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姚广孝这个人，你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
病虎？妖僧？千古奇人？亦或是黑衣宰相还是靖难功臣第一？
姚广孝这个人说实在的，在历史上的形象无疑是复杂的，医家子出身，少年入空门，却师从道士学习阴阳数术，精通诸子百家，博学儒释道三教，后又被朱元璋选中辅佐燕王朱棣。最后更是帮助朱棣造反，祸乱了整个天下。
而在姚广孝无论是身前还是身后，无论是所谓“黑衣宰相”还是“妖僧”都说明了其人形象的复杂性和神秘性。终永乐一朝，姚广孝都是处在一个比较超然的位置，并且深受朱棣一家的信任，甚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影响到朱棣对于皇储的抉择。
很多人都是把姚广孝简单当做一个谋士的角色，但是在我看来姚广孝实际上却并不完全是一个谋士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姚广孝除了是永乐皇帝的臣子之外还担任了永乐一朝帝师的角色，甚至不仅是朱棣，他同时还是仁宗朱高炽以及宣宗朱瞻基的帝师。
一、和尚姚广孝
既然要臧否某一人物，那么我们肯定是要先结合其生平一起来辩证着看待的。
首先，姚广孝肯定是个奇人，有大才，身世奇，人奇，行事也奇，不然也不会被称为“千古奇人”了。
1、身世
姚广孝，长洲人，本医家子。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
这一段很有趣，首先，姚广孝本是医家子，最终却选择在14岁那年当了和尚，不过这可能是因为佛教在元朝的特殊地位所致。加上元朝开国元勋刘秉忠耶律楚材等人或是曾为和尚，或是与佛教亦是大有渊源，因此使得僧人在元朝社会有着特殊的社会地位。
终元之世，每帝必先就帝师受戒，然后登位。凡举行法会，修建佛寺，雕刻藏经等佛事费用，多由国库支出，并常给与寺庙大量田地以为供养。
实际上这一特点在明初时亦有体现，无论是后来朱元璋选拔高僧随侍诸王，还是朱元璋本身都使得明初僧人这一职业有着某种传奇色彩。甚至于明初大儒，姚广孝一生挚友宋濂对于佛教也是多有钻研，以至于曾被朱元璋戏称为“宋和尚”。
《佛性圆辩禅师净慈顺公逆川瘗塔碑铭》云：“濂自幼至壮，饱阅三藏诸文，粗识世雄氏所以见性明心之旨。及游仕中外，颇以文辞为佛事，由是南北大浮屠，其顺世而去者，多以塔上之铭为属。衰迟之余，诸习皆空，凡他有所请，辄峻拒而不为，独于铺叙悟缘，评骘梵行，每若不敢后者。盖欲表般若之胜因，启众生之正信也。”
也因此当因此当姚广孝少年时看到僧官的风光时，便决定出家为僧，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
《七修类稿》：尝白父曰。某不乐医。愿仕以显父母，父不从。一日入城。见僧官驺从之盛。叹曰。僧亦富贵如此耶。决欲出家。遂入里之妙智庵。改名道衍。
《明姚少师祠堂记》：至正间，年十四，即从佛，父不夺吾志，遂出家于里之妙智庵。
但有趣的是姚广孝虽然当了和尚，但是却拜了道士席应真，并且学了阴阳术数，不仅如此，更是触类旁通，所学驳杂，可见其人建功立业之心从未消减。
广孝器宇恢弘，性怀冲澹。初学佛名道衍，潜心内典，得其阃奥，发挥激昂，广博敷畅，波澜老成，大振宗风，旁通儒术，至诸子百家无不贯穿，故其文章闳严，诗律高简，皆超绝尘世。虽名人魁士心服其能，每以不及也。
洪武中，诏通儒书僧试礼部。不受官，赐僧服还。经北固山，赋诗怀古。其侪宗泐曰：“此岂释子语耶？”道衍笑不答。
这首诗是这样的
瞧橹年来战血干，烟花犹自半凋残。
五州山近朝云乱，万岁楼空夜月寒。
江水无潮通铁岔，野田有路到金坛。
萧梁帝业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
由此可见姚广孝早有大志。
2、姚广孝与刘秉忠
说到这里，此外提到姚广孝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人，那就是元朝开国元勋刘秉忠。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今名。
刘秉忠是谁？元朝开国元勋，忽必烈心腹谋臣，被赞为“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
同时刘秉忠还是元朝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设计者。
“以典章礼乐为先务，卒开一代治平”
他如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发之，为一代成宪。
