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首词让人感觉是凄清、悲凉、壮阔、深沉，还有些伤感，而就在这悲凉、伤感中，有悲壮的英雄气在回荡着。称之为豪放派词作并不为过。
但是，严格来说，《渔家傲·秋思》也算不上第一首豪放词。
范仲淹前面还有柳三变。举世皆知柳永词“寒蝉凄切”，可还记得他的《八声甘州》？
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是处红衰翠减，苒苒物华休。唯有长江水，无语东流。
不忍登高临远，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争知我，倚阑杆处，正恁凝愁！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对潇潇暮雨，却长望霜风凄紧，这种萧索沉雄是否称得上豪放？
可柳永是婉约派创始人。
一首词的风格，代表不了任何东西。就好比一个南方人，忽然想吃窝窝头了，绝不能代表他的口味就此变了，不吃米饭了。
柳永和范仲淹总算还是在宋朝，和苏轼也差不了多少时间。那再往前呢？有谁记得晚唐五代的牛峤的《定西番·紫塞月明千里》：
紫塞月明千里，金甲冷，戍楼寒。梦长安。
乡思望中天阔，漏残星亦残。画角数声呜咽，雪漫漫。
晚唐，也正是词牌从刘禹锡、白居易诗心写景慢慢堕入颓废迷离的宴乐专用词的时代。温庭筠、韦庄的“花间派”吃的就是这碗饭，也正是他们给了“艳词”千年来婉约绮丽的本色。
牛峤的词风和他们是一样的，可也能写出《定西番》这种清冷、萧索的边塞词啊。为什么没人称他为豪放派？
一个道理，偶尔吃个窝窝头而已。
类似的还有毛文锡的《甘州遍·秋风紧》：
秋风紧，平碛雁行低，阵云齐。萧萧飒飒，边声四起，愁闻戍角与征鼙。
青冢北，黑山西。沙飞聚散无定，往往路人迷。铁衣冷，战马血沾蹄，破蕃奚。凤皇诏下，步步蹑丹梯。
这要是苏轼之后的词人所作，必然归于叶梦得、张元干一类词人，在豪放派中有一席位置。
为什么他们都不能成为豪放派的开创人？因为他们吃了窝窝头，觉得不错，回头还是吃米饭去了。
苏轼不一样，苏轼认识到窝窝头和米饭一样好吃，都能充饥，甚至未来可能是窝窝头的。
这是一种自发的、主动的认识，才能称其为文学理论上的进步。他在写完《江城子·密州出猎》后（太经典，不列出来了），写信给朋友《与鲜于子骏书》：
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轼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作品风格摆脱了柳永一统天下的局限，终于“自是一家”。而且虽然苏轼作品真正豪放派的词大约只有四十余首，却是有意识地使用了这种风格。
反观前面举例的那些词人，因为感情激动之时偶一为之，并没有继续在这个路子上探索，风格没有改变，于文学理论上自然更加欠奉，自然无法定义为豪放“派”，虽然偶有作品沉雄豪放兼备。
而苏轼之后，后来者不断，直到辛弃疾打通豪放、婉约之间的壁垒，终于让宋词登上顶峰，与唐诗抗衡。总的来说他们都是承续了苏轼的风格加以变化。
词牌的主题拓宽，风格变化，是词牌史上最重要的变化。
苏轼这个豪放派的创始人，当之无愧。
回头说一下范仲淹，其实也是个相当牛的人。他的作为是在仕途、政途，但是在文学上也毫不逊色，他的散文，诗词也是一顶一的。但是他留下来的词作只有五首，虽然《苏幕遮·怀旧》的“碧云天，黄花地”堪称绝唱，《渔家傲·秋思》和其他作品也明显有脱离柳永词风的意味，但是作品实在太少，无法形成系统，不足以称新风格、新流派。
还有一点，柳永漂流一生，最终还是在范仲淹的帮助下做了个小官，死在任上。可见范仲淹和柳永关系还不错，他对柳永的才华和词牌风格还是认同和欣赏的。
不过对于范文正公来说，和王荆公的态度大概是一样的：真英杰者，经天纬地平天下为己任。诗词，末技尔。
你若称呼王安石为诗人，范仲淹为词人，估计人家都不愿意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