个世界。他以往一直过着井然有序的生活，但这根横梁让他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其实可以完全不是那样子的，我们之所以还过着往常的生活只是因为黑天鹅(blind chance)放过了我们，或者说我还没遇上黑天鹅(blind chance)。他回望自己之前条理的生活，想法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决定应该要换一种生活方式。Flitcraft/Pierce最后总结到：“之前那根横空出现的横梁完全可以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突然意识到他想改变下自己的生命轨迹。” 他随后即兴搭船去了旧金山并在那徘徊了几年，后来又辗转回到了西北部，并在斯波坎(Spokane)住下了，组建了新的婚姻而且还有了一个孩子。他的前妻的得知了所有这些情况后，也决定不想再要回他的丈夫了，他们平静地离了婚，Flitcraft/Pierce也没有一丝愧疚和懊悔，他觉得自己的行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从这个故事(parable)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点，一点就是现实中不确定性(chance)事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生活并不总是按规律前行的，而且现实中到处都有不确定性。另一点则表现得比较微妙，也是Spade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尽管Flitcraft在遇到黑天鹅事件(blind chance)之后拼命地想改变自己以往的生活方式，但当横梁消失之后，他又渐渐地回到了原来的生活方式（这里作者用的groove这个词实在是太准确了）；换句话说，与不确定性事件一样重要的是，我们总是无法跳出某种规律性的行为模式(patterns)。环境对人的制约作用总是潜移默化的，稍不注意就会被如重力般的惰性拉回原处。
原文:
Spade then concludes with his favorite part of the story: “I don’t think he even knew he had settled back naturally into the same groove he had jumped out of in Tacoma. But that’s the part of it I always liked. He adjusted himself to beams falling, and then no more of them fell, and so he adjusted himself to them not falling.”
不确定性与规律性
这个故事与金融有什么关系呢？金融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和规律性模式的一种方式。Hammett之所以选择Flitcraft和Peirce这两个化名，貌似是有些用意的，历史上的真实人物Flitcraft如今已经几乎被人遗忘了，Flitcraft是个统计学奇才，编撰过当时人寿保险行业精算分析的经典著作，并帮助当时才刚兴起的保险行业精确的计算出潜在客户的死亡概率；而第二个化名Peirce现在也是少有人知道了，但这位极具古典文艺复兴色彩的传奇人物才是真正的大牛，这就是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看下他的多重身份就知道他到底有多传奇了：
实用主义(pragmatism)哲学的奠基人
数学家，逻辑学家，对20世纪的数学与逻辑学做出突出贡献
符号学(semiotics)的奠基人，符号学(semiotics)奠定了很多现代的文学理论
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与随机实验的发明者
原文:
In short, this scientist-mathematician-philosopher was the classic Renaissance man—a man judged by the British philosopher Bertrand Russell to be “certainly the greatest American thinker ever,” a man whom philosopher Karl Popper considered “one of the greatest philosophers of all time,” and a man whom novelist Walker Percy thought more worthy than Darwin and Freud because he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a coherent science of man.” Forget Jefferson, Emerson, James, Niebuhr, or Dewey—Peirce was the real deal.
And for Peirce, everything came down to . . . insurance. Throughout his life, he returned to insurance, declaring in 1869 that “each of us is an insurance company.” How and why did such a broad and deep thinker keep returning to what seems to many of us like the most mundane and uninteresting subject—insurance? Because insurance is anything but mundane and uninteresting. For Peirce, it became a central frame for understanding one’s life.
