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天：写作的诚意

11月18日，周五，晴，11至19度

或许是中国“文以载道 ”的传统主导，抑或主流“正能量”的宣传导向，更或是中国人一向推崇含蓄温敦、藏而不露的审美取向，导致大众文学赏鉴偏向于善恶的脸谱化阐述。我们都知道人生最美的风景是过程，而非结果。可为何我们总喜欢为概念化的写作鼓掌叫好，却难以接受那些挖掘丑陋人性、揭示人性多面复杂的作品，并视之为负能量呢？我却非常关注、欣赏这类作品。我赏读这类作品，矛头并不对外，我觉得每一份黑暗都揭示出我内心的黑暗，为抵达灵魂深处搭起一道桥梁，而不单单只是那些“正能量”作品所起的效应一一举个手、表个态，就能轻松归入“善良“、“正义”的队伍，逃避灵魂叩问与反思。

今天早晨四点半起床，除了做早点，还背了三首《诗经》，读了十几页书。

在民国报纸《现代评论》合印本中，读到一篇西林写的小说《叫花子》。小说开头写道：“一个人做事，总有他的居心，十个人做同 样的一件事，就可以有十一个不同样的居心。这并没有数学上的错误，因为一个人做一件事，同时可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的居心。”接着，他拿赈灾来举例言之，表面看为灾区捐款是善举，可人的居心真个出于善吗?捐了款，可得到一张纸片，这纸片可用于游北海、听戏、逛三殿，比平日买门票节省一半的钱。若以“正能量“报道一一北平各界人士纷纷为灾区义捐。可这只是表面现象。真实居心，大家心照不宣。而今文章也多喜欢作表面文章，少了纵向发掘的深度和力度。

这篇小说则不然。作者继续写道 ，路遇一叫花子，那妇人蓬着头，头发如一堆乱草，盖满北京特有的黄沙子。胸口敞了怀，心口的肉像上了一层黑漆。身后跟着两个小孩子，手里还抱着一个。抱在手里的孩子生了一头烂疮，散发着一股怪味。若以“正能量”来书写，必是大发善心，掏出大把钱，带叫花子洗浴、下馆子，最后还抱起一头烂疮的孩子亲吻拍照。然后观众大声鼓掌，称其为“善人”。

我不能完全否认这类善人的存在，但我想大多数人见到如此污秽不堪的叫花子时的心理反应，定如作者所写：厌恶 、躲闪不及。作者想“快跑吧？又怕旁人把我身分看轻了。想，叫一个巡警来干涉吧？又怕我自己把自己的身份看重了”。然后，作者的做法是“我没办法，将手伸进袋里，摸 出一个铜子，掷在地上。”可他掷出铜子后，心里就起了反抗，你究竟是可怜他吗?可在此之前，分明是想踹他一脚 。你是因厌恶才抛出一个铜子，形同她在打劫，若是打劫倒更好，至少作者不必良心批判，偏偏是以这种摆脱麻烦，羞辱他人的方式来完成一种施舍的善举，作者认为这是可鄙的。但又不想承认自己的可鄙。当一个人做了良心不安的事，又想逃避自责，就会把责任怪罪到对方头上，所以，作者自此硬了心肠，再也不施舍叫花子，任凭他们怎样哀嚎，摆出怎样奇形怪臭 的惨状。

接着，有一天，作者在巷子里，看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叫花子，站在朱漆大门口要饭，只见一婆子捧着一瓦盆子走出来 ，将一盆红红绿绿的东西倒进叫花子的铁罐里，呵斥他快点滚开。作者一看那盆里的东西，像自己受到了莫大羞辱，赶紧逃开去。此刻，作者作为旁观者，消除了与叫花子的情感对立，反而与叫花子发生角色互换。君子不受嗟来之食，他想若自己是那乞丐，应将盆里的东西倒在朱漆大门上才对。而他当初把铜板掷在地上，不也如同老婆子拿施舍来羞辱人吗？他一再逃避自省，此刻却在同类事物的映照下，将所有伪装都撕碎了，只能直面赤裸的人性。他说想去控告那家主人，不正是说要对自己实行审判吗？可别人非把他当神经病不可，说不定还会颁给那家主人“乐善好施”的奖章。这句话又让我们跌回现实的荒谬中，世人宁愿接受粉饰的表相，也不想听魔鬼的忏悔。

我觉得西林的这部小说比鲁迅《一件小事》写得更好更深刻。鲁迅最后掏出一把银元，为自己的冷漠自私赎了罪。而西林则无处赎罪，风俗深入人心，个体难以抵抗。

这部小说不仅揭示个体人性，还有群体人性，个体人性或能觉悟，群体人性却难改造，并反过来麻醉、控制个体。

我记得刘瑜曾说过：“检验友谊的标准，就是能凑一起背后说人坏话。”我觉得这个标准可用于文学鉴赏，只是不是说别人坏话，而是说自己坏话，将心底的龌龊、胆怯彻底坦白。一个人若总在文章中写自己如何高风亮节，我会感觉是在与单位同事相处，戴着厚厚面具，看不到对方的内心。一个人若在文章中毫不遮掩地揭露内心的丑陋，并由此引起的不安，我倒觉得这份坦诚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梭罗在《瓦尔登湖》的序言中写道，此书是写给远方朋友的信。那可是朋友间的无所修饰、无所保留的交心啊！这就是写作的诚意。

大学有言：“止于至善”。人一生都在以至善为目标的修行改造中。文学应多表现修行过程中人性的自觉、挣扎与反复，而不是塑造道德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