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巍的职业是流浪汉：一个读书人，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

中国式“流放者归来”

4月2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互联网为这个引经据典的流浪汉疯狂，现在，他从名声中逃遁了》的报道。文中写道：对于那些厌倦了这个痴迷年轻、新奇、教育、名声、财富和美貌的国家中，攀爬社会和经济阶梯的人来说，沈巍成为了一个“反英雄”。

十七年前，沈巍正式走上了一条流浪的道路，如今，在网友拍摄的短视频中，沈先生倾吐满腹学问，擅长谈论《左传》《尚书》《战国策》，倡导“垃圾分类”，意外打破了沉寂的命运，在社交媒体（抖音）声名鹊起。十七年来尽管过着流浪汉的生活，但却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读书人。在今日的普世价值体系里，这简直就是一场惊世骇俗的自我放逐，颠覆了围观群众对“正常、体面、有尊严的人生”的认知。

装腔作势的精致

如果我们去问很有个性的年轻人你们有什么梦想？她们说想成为网红、歌星，她们在追求她们眼中的光鲜亮丽，她们不知道真正的精致是从物质、思想、生活状态到自己身体为止的一种态度。

在“流浪大师”风潮中，我们看到了一幅鲜活的围观庸众群像：有举着牌子要嫁给他的女人、有一起合影的网红、有出来冒充的干儿子、有自称“师娘”的女人卖起了书……沈巍被过度消费了，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的群嘲和批判。

今天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有人在谈论“文化”这种问题时，不是有人过来把你臭骂一顿，就是被人追捧一顿。这就是西川说的“一个中国社会定力的养成，定力是怎么形成的？定力就是文化。”

在某种意义上，又投射了庸众对“知识的追求”的渴望，在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求“精致”的道路上，我们会不经意间发觉自身的“粗鄙”。当我们对上滑下刷走马观花感到乏味的时候，当我们对摇头晃脑跟风起哄感到厌倦的时候。如果能引发更多人的反思，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儿。

借用美国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来说：“我们都成了精神上的移民。我们所有人都是工业世界中的移民，没有什么权威可以依赖。我们是背井离乡之人，刚刚到此不久，就成了暴发户。作为一个民族，我们身上带着所有粗俗不堪的特征，精神上支离破碎。”这是用来描述二战前的美国社会，对理解今日的中国社会的处境仍然贴切适用。

知识分子的本位

今天的中国社会，每天都会有无数的网红诞生，然后无数的网红“死去”。在这种单一价值体系的国家，被“功利主义支配”的中国人，“何以解忧，唯有暴富。”是国民在这个时代找到的缝隙。在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梦想着一夜爆红，但是有的人逃遁声名。正如亨利·戴维·梭罗的隐逸生活“不要给我爱、给我钱、给我名誉,请给我真相”。沈巍看起来过着拾荒的生活，实则位居“知识分子的本位”，就是做的这件事对公众来说是不是一件有价值的事。透过沈巍，我看到了“文章憎命达”，我看到了抛弃名利的勇气，完全投入自我并创造自我的勇气。我好像找到了被现代人遗失的价值观———人人趋之若鹜的名声，并不是对一个人“唯一的证明”。

梁文道说自己年纪越大越会感到道德的焦虑，就像毛姆思考起一个作家的生活来，那真是饱经忧患，开始的时候，他必须忍受贫困和世人的冷漠，等到取得了一些成就，他必须神色欣然地应付任何意想不到的情形。作家的成败有赖于喜怒无常的公众，作家得听任所有下面这些人的摆布：记者们采访他，摄影师要为他照相，编辑催他交稿，税务官催他交税，身份高贵的人请他去吃午饭协会秘书请他去演讲，有的女人想嫁给他，有的女人要离开他，年轻人要他的亲笔签名，演员要求在他的戏里扮演角色，素不相识的人问他借钱，感情冲动的女士征求他关于婚姻方面的意见，态度认真的年轻人要他指点他们的写作，还有经纪人、出版社、经理、令他厌烦的人、仰慕他的人、评论家以及他自己的良心。

原文首发微信公众号：我的精神聖殿

作者：文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