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终其一生都在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当成一个保险公司来运营。为什么这么博学的人会喜欢保险这么无聊的话题呢？答案应该从理解什么是不确定性风险与概率思维开始。概率问题很多时候是很违反自觉的，有多反直觉？可以看下经典的三门问题(Monty Hall problem)：
假设你正在参加一个游戏节目，你被要求在三扇门中选择一扇，其中一扇的后面有一辆汽车，选中后面有车的那扇门可赢得该汽车，另外两扇门后面则各藏有一只山羊。当你选定了一扇门，但未去开启它的时候，知道门后面情况节目主持人开启剩下两扇门的其中一扇，露出其中一只山羊。主持人其后会问你要不要换另一扇仍然关上的门。问题是：你改变选择换另一扇门会否增加赢得汽车的机率？
答案是你应该换，换之后你中的概率会提高，至于为什么这里就不展开了。概率思维有多反直觉，大概就跟你从赌博中赢钱的难度是成正比，千百年来，概率迷思就如幽灵般潜藏在人们的各种赌博活动背后，也没有什么其它场景可以比赌博更能体现不确定性和概率思维了，概率问题也正是起源于人类这项最古老的活动。
比如两个经典的概率问题都是赌博问题，第一个是点数分配问题(Problem of points)，两个玩家进行猜硬币对赌，各出相同数目的赌注，然后开始抛硬币（假设硬币是公平的，谁抛都可以），约定只要谁选定的面（字或花）先出现4次，谁就胜出；假如游戏进行到目前的结果是2：1，甲暂时领先乙，但由于某些外在因素使得两个玩家不得不中断游戏，这时这些赌注应该如何分配呢？从直觉上感觉也可以想到甲应该分多一些，这回的直觉是对的，但是到底应该多分多少才算公平呢？这个问题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都一直悬置，最后在费马与帕斯卡的来往书信中被解决，帕斯卡在书信中也首次提出了期望值的概念，正是这两位数学家对赌博问题的研究，开创了概率论，同时也为概率研究在随后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另一个经典的赌博问题是鞅问题(martingale problem)，别被鞅这个名字吓到，看着很高大上，其实这个问题描述起来非常简单，而且很多人可能都曾经遇到过。鞅策略(martingale strategy)是指一个赌徒去一个赌场，与赌场对赌抛硬币，第一次假设下注10块钱，如果输了，就加倍下注，如此往复，直到赢为止，最后你离开赌场时总是可以赢到10块钱。这看着就是一个必胜的策略，但为什么现实中很少看到呢？问题就在于你能下的注是有限的，面对这种指数级增长的赌注，没等到压中之前很有可能你所有财富就已经消耗完了（想想棋盘放米粒的问题就知道这种增长有多可怕）。其实现实中还是有很多人曾经试过这招的，至少我身边就见过有不少人买六合彩是这么买的，最后什么结局呢？基本都是刚开始一段时间在几次内总能中，挺开心，觉得发现了终极秘诀；但最后结局都差不多，通常都在某一回不中的次数开始多了，多到实在承受不了再翻倍的心理压力而放弃的，就这样把之前赚的所有蝇头小利全都吐回去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也没再听他们提起过这回事了。鞅问题(martingale problem)中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有限性，我们的生活中同样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限制或者说局限，但也正因为存在局限，才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有意思；很多规律也因各种有限性（如有限的寿命）而变得没那么规律，不然这个世界就会完全被各种规律所统治，而掌握规律的人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这多没意思。
走向理性的极端
基督教的传播强化了人们将超出理解范畴的事物归为上帝的力量，但随着文艺复兴时期各种贸易活动的扩张和理性主义的兴起，激发了人们对风险研究的兴趣。只要风险能被人们所理解，至少在商业上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同时随着人们自信心的愈发膨胀，人们也开始对上帝的力量产生各种质疑，但历史的发展似乎总存在某种轮回，对理性的崇拜也开始朝着更极端的方向前行，这似乎是从过往由上帝主导的一种宿命论(fatalism)转向由纯粹理性主导的另一种宿命论(fatalism)，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只是前一种反映的是上帝的主导地位，另一种反映的是所谓的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的主导地位。随着统计学理论逐步发展，越来越多的现象被发现都服从正态分布（钟型曲线分布），如人的身高，能力等。弗朗西斯·高尔顿还发明了一个很精巧的装置来描述正态分布，称作梅花机(Quincunx)，或者高尔顿钉板。
高尔顿(Galton)是达尔文的表弟，有很多学术贡献，发明了很多现在还在使用的统计技术。他非常喜欢数据，喜欢通过数据发现各种自然规律，但杰出的才华和对自然规律的过度崇拜使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高尔顿是个种族主义者，他的家族基本都是出身精英阶层，出了很多位名人，其中就包括达尔文；在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高尔顿把该思想引入到人类研究，他着重研究个别差异，从遗传的角度研究个别差异形成的原因，开创了优生学(eugenics)；高尔顿试图创造某种秩序或者至少是某种掌握感，但随后优生学(eugenics)理论的发展确实导致了很多悲剧，如将人群分等级，以绝育所谓的劣等人的方式以期达到使优秀基因传播下去的结果，最极致的案例就是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可能高尔顿的初衷只是出于对科学规律的探求，但后来优生学(eugenics)在西方几乎演化成了种族主义的代名词。
原文:
Galton, another pioneer of statistics and the creator of the quincunx, waxed eloquent about the bell-shaped curve. To Galton, there was nothing more impressive than “the wonderful form of cosmic order” represented by the curve, so much so that it would have been deified by the Greeks if they had discovered it. As he lovingly describes the curve, he concludes that “it reigns with serenity and complete self-effacement amidst the wildest confusion . . . It is the supreme law of Unreason.” The will of gods had been replaced with the laws of nature. Chance was just an artifact because we didn’t know enough—as soon as we figured out the law, all would be clear and order would be created.
