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近代的民族企业，出过“面粉大王”、“棉纱大王”、“中国首富”、“上海市副市长”和“国家副主席”的荣氏家族，是其中非常耀眼的代表，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1986年6月，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你们荣家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荣氏企业这个中国的顶级家族的发展史。
一、萌芽
1873年，荣宗敬出生于江苏无锡荣巷，两年后，他的弟弟荣德生出生。他们的家庭虽非大富大贵之家，但供子女读书的钱还是有的，所以到了年纪，他们便如同龄人一般按部就班，进入私塾读书。
他们家所在的无锡属于苏南一带，在历史上是重要的粮食产区，曾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但自明代棉种植技术推广以后，这里便成了全国的棉纺织中心，明末更是率先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达，经商风气浓厚。所以读书对于荣氏兄弟而言，不过是走个过场，家里也不指望他们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只等到了可以出去闯荡的年纪，便去大城市给人当学徒，以期将来自立门户，养家糊口乃至富甲一方。
虽然只是走过场，这段读书的经历还是深刻的影响了他们。
儒学初创于春秋，历经两汉而至极盛，五代和唐式微，而宋代复发扬光大。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写下的那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儒学推上顶峰，这句话自此融入了中国士人的血脉，忧心忡忡成为知识分子的天然命运。儒学在明清走向僵化，而中国就在所谓“天下大同”的美梦中，一步步走向国家命运的谷底。在近代中国，儒学既不能御外侮，又不能盈国库，不少人都对儒学产生了强烈的质疑，此风气在新文化运动中尤盛，在大学生上街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呼唤声中，千夫所指的儒学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但正如每一个读过唐诗的人，都不会忘却明月中低头思故乡的那份愁绪；每一个接受过儒家教育的人，都不会忘却男子汉大丈夫修齐治平、兼济天下的胸怀。这份古老的情怀，也将融入还未诞生的荣氏企业的生命里。
1887年至1892年，荣氏兄弟都前往上海做学徒，在这几年的学徒生涯中，他们初步通晓了金融业务，并对商业运转有了一定的认识，这为他们将来在风云诡谲的商场中脱颖而出，打下了坚实基础。对于这段岁月，荣德生曾深情地说：“余一生之事业，得力在此时。”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荣宗敬所在的森泰蓉汇划号倒闭，他一个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一下子成为了无业游民，只能回家。1896年，待业青年荣宗敬随父亲到上海找工作，在熟人的建议下，荣父从自己的毕生积蓄中拿出1500元，另招股集资1500元，合成3000元，成立“广生钱庄”，这是荣氏企业最早的立业基础。
历史上的1896年，是一个极为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在甲午战败的刺激下，实业救国思潮兴起，状元张謇和陆润庠分别筹建了大生纱厂和苏纶纱厂，实业界的欣欣向荣、利润丰厚也吸引了荣氏兄弟的目光，他们开始萌生了兴办实业的想法。
1899年 荣德生赴广州与父亲好友朱仲甫见面。广州得益于过去十三行独特的贸易地位，是近代中国瞭望世界的第一个窗口，中西文明在这里交汇，荣德生在广州看到了许多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和个人致富的书刊，如《美国十大富豪传》令他爱不释手，他买回后反复研读，以至于能够通篇背诵。
这时的荣德生和那些整天瘫在床上看《最强赘婿》如何逆风翻盘、抱得美人归的中二青年没什么两样，他或许也幻想过将来出一本书叫《中国十大富豪传》，而他是这本书的封面顶流。
不过，梦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毕竟梦谁都会做，但敢于真正到现实的刀山火海里趟一趟的寥寥无几。
然而，比起那些早期创办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企业、外资企业、买办企业的夹缝中勉力挣扎求生存，发展前途一片黑暗的人来说，他终究是多了几分运气，毕竟他能看见光了，虽然不亮。
二、立业
1900年，两兄弟在商议后决定试办一家面粉厂，但建厂不是说建就建的，他们缺乏充足资金和人脉，不懂技术，经验更是无从谈起。
他们二人做学徒时多于金融业相关，又开办了自己的钱庄，在这个领域，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积累，在那个没有法治且市场经济水平低下的年代，这无疑极为重要。