在刘秉忠死后，也是做到了极尽哀荣，无论是死后追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还是元成宗、元仁宗两朝又追封赠为太师、常山王，谥文正无不都表明了刘秉忠在元朝的特殊地位。
十二年，赠太傅，封赵国公，谥文贞。成宗时，赠太师，谥文正。仁宗时，又进封常山王。
之所以要提到刘秉忠，则是因为细思姚广孝与刘秉忠，我们似乎能够发现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1、出身：两人都当过和尚
刘秉忠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从释氏，又名子聪，拜官后始更今名。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即弃去，隐武安山中。久之，天宁虚照禅师遣徒招致为僧，以其能文词，使掌书记。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
姚广孝
年十四，度为僧，名道衍，字斯道。
2、才能：两人都精通阴阳术数，除此之外，所学也都颇为驳杂，儒释道皆为精通
刘秉忠
秉忠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
姚广孝
事道士席应真，得其阴阳术数之学。
“余少为浮屠而耆于文，凡昔浮屠之号能文者之文，无不遍求而博览也。”
3、经历：都都建过都城
刘秉忠亲自参与了对元大都的都建
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建城郭于龙冈，三年而毕，名曰开平。继升为上都，而以燕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筑中都城，始建宗庙宫室。八年，奏建国号曰大元，而以中都为大都。
姚广孝也亲自参与了对北京城的规划设计以及营建
此外，刘秉忠还亲自参与了对元朝政治体制的改造以及典章制度等的设计，而姚广孝则亲自主持了对于《永乐大典》的编纂和《太祖实录》的修订。
4、二人都有佐命嗣兴，兴隆霸业之功
也无外乎后世清人在修订《四库全书》时曾感叹
秉忠起自缁流，身参佐命，与明道衍事颇同
从姚广孝对于刘秉忠的态度也可以看出，姚广孝显然对于世人将其与刘秉忠相提并论也是颇为认同的。并且似乎也有意想走刘秉忠之路，辅佐君王，成就帝业。
尝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见之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道衍大喜。
除此之外，姚广孝到北平后也曾数次凭吊过刘秉忠，甚至为其写过悼诗，由此可见姚广孝对其人之推崇以及以此而自勉。
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世不怨讟。伟哉藏春公，箪瓢乐岩谷。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业计已成，勋名照简牍。身退即长徃，川流去无复。佳城百年后，欎欎卢沟北。松楸烟霭青，翁深蘼芜绿。强梁不敢犯，何人敢樵牧。王侯墓累累，廒不待草宿。惟公在民望，天地同倾覆。斯人不可作。再拜还一哭。
这一点上，清人朱彝尊在其《静志居师话》中说的就很清楚：
观其入燕两谒刘太保墓诗，盖早巳以藏春子（刘秉忠）自命矣。
而从后人来看，实际上后人对于姚广孝也同样是经常与刘秉忠相提并论的，虽然多是贬斥姚广孝，赞扬刘秉忠，但不可否认的，此种相提并论本身便是一种认可，如清廷《四库全书》：
秉忠起自缁流，身参佐命，与明道衍事颇同。然道衍首构逆谋，获罪名教。而秉忠则从容启沃，以典章礼乐为先务，卒开一代治平。其人品相去悬绝，故所作大都平正通达，无噍杀之音。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姚广孝与朱棣。
二、靖难谋主姚广孝
根据史料来看，姚广孝与朱棣初次相识应该是在洪武十五年的南京。这一年恰逢马皇后去世，因此虽然朱棣已经在两年前那就是洪武十三年之国北平，但必然是要回到南京替马皇后奔丧，这一年也恰逢朱元璋替诸王选僧官随侍，所以两人应当是在这一年相识的且似乎聊的颇为投契。
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
而关于此次两人的相识，倒是有一则流传颇广的白帽子轶事
太祖择名僧辅诸王，文皇帝时为燕王，广孝自请于文皇曰：殿下若能用臣，臣当奉一白帽子与大王戴也。既而文皇自求广孝于太祖，许之。盖王上加白，乃“皇”字。
这则轶事出自嘉靖年间陈建的《皇明通纪》，其记载颇具传奇色彩，但联想到二人初见，且其年朱棣不过22岁，刚刚之国两年，还不是后来战功卓著的诸王之首，即便姚广孝早有狂愿，也不太可能在初次见面便如此暴露，因此，这则故事真实性应当是存疑的。