Galton was clearly brilliant, but his faith in laws led him seriously astray. He became the founder of eugenics, a movement whose followers believe you can improve the genetic quality of the human population by, amongst other things, forcibly sterilizing the part of the population deemed less qualified. This logic became so widespread for a time that even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upheld the practice in Buck v. Bell (1927) when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 concluded, “Three generations of imbeciles are enough.” Galton’s ambition was to create “order” and to erase the role of chance and perceived “inferiority” in our populations. And we know the tremendous devastation that logic has wrought through the twentieth century.
保险
皮尔斯(Peirce)自己并没有将自然规律(laws of nature)提高到那么绝对的高度，并且认为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chance)可能才是真正的绝对存在，而且是启发所有新认知的源泉。皮尔斯(Peirce)可以在大脑中同时容纳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概念——不确定性与规律性。对不确定性的研究使皮尔斯(Peirce)对走上保险研究的道路，皮尔斯(Peirce)认为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chance)，虽然个体没有规律性(regularity)，但由个体组成的整体是具有某种规律性(regularity)的，而整体的规律性(regularity)就是保险理论的基础。
原文：
Peirce was able to keep 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ideas in his head at the same time—chance and randomness were everywhere (the insight from the former type of fatalism, think Flitcraft), and patterns emerged that suggested regularities in the aggregate (the insight from the latter type of fatalism, think Flitcraft as Pierce). The universe was full of chance and fundamentally stochastic (randomly determined)—but patterns could help us navigate the world.
Peirce, by contrast, embraced chance and randomness—and that led him to . . . insurance! Indeed, Peirce’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that randomness is everywhere but predictable in aggregate—is the foundation of insurance and modern finance. The tools needed to navigate a world filled with uncertainty is what finance endeavors to provide. Risk is everywhere, it is undeniable, and it shouldn’t be ignored or surrendered to—it should be managed. And insurance is the primary way we manage the risks in our lives.
人类的各种冒险活动向来都是创造新型金融工具的温床，保险也不例外（至少在当时是一种创新），保险作为一种金融工具最早起源于人们的航海活动。航海运输充满了各种风险，船主（借款人）通常都需要通过融资来筹措航海资金，但如果遇到恶劣天气，船只事故导致货物无法送达，船主很可能因此负上沉重债务或倾家荡产，所以早期的借款人通常会通过船舶抵押合同(contract of bottomry)的方式筹措资金，这种贷款方式下，如果发生航海事故，借款人就不需要偿还贷款，因此也不需要背上沉重的债务；但如果借款人顺利把货物送达目的地，就需要按合同约定的利息率偿还贷款本金和利息，而且在这种合同中贷款人收取的利息都要比正常的市场借贷利息高，以补偿贷款人所承受的风险。其实这其中比正常市场利息多出来的这部分溢价，就是保险费最早的起源；这也是为什么保险费的英文单词跟溢价一样都是Premium，借款方通过这种方式将风险转给了贷款方，贷款方收取相应的利息溢价作为提供保险的费用。