毕竟，如果你在一个法治社会，你可以面对健全的法律体系和相对透明的市场规则，进入一个领域，无论在其中你想做什么，法律和市场规则都给你划出了道，顺着道老老实实地走，发不了财是肯定的，但只要你有一定的商业头脑，而经济大环境又不是过于恶劣，还是能勉强在市场中存活的。
但这样的法治水平，历经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新中国尚且没有完全达到，更何况是大清尚存的20世纪初，贸然进入一个新领域，稍有不慎，就会被骗得倾家荡产，甚至连裤子都得买了还债，你还申诉无门，你去告状衙门是否受理是一方面，就算大老爷可怜你接了这个案子，光凭衙门里那几个捕快恐怕下辈子都抓不到人，追回损失更是天方夜谭。
另外，如果你生在一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其显著标志就是行业分工细化。比如我想涉足汽车领域，我可以从研发、生产、销售三大环节任选其一入手，其中这三大环节又被细分为若干个部分，如果我想搞研发，我不需要清楚知道整个汽车的原理，我只要弄清其中的一部分，搞号称汽车心脏的发动机整体设计当然难度极大，但是作为一个进入汽车行业的新人，我可以搞诸如人机工程学，其成果就是使汽车上的方向盘能够让驾驶者在操控时感到更加舒适，而这在销售时无疑还将成为一大卖点；如果你搞生产，在汽车加工中心问世之前，你只需要生产汽车上的某一零部件，只要质量可靠外加价格合理，同样不愁销路；至于销售更不用说，从营销策划到最终销售签单又可以具体分为若干环节。
但对于当时的荣氏兄弟来说，进入面粉行业，办一个面粉厂，意味着他们需要亲自负责从原材料获取到产品生产再到销售的所有环节。
在为厂子获得生产原料小麦的过程中，他们需要在采选和收购中与若干试图以次充好的农民斗智斗勇，在运输中接受官差的盘查和付出若干厘金，要是不幸遇上了诸如土匪或者地方黑恶势力，还得顶着精神压力奉上保护费若干，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将面粉厂的原料小麦运回。然而，这只是个开始。
想要办工厂自然少不了机器，在那个年代，工厂在中国还是稀有物种，机器只能依赖进口，在西方对华机器进口进行封锁的背景下，对华出售的机器本就少，而进口渠道又被少数买办垄断，更是进一步加大了进口难度；此外，机器也不是什么机器都能买，它除了得是用于生产面粉的机器，还要进一步考虑生产线配置的问题，而如何配置生产线，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除了要考虑如何通过优化搭配提高生产线的生产效率之外，还要根据自己的资金状况有所取舍，甚至还要将厂房大小、格局等因素考虑进去。
好不容易把厂子建起来了，生产出机制面粉，销售面粉也是一个难题。
他们的工厂开在无锡，前面说过，这个地方的商品经济，较之中国其他地区是更为发达的，无锡本地原本就有许多的手工磨粉坊，机制面粉无论是在面粉质量还是产量方面都远远超过手工面粉。手工面粉颜色偏黄，为了打击竞争对手，磨粉坊主编传言，机制面粉是纯白色的原因是里面掺入了毒素，一度导致荣氏兄弟的面粉滞销，最后他们不得不将机制面粉与手工面粉掺在一起销售。
办面粉厂千难万难，难道荣氏兄弟在进军这一领域时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吗？
我想不是，他们虽然对于开面粉厂没有经验，但绝非初出茅庐的商场小白，对于即将面临的困难，他们是有预见的。
那是为了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
如果你这么认为，只能说明你被各种主旋律洗脑并且无法自拔了。现实不是小说和电视剧，不会有人为了一句热血沸腾的口号就冲上去，办企业更是如此。企业的第一目的是盈利，只有有了足够的利润，才能维持企业生产，才能给工人发工资，办企业的投资才能获得回报。至于其他的诸如回报社会、造福一方，甚至偶尔发扬一下大公无私的精神，牺牲小我，成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是在企业有了足够的积累，由一家朝不保夕的小企业变成中国五百强乃至世界五百强之后需要考虑的事。
不过，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确实是为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用今天的话说，叫做企业家精神。为了追逐更大的利益，敢于直面一切未知的风险和挑战。正是因为他们敢于冒险，敢于开拓，能低下头做事也能偶尔低下头做人，才能创造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神话和奇迹。
为什么用这么大篇幅描写他们在创业之初所面临的困难呢？
因为这些困难为荣氏企业的发展打下了深刻烙印，并深刻影响了荣氏企业的发展前景。荣氏企业成功的关键词：冒险、开拓。这是荣氏企业最核心的基因。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荣氏企业的成功源于此，但这其中也埋下了它将来衰落的种子。
不过，现在我们将镜头拉回到1902年。
他们与官僚朱仲甫一起合办的保兴面粉厂在这一年正式投产，这是荣氏企业集团的发力。
