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大革命，大革命。

经小天推荐，我最近看了《九三年》。初中时想看，但因历史知识不足，觉得时候未到。这次看完后，把屯在书柜里的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和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翻出来重新看了一遍，这才有底气写这篇书评。

此前没有看过《九三年》的我没有资格说自己喜欢雨果。

情节很紧凑。典型的雨果技法——分别阐述主要人物的背景，而后随着情节的推进，主要人物的命运开始交织，迎来高潮，结束。

九三年年初，国民公会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此后，国外，英国同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等国组成反法同盟，从东、南、北三面进攻法国；国内，保王派在旺代叛乱。六月，主张温和改革的吉伦特党垮台，国内外反共和势力被击退。雅各宾派开始恐怖专政。

透过教科书去看法国大革命，它“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革命的背后却是这样的史实：1792年9月2日，卡尔默监狱等四所监狱中的囚犯在三天内全部被行刑队杀死；制宪议会制定了《人权宣言》，然而几年后的国民公会却规定被告不允许有辩护人，“凡是与人民为敌的都是罪犯”；路易十六被判处死刑时，罗伯斯庇尔还有十八个月，丹东还有十五个月，韦尼奥还有九个月，马拉还有五个月又三个星期，被送上断头台。

没有人道可言。甚至有时比君主专制更不人道。

民主与暴力之间往往只有浅浅的一道界线。尽管在法国大革命前，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人就游走于显赫的贵族之间，著书并宣传启蒙思想，并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然而“自由平等”的口号触及底层民众时就变为了屠杀和仇恨的肆虐。国民公会讨论法案时，民众可以任意冲进会堂，或者在大街上起义开火。立法和司法不独立，罪犯、哪怕是普通公民的基本权利都没有保障。没有平稳改革的制度基础，更多只是党派之间的政权斗争，“人人都想在暴政下苟延残喘，为了保全自己的脑袋而出卖别人的头颅”。除此之外，尽管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历史的惯性毕竟很大，很难说大多数群众的思想和中世纪时有多少不同，他们知道争取权利了，然而手段却是杀戮。长期底层悲惨生活中积压的不满与仇恨，一旦人们拥有过度的权力时，可能就会迸发成残忍与暴虐。

大革命胜利了，今天的法国是高唱“民主博爱”的第五共和国。研究历史时我们总习惯性地将目光投射在上层，看历经曲折之后的那个结果。然而这些曲折却不应该被忽视。

雨果显然看到了共和党和保王党之间不是非黑既白的关系，人性也不能简单地用派别去衡量。虽然他偏向共和党，然而当小说中的保王党俘虏自杀前高叫“国王万岁”时，我看到的不是作者站在共和党立场的批评与蔑视，只是无奈——任何新事物产生时，守旧势力都是庞大的，两方为了自己的信仰，愿意献出生命，无论对错。

同样的，雨果也看到了共和党之间的分裂。郭万和西穆尔丹分别代表共和党中的两种人。（但，主观认识，西穆尔丹比罗伯斯庇尔等人善良多了。举例：在提到放走罪犯一事时——“这可是严重的错误，” 西穆尔丹喃喃地说。“是犯罪，“马拉说。“有时可以这么说，” 丹东说。“往往可以这么说，”罗伯斯比尔说。“几乎永远可以这么说，”马拉说。“在对付祖国的敌人的时候，的确永远可以这么说，”西穆尔丹说。）前者宽厚善良，但“软弱”；后者严守军法，但“凶暴”。西穆尔丹是郭万幼年时的老师，情谊深厚。雨果这样形容二人关系：“这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友谊，但是他们各自奉行的原则之间却存在着仇恨。这种情形就好像是一颗心给劈成两半，各人分了一半。其实，郭万接受了西穆尔丹的心的一半，不过是温和的那一半。郭万似乎得到了半颗白色的心，而西穆尔丹留下的那一半可以说是黑色的。“

两人的观念冲突不断出现：西穆尔丹刚来找郭万时，两人寻思如何攻打拉图尔格时……冲突到小说结尾终于达到高潮。旺代的保王党军队首领朗德纳克侯爵本来已成功脱逃，然而却返回拉图尔格古堡，救下三个与他非亲非故的孩童，自己甘愿被共和党人俘虏。这件事刺激郭万拷问自己的心灵，（类似《悲惨世界》中让·瓦尔让被主教宽宥后的自我拷问？）处死朗德纳克，是对人道的背弃，因为他本可以出逃，只为救三个孩子，就甘愿付出生命；放走朗德纳克，是将此前共和党的战果付之一炬，旺代军队会继续叛乱……终于，他选择了放走朗德纳克。

西穆尔丹是他的审判人。按照军法，西穆尔丹判他死刑。

郭万临刑前，两人有一场对话。在这场对话中，可以看到二人思想的根本不同。郭万说：“哦，老师，我们两种乌托邦的区别就在于：你要的是义务兵军营，我要的是学校。你梦想把人变成士兵，我梦想把人变成公民。你希望他变得令人生畏，我希望他善于思考。你要建立一个使用利剑的共和国，我要建立……我要建立一个理智的共和国。”

多么让人感动！雨果这是借郭万表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可是，西穆尔丹痛苦，却没能改变自己的想法。郭万登上断头台，高喊“共和国万岁！”，在他的头颅掉地那一刻，西穆尔丹也开枪自杀。

如果西穆尔丹被郭万说服，郭万得到宽宥，不按军法处置，那《九三年》就不足以成为雨果最经典的作品之一，他的反思，也就不那般深刻。就如西穆尔丹即使再爱自己的学生，也要遵守军法判他死刑一样，历史上的残暴、愚昧，虽然背后都有其理由，但却不是我们这些后人，这些历史的旁观者指手画脚所能轻易改变的。雨果呈现的是一种无奈——郭万与西穆尔丹各自守着自己的信念迎接死亡，人类与人类之间的思想隔阂，并不比他们二人之间的隔阂来得小。

最后一提，雨果并未只将笔墨倾注在郭万和西穆尔丹二人身上。他永远关注弱者，关注没有阶级、地位、血缘、道德等任何附加条件的弱者。比如那赤足寻找三个孩子的母亲；比如一船牺牲自己保护朗德纳克的保王党海军们；比如救助朗德纳克的叫花子泰尔马克；比如粗鲁但善良的红帽子营曹长……这些小人物，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然而身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雨果为什么要写他们？大抵是为了证明借郭万之口说的这段话吧：

“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丧失天性吗？革命就是为了破坏家庭、扼杀人道吗？根本不是。1789年的出现，正是为了肯定这些至高无上的现实，而不是为了否定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