保险的核心是风险分摊(pooling of risk)，在航海活动中这种风险分摊是强制所有货主参与的，但随着理论体系的完善，保险慢慢地发展壮大成了利润丰厚的行业，开始变成了允许普通人自愿参与，衍生出了社会保障体系和商业保险。但一旦允许人们自愿参与，保险商就得面对各种各样的人，这首先带了一个重要问题，保险费应该收多少才算合适？这个问题与前面看到的第一个经典赌博问题涉及的内容很相似，这些都需要概率论的支撑才能解决。虽然我们无法预测个体的行为或者寿命，但我们可以预测群体的行为或者寿命，这就需要前面各种概率分布理论知识的支撑，如正态分布；正态分布也是保险行业正常运行的基石，甚至是公理。只要知道群体人口在过去的平均寿命数据，我们就可以对群体的未来预期寿命做预测，并且对保险费做出定价。
允许任何人自愿参与保险在实际执行起来还会遇到各种难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的定价；这个问题甚至也可能是造成法国大革命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路易十六和他的财政部长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完全算错了保险的价格，算错价格的后果非常严重。在当时的法国，很多人都为寿命烦恼，担心自己活得太久，没听错，确实是担心自己命太长；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寿命太长确实比寿命短带来更多烦恼，因为很可能活得太久而自己的积蓄又太少，导致老年生活贫困交加，那还真是应了赵本山小品中那句"人还活着，钱没了"，也可谓是生不如死。当时的法国政府为此建立了一种年金(annuity)制度，年金(annuity)制度的出现解决了这种”命太长的风险“，这种制度就是你可以在一开始向保险商（政府）缴纳一笔大额资金，随后只要你还活着，每年就都能拿到一笔年金(annuity)，这样就保证了你年老之后依旧有可靠的收入维持生活。
这种制度也贯穿了整个18世纪在法国和英国，但随着18世纪法国和英国之间不断的战争，两国都亟需扩充为战争融资的机制，以支撑庞大的战争开销。随后两国在这条道路上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径，18世纪之前，两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公债违约，但英国通过光荣革命开启了财政系统的改革，并开创了以纳税人的税收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公共财政系统，也是平衡预算财政系统的前身。
而法国则在原来的道路上越陷越深，并愈发地依赖于原来的年金(annuity)制度，为了保持高额的财政支出，法国把年金(annuity)制度的受用年龄范围无限扩大，甚至连5到8岁的小孩都囊括进来，全部一视同仁，他们只要缴纳一笔钱，以后每年都可以拿到相同数额的年金，这个史诗级的案例以残酷的悲剧阐述了保险费计算的复杂程度，也引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年金(annuity)制度的基础在于我们需要知道过去不同年龄段的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有多少，这样才能为不同年龄段的人设定不同的收费标准。但当时法国的设想是，只要不同年龄段的人都愿意参与进来，那作为一个整体来计算年金费率的话，是完全可以支撑财政系统运行的。可现实运行起来却是另一种情况，越是年轻的人，预期自己可以活得很长的人，越愿意购买年金，而越是年老的人，预期自己购买年金不划算的人，越不会购买年金，这样最后购买年金的人就基本都是些超过政府预期寿命的人。直到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年金(annuity)制度都是当时的法国政府财政融资的主要手段，并且主要的参与者年龄都在15岁以下。这也直接导致了后来的财政危机和大量公众债务的违约，引起的民愤也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后在对这些年金合同的调查发现，这种不合理的设计简直就是在让财政往外白白送钱，而且肥水基本都流到了明白其中漏洞的金融家手中。
其实即使当时法国政府针对不同年龄段制定不同的收费标准，逆向选择问题也依旧还是存在，因为特定年龄段的人还是要比政府更了解自身的身体状况的，也就是说知道自己身体有问题的人不愿意购买，而知道自己身体非常健康的人会很乐意购买，这就意味着政府在计算保险费用时必须把逆向选择问题也估算在内，这就需要提高保费，而提高保费后又会进一步挤出一部分人，这就进入一个负反馈漩涡，最终整个系统还是没法维持。