比起这则故事，我倒更相信这个解释
宗泐时为左善世，举道衍
宗泐字季潭，别号全室，是元末明初的高僧，与朱元璋关系颇为密切，且同样精通诸子百家，博学通儒被朱元璋戏称为“泐秀才”。我为什么要提到他呢，因为当时他官至左善世，而根据明朝官制，左善世恰好是当时明朝时期管理天下僧人的官方最高官职
僧录司。左、右善世二人，（正六品）左、右阐教二人，（从六品）左右讲经二人，（正八品）左、右觉义二人。（从八品） 僧、道录司掌天下僧道。在外府州县有僧纲、道纪等司，分掌其事，俱选精通经典、戒行端洁者为之。洪武元年，立善世、玄教二院。四年革。五年，给僧道度牒。十一年，建神乐观于郊祀坛西，设提点、知观。（初，提点从六品，知观从九品。洪武十五年升提点正六品，知观从八品。凡遇朝会，提点列于僧录司左善世之下，道录司左正一之上。）十五年，始置僧录司、道录司。（各设官如前所列。）僧凡三等：曰禅，曰讲，曰教。道凡二等：曰全真，曰正一。设官不给俸，隶礼部。二十四年，清理释、道二教，限僧三年一度给牒。凡各府州县寺观，但存宽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过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民年非四十以上、女年非五十以上者，不得出家。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经典者黜之。
而根据前面我们知道，姚广孝与宗泐本身便熟识，且关系不错，而宗泐也素只姚广孝其人有大志也有大才，又适逢“高皇后崩，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那么宗泐为燕王引荐姚广孝似乎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
说到这里，实际上朱棣靖难成功后赐封姚广孝的官职恰好也是左善世
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
说完二人相识的事情，再回过头来回到洪武十五年，在马皇后葬礼之后，朱棣自然也没有理由再呆在南京，因此之后姚广孝应该就和朱棣一起回了北平。
至北平，住持庆寿寺。
而两人也很亲密，常常密谋。
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不过两人之所以这么亲密，除了姚广孝可能确实比较合朱棣胃口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因为朱棣身边都是武人，除了姚广孝之外，朱棣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可以商量的人。
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
其实这一点看明史也知道，朱棣以藩王之身作乱，虽然名义上是清君侧，且最后成功了，终以小宗入大宗，但是实际上那几年朱棣打的很辛苦。且很多人都忽视了一点的是，与其余开国帝王相比，朱棣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基本上当时很少有人看好朱棣，但与朱元璋，李世民等人不同的是，朱棣造反时身边的谋士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满打满算可能也就姚广孝一个，而朱棣在这四年中也是数次深入险境。
虽然说实在的，朱棣能够造反成功确实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运气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运气本身就是实力的一部分，更何况，姚广孝在那场靖难之役中其实做的比某些人想象中的要多。
无论是起兵造反前的密谋和准备工作（从这一点看，朱棣造反靖难更像是由姚广孝策划安排而朱棣负责实施）。
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密甃翎甋瓶缶，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亦或是守家，始终帮朱棣稳住自己稳定的根据地，让朱棣可以放下的在外征战或得到补给。
道衍辅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袭大宁，李景隆乘间围北平。道衍守御甚固，击却攻者。夜缒壮士击伤南兵。援师至，内外合击，斩首无算。景隆、平安等先后败遁。成祖围济南