由于上述的种种困难，最初与他们一起合办保兴面粉厂的朱仲甫决定不干这种受气的活儿了，次年从保兴面粉厂撤资，但荣氏兄弟在经历了最初的困难之后，反而对面粉厂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他们增加了自己持有的股份并成为了控股大股东，为了表示一个新的开端，荣氏兄弟将面粉厂的名字由“保兴”改为“茂新”，这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茂新第一面粉厂。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战争导致大批面粉厂停工，而战争又加剧了市场上对面粉的需求，一时间面粉供不应求，价格自然大涨。荣氏兄弟抓住这个机会，扩大生产线，增加产量，一时间赚得钵满盆满。
然而荣氏兄弟身上充满了不安分的因子，要是他们甘心守着一份基业长久的做下去，恐怕他们当初也就不会涉足面粉业了。他们不同于许多暴发户，有了钱之后就要立刻购豪车建豪宅，外加养一堆姨太太。他们在投资之初，就与各股东有过约定，在厂子盈利的前三年，一律不进行分红，所得利润用于还清建厂欠款、企业资金周转和扩大生产规模。
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落后。荣氏兄弟做实业，想要像当时的美孚石油或者卡耐基钢铁公司那样，在某个领域占据制高点，取得市场垄断地位，从而躺着赚钱是不可能的，中国的经济环境没有给他们提供成为洛克菲勒和卡耐基的机会。
但中国的经济环境给他们关上了一扇门之后，又给他们开了一扇窗。
虽然在当时中国不可能实现美国式奇迹，但中国有属于自己的优势，那就是人口数量占世界四分之一，这意味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国内市场。庞大数量的人一定离不开两件事：吃和穿。面粉行业属于“吃”的范畴，在利润的刺激下，他们决定进军“穿”的领域，1905年，他们决定进军棉纺行业，与人集资开起了振新纺纱厂。
好景不长，虽然他们有心要干一番大事业，但现实的毒打可能会迟到，却永远不会缺席，就在这时，荣氏经历了第一次重大危机：由于天灾和国内面粉企业的激增，小麦供不应求，价格如芝麻开花，茂新面粉厂连年亏损。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贵经验，在荣氏企业身上也毫无例外地应验了。1908年，货轮沉没和投资失败接踵而至，他们手里的银子一如飞鸟尽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现实将他们逼到了绝境。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荣氏兄弟知道，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是彻底放弃钱庄的底子，全心全意投入实业，还是放弃这几年的努力，回到一条相对安稳的路上。毕竟开钱庄不比实业，钱庄的生意在更多时候是一张网，遇上危机拆东墙补西墙还能凑合；但实业是一个链条，这个链条有无数的关节，只要其中一个关节出现问题，危机就会在链条上持续放大，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从而一发不可收拾，导致破产。而且从心理上讲，钱庄是父亲用毕生积蓄为他们开办的，就这么舍弃，感情上难免会过不去。
他们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跌破眼镜的选择，盘歇钱庄，用田产作抵押借钱周转，这次他们把自己家的老底都掏出来了，如果失败，他们将直接变成穷光蛋。
上天终于难得的睁开了一次眼睛，茂新最终起死回生，度过了难关。
就在茂新刚刚走出困境，时间来到了1911年。这一年，在湖北武汉的革命党联合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存在了二百七十余年的满清王朝宣告覆灭。
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就出台了一系列振兴实业的政策，为实业的发展创造了相对良好的环境；在这一阶段，由于代表封建势力的清廷不复存在，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渐渐发生转移，中国人民和列强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中国百姓的爱国热情日益高涨，提倡国货抵制洋货成为社会风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
加之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纷纷投入旷日持久的世界大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同时战争各国国内物资消耗巨大，不得不从国际市场进口大量产品以维持战时所需，这又为民族资本企业提供了庞大的海外市场。
在一系列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迎来了黄金时代。
荣氏企业在这一时期，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开始飞速扩张。1912年，荣氏兄弟在上海开办了福新第一面粉厂，到1921年，他们已经拥有了八个福新面粉厂；在此期间，他们除了继续经营茂新一厂，又陆续开设了三个茂新面粉厂。