逆向选择问题当然很复杂，但这还只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也在18世纪法国糟糕的公共财政制度中得到体现。当时的法国政府似乎是发觉之前的年金制度有问题，还设计出了另一套更有意思的玩法，那就是允许人们组团购买年金，这种年金就是以团体为单位发放固定年金，然后团体中的全部个体平分这笔年金，随着团体中逐渐有人年老死去后，团体的剩余人数越少，个体能分到的金额就越多，这就是唐提式养老金制(Tontine)。尽管这种制度确实让政府的工作变得更简单了，至少预测一个团体中最长预期寿命要比预测一个单独个体要简单得多，但这种机制在无形中已经开始影响个体的行为了，因为你的年金收益多少跟团体中其他人的寿命直接挂钩，你会不会有某种冲动？这似乎就是在引人犯罪，这也引出了第二个问题道德风险(moral hazard)，虽然用这个例子说明道德风险问题好像有点怪，通常在讲道德风险问题时举例说明的都是 ，如人们知道自己有了保险之后，会更愿意去做更高风险的事。但从唐提(Tontine)制度我们其实也已经可以看到道德风险问题的核心，就是某种机制（如保险）的存在会对人产生某种激励作用，从而改变人的行为。
保险就有点像一群人组团下副本，保险商是组团的带头大哥，保险商希望加入进来的人最好越健康越好，但同时外面有很多有缺陷的人也想进来占便宜，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一个是进入前的筛选问题，一个是进入后的维护问题。其实不光是保险，只要是一个组织，都或多或少受这两个问题的影响；就如两股不同方向的力量，都在试图将组织从一种有序的均衡态往无序的混沌态(chaos)拽，即毁灭。当然现代保险商解决这两个问题都有很成熟的方案，如强制国民购买社保或通过公司购买保险，强制性让你没得选，这就没什么逆向选择问题了；而保险报销减额或者差异化保费，可以减轻道德风险问题。但其实自古以来一直就存在一种天然的风险分摊组织，而且这种组织还基本不受前面两个问题的影响；首先它的成员身份不是成员自己可以选择的，其次组织内彼此还都非常熟悉，信息足够透明。答案当然就是家庭，首先你没法选择在哪投胎，其次血缘关系形成的亲情使彼此都非常了解。
千百年以来家庭一直都是一种最重要的保险组织形式，特别是在社会经济还不发达的国家；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在出现金融危机之后，新生家庭的增长数据也会出现显著下降，因为很多失业的年轻人搬回去和父母一起住了。所以什么是家庭呢？正如下面这句：
As Robert Frost said, “Home is the place where, when you have to go there, they have to take you in.”
但家庭也不是万能的，毕竟家庭这个池子大小有限，能分摊的风险也有限；还有不得不说家庭关系有时真是非常复杂的。
皮尔斯(Peirce)的观点
在了解了这么多关于风险的问题，让我们回到皮尔斯(Peirce)吧，为什么皮尔斯(Peirce)认为我们应该把自己活成一个保险公司呢？
死亡将人的经验圈在了有限的时间段内，由于人总是要死的，这就使我们所能经历的情景与能得出的结论都存在某种局限；而概率分布理论要成立的前提，都需要假设样本的无限性，样本越多越好，以有限追无限，何解？正如庄子也有过类似的感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而皮尔斯(Peirce)给出的答案是，正因生命的有限我们才更应该保持开放，并积极地拥抱不确定性，甚至主动寻找不确定性，保持兴趣的多样性，以爱好的无限来对冲生命的有限，愿意尝试各种不同的新事物，以此来进行采样（借用统计学术语"sampling"），而不应该被各种边界束缚，包括偏见，地域，人种；如果我们自身的所能经历的体验是有限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拥抱其他人的经验，皮尔斯(Peirce)由此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式的精英主义，强调应该善待他人，保持宽容，仁爱；融合他人经验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个世界。
最后这段关于皮尔斯(Peirce)观点的描写实在是太精彩，我忍不住大段大段的截下来：
原文：
Once you embrace randomness, you are left with the task of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 and seeking out the patterns that can guide your behavior. That leads us to probabilities as the only way to really understand the world—nothing is entirely certain and we should approach the world probabilistically. If we want to understand how probable things are and how the world works, the only way to figure out these probabilities is through experience, just as with an insurance company. The more experience an insurance company has with a population, the better their understanding of probabilities and the more successful their business. That’s why, in effect, we’re all insurance companies—experience is the critical method for understanding how to thrive.
Peirce’s emphasis on insurance was a natural extension of his philosophy of pragmatism. Pragmatism is the opposite of navel-gazing; in pragmatism, truths are only valuable to the degree they can inform actions, and actions are only valuable if they confirm a truth. Peirce often talks about experience with the statistical term “sampling.” Only by sampling what the universe has to offe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value. We should experience as much as possible—just as insurance companies must—in order to make good decisions and understand the world with the right probabilities. Carpe diem, indeed.
Finally, Peirce took the importance of experience to its logical extreme. If our experien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how should we approach others in the world? In a remarkable turn, Peirce builds on a discussion of how the martingale betting strategy requires an infinite horizon and how insurance companies price policies to arrive at an argument for virtuous living—fundamentally because of our own mortality:
Death makes the number of our risks, of our inferences, finite, and so makes their mean result uncertain. The very idea of probability and of reasoning rest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is number is indefinitely great. We are thus landed in the same difficulty as before, and I can see but one solution of it . . . logicality inexorably requires that our interests shall not be limited. They must not stop at our own fate, but must embrace the whole community. This community, again, must not be limited, but must extend to all races of beings with whom we can come into immediate or mediate intellectual relation. It must reach, however vaguely, beyond this geological epoch, beyond all bounds . . . Logic is rooted in the social principle. To be logical, men should not be selfish.
If our own experiences are inherently limited, understanding the world requires incorporating the experiences and welfare of others. Reacting against the idea of social Darwinism, Peirce instead thought that the logic of insurance and sampling inexorably led to “that famous trio of Charity, Faith and Hope, which, in the estimation of St. Paul, are the finest and greatest of spiritual gifts.” We must embrace others to understand the world—the imperative of experience gathering demands it. For Peirce, insurance teaches us that experience and empathy are the key methods for dealing with the chaos of the world.
史蒂文斯(Stevens)的观点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不仅是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的美国诗人之一，同时他的最主要身份还是哈特福德意外事故保险公司的高管，并且终身都在保险行业任职。他曾拒绝前往哈佛任职教授诗歌的邀请，而选择从事“枯燥无聊”的保险行业，整天处理着一些枯燥无聊的保险诉讼和索赔事务。那么这位诗人是如何看待保险的呢？或者说这位精算师是如何看待歌的呢？如我们前面看到的，保险试图在人们过往的各种混沌经验中寻找某种规律，并计算出价格合适的风险分摊方案，从而让我们可以管理这种无序。而对史蒂文斯来说，除了保险，诗歌也有同样的作用；史蒂文斯认为只有艺术（包括小说，音乐，诗歌），才能使我们在这个无序混沌的世界中生存下去。在史蒂文斯的眼里，诗歌的创造性让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混沌的世界；也正是极具创造性的想象力才让我们可以在混乱无序的经验中发现有序的规律，在无序中发现有序，这也正是整个保险理论的根基。
原文：
Poetry was critical to Stevens because it manifested how imagination could help us make sense of the chaos around us. In his essay “Imagination as Value,” Stevens reacts strongly against Pascal’s ideas that “imagination is that deceitful part in man, that mistress of error and falsity.” Instead, Stevens concludes that “imagination is the only genius” and the “only clue to reality.” Why was imagination so important? For Stevens, “imagination is the power of the mind over the possibilities of things” and is the “power that enables us to perceive the normal in the abnormal, the opposite of chaos in the chaos.” Stevens almost sounds like one of the early discoverers of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Perceiving the normal in the abnormal is precisely what insurance is built on and it is what helps us achieve the opposite of chaos amidst the chaos of the world. Peirce too understood that imagination was just as powerful as science and rationalism in dealing with chance and chaos. In contrast to the hyper-rationalism of Pascal, Peirce saw the value of imagination as much as Stevens did, and concluded that “the work of the poet or novelist is not so utter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scientific man.”
The fundamental problem of life for both Peirce and Stevens—and for Hammett in his Flitcraft parable—was confronting disorder and chaos, making sense of it, not denying it, and living with it. For Peirce, insurance became the central metaphor for explaining that and describing how to handle it—through experience, pragmatism, and empathy. For Stevens, a man who spent his life negotiating insurance claims rather than dedicating himself uniquely to poetry, imagination was the central tool for managing the omnipresence of chaos and for seeking and seeing the hidden order of things amid the chaos. It is no wonder that Stevens concluded that “poetry and surety claims aren’t as unlikely a combination as they may se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