在面粉行业风生水起的荣氏企业同样没有放弃在纺织领域的开拓，1915年，经过一系列股权置换，他们退出了之前开设的振新纱厂，然后立刻开设了自己拥有控股权的申新纺织厂，即日后的申新一厂，紧接着又开设了申新二厂、三厂。
1921年，是注定要被记入荣氏企业发展史的一年，这一年，荣氏兄弟在上海成立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被称为三新总公司，三新总公司有固定资产1959万元，自有资本1043万元，在册职工1.3万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荣氏企业走上了第一个巅峰。
当时茂新和福新两大面粉系统的面粉生产能力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生产能力的31.4%，荣氏兄弟也因此被称为“面粉大王”。
三、改革
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荣氏兄弟完成了从白手起家到建立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过程，企业从白手起家走到这一步已经实属不易，但是想要在市场竞争中长久的生存下去并保持地位，其难度并不亚于创业之初。
任何企业的发展难免有起起落落，但有些企业的发展却是起落落落。
有些企业就是因为在走到了这一步后，不思进取，躺在过往的辉煌上睡大觉，最终仅仅是昙花一现，就倒在了市场的腥风血雨里。
在疯狂扩张的十年中，荣氏企业集团的发展速度固然了不起，但这其中也潜藏着许许多多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荣氏兄弟在继续扩张企业的同时，把更多的精力花在了企业内部管理革新上。
首当其冲的，是对企业的组织形式进行改革。
在1915年，荣氏兄弟由于与振新纱厂的其他股东不和，影响企业经营，最终不得不退出振新，为他人做了嫁衣。
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在之后再次发生，荣氏兄弟决定对企业采取无限公司的组织形式：不设董事会，由荣宗敬自任总经理，实行集权制，由其一手掌握人事任免、经营决策、资金调度、生产管理等企业大权。此法起初在申新系统实行，后来推广到荣氏企业茂新、福新系统中。
正常情况下，一个企业所有大权由一人独揽无疑是危险的，这加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但对于当时的荣氏企业而言，这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却是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中国自秦代起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下，产生的思想就是“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在这样的环境下，想要实行集体民主决策本来就不容易，如果股东之间彼此独立共同为了企业利益而奋斗，尚且好说，但荣氏企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家族企业，股东之间的亲缘就已经关系千丝万缕，还有各种剪不断理还乱的裙带关系；股东之间的立场和经营理念也不尽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由具有出类拔萃的经营才能的企业家荣宗敬来主持整个企业无疑是最优选择。
专制虽然在后世人人喊打，但专制在提高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的优势是其他模式无法取代的，而这些无疑是一个具有庞大而复杂体系的企业所必需的。
第二个改革方向，是建立责任明确、统一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
首先是对工厂的生产管理进行改革。其中又包括了：对原料市场实行制度化管理，对原料采购人员进行规范化管理，对生产设备进行科学化管理。
原料质量对不同行业产品最终质量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对于炼钢企业而言，铁矿石质量成色不佳还可以对冶炼工序进行改造升级从而保证钢铁的品质，充其量就是麻烦点，成本高一些，不管怎么说对于产品质量而言还是有救的。
即使如此，品质不达标的原材料所导致的成本上升，要么会造成产品价格上升而降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要么就会压缩企业利润空间从而影响企业正常经营。
但对于面粉和纺织而言，其生产形式就是直接对原料进行深加工制造出产品，原料质量不达标意味着无论怎么安排后续工序都回天乏术。而且面粉和纺织产品是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厂家的信誉十分重要。只要一批产品出现质量问题，该企业在消费者眼中就会失去信誉并立刻被消费者抛弃，那么意味着该企业的生命也就立刻走到了尽头。
这样的例子放到当代，三鹿奶粉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榜样。在奶源中三聚氰胺超标，引发幼儿结石，该事件之间曝出之前，有着悠久历史的三鹿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乳制品行业的领军者，事件爆出之后，三鹿不久就全面停工，并很快由于资不抵债而宣告破产，整一个过程历时不到一年。
所以，说原材料的质量是荣氏企业的生命线也不为过。
对于采购人员规范管理，可以遏制采购员为了回扣等经济利益不择手段的行为；而对原料来源进行制度化管理，则为产品原料上了“再保险”，即使采购员为了私利罔顾企业利益，通过对入库产品原料来源的盘查，也能够发现原料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原材料的品质。
对生产设备科学化管理则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设备损耗，从而提高企业利润。
其次是实行财务制度标准化，一是由总公司统一对下属各厂进行财务管理，制定规章制度，规范会计统计报表；二是实行财务核算制度。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俗语：富不过三代。很多企业没有倒在市场的刀光剑影里，却倒在了自己人的偷鸡摸狗中，尤其是家族企业更是如此。今天要炒股，美其名曰投资，就直接从企业的账上把钱支走。明天要买奢侈品，后天可能连包二奶的钱都要走企业的账。长此以往，小窟窿就变成了大窟窿，所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就是这个道理。
实行标准的财务制度，能够保证企业不出现或者尽可能少出现莫名其妙的亏空。在这一点，荣氏企业就超过了同时代无数在财务上管理混乱的民族资本企业，这也是民国前中期荣氏企业始终能够在市场的汹涌波涛中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者，就是对员工进行人性化管理。
在早期，荣氏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也不是没干过对工人的剩余价值进行残酷剥削的事。但是经历迅速扩张之后，规模庞大的荣氏企业能够承接很多小厂不敢承接的大型订单；在水路运输上，可以采取整船装运而非拼船，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荣氏企业在市场上的地位举足轻重，能够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购进原材料。这些使得荣氏企业比起同行来说，有了独天得厚的优势。而且前面说过，荣氏兄弟毕竟不同于那些为了利润而丧尽天良的资本家，对于他们而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现在的荣氏企业已是民族资本企业中的翘楚，荣氏兄弟自然有了兼济天下的资本。
他们先是废除了“工头制”，推行“标准工作法”，为工人按时按量支付薪水；
又设立“劳工自治区”，由工人自行管理，在其中为工人建设了宿舍、医院、学校等一系列福利设施，让工人“在业余之暇得精神之慰”；创办职工养成所，为工人提供提升技能的渠道，而在企业内部，工资亦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而上涨。凡此种种，在缓和了劳资矛盾的同时，也提高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带动企业效益的提升。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1932年，荣氏企业进入全盛时期，此时整个荣氏企业在上海、无锡等地拥有4家茂新面粉厂，8家福新面粉厂，9家申新纺织厂共计21家工厂。“三新”系统占有了当时全国近三成的面粉和棉纱产量。继“面粉大王”之后，荣氏兄弟又摘得了“棉纱大王”的桂冠。
四、厄运
前面说过，荣氏企业成功的关键词是冒险和扩张。企业兼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资金，荣氏兄弟通过将厂房和设备抵押给银行的方式获取贷款，扩大生产规模和更新生产设备，再用企业所得利润归还贷款。这种模式本身就潜藏着极大的风险，在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时候尚可维持，一旦企业利润下滑，不能如期还款，企业就将陷入危机。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为了转嫁危机，列强纷纷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大量倾销商品，使面粉、纺织行业都陷入极大的困难，而荣氏企业大面积负债经营更加深了这种困境。
1934年，申新纺织公司总资产为6899万元，负债则为6376万元，资负大体相当。当年3月，由于中国、上海两银行停止向申新公司放贷，导致申新公司财务困顿，濒临崩溃。
英资汇丰银行更是趁申新第七纺织厂无法偿还债务而将申七低价拍卖给日商，此举非但激起民众极大的愤慨，更让实业界生出唇亡齿寒之感，在极大的社会压力下，国民政府不得不出面调解，最终保住了申七。
申七拍卖事件，是荣氏企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虽然对申七的拍卖计划最终流产，却导致申新公司被银行团掌管八年之久，造成巨大损失，荣氏企业也因此元气大伤。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荣氏企业集中所在的上海、无锡等地相继迅速沦陷，没有来得及内迁的工厂通通被日寇炸为废墟或者直接侵吞，给荣氏企业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荣氏企业的掌舵者荣宗敬在上海沦陷后前往香港，于1938年2月10日病逝于港。
荣宗敬离世后，过去荣氏企业由荣宗敬独揽大局的局面被打破，荣氏企业在自身已遭巨大削弱的情况下又陷入内部分裂，即使日后荣氏各分公司经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起色，但昔日荣氏企业的荣光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抗日战争之时，荣氏企业的某些业务还算良好，在某些方面甚至实现了突破，毕竟在抗战末期，荣氏企业偿清了申新公司的巨额欠款。那么，抗日战争结束后，荣氏企业便是走向了绝境。
1946年4月25日，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荣德生绑架案”，国民党少数军警与匪徒勾结，持枪将荣德生从上海高安路寓所绑走，为了从绑匪手中脱身，荣德生先后花去了60多万美元，除荣德生外，荣氏企业的其他负责人也遭遇各种巧立名目的敲诈勒索，这些事件背后都有着国民政府的影子。其中十分巧合的是，荣毅仁受所谓“军粉霉烂案”牵连，被提起公诉，而开庭的那一天恰好是上海解放的日子。
国民政府的种种作为，使得处于战后艰难恢复中的荣氏企业在资金上出现种种困难；与美国签订的新不平等条约，使美货大量涌入，恶化了荣氏企业的生存空间；加上政治动荡、苛捐杂税等，到1948年，荣氏所有企业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经营困难。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大批荣氏资本家抽资外逃，荣氏企业更是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此时的荣氏企业，离彻底破产就只差临门一脚了。
五、新生
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荣氏企业的创始人之一荣德生再次展现出他超乎常人的魄力。他说：“余平生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外国？”怀着对自己手创事业的深厚情感，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对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渴望，他选择留在了祖国。
在当时恶劣的经济大环境下，荣德生、荣毅仁父子留在大陆，组织荣氏企业继续生产，为人民和社会供给物资，对稳定国家经济做出了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人民银行的帮助下，荣氏企业经营状况开始好转，为了适应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荣氏企业开始逐步实行公私合营，为新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起到了积极示范效应。彭真同志说过：“荣氏家族对发展我国民族工业的贡献，历史将会大书特书的。”
1956年，伴随着全国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完成，荣氏企业完成了它的使命，坠入历史的长河中。
它像黑夜，拥有寂静与群星。
六、结语
纵观荣氏企业自1902年发轫于保兴面粉厂，直至1956年公私合营后消失，近一甲子的发展历程，见证了近代中国命运的沉沉浮浮，它从实业救国的浪潮中诞生，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崛起至鼎盛，而后与四万万同胞一起共赴国难，接受时代的残酷洗礼。
然而不管经历多少挫折与磨难，它都拥有永不言弃意气和不断前行的力量，荣氏企业筑起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它正如艾青诗中的那一块礁石：
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的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像刀砍过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文中数据引用自：
【1】《档案建设·锡商与中国近代化·近代民族工业的巨子荣宗敬、荣德生》无锡市滨湖区政协:钱江
【2】人民网《荣毅仁同志生平》
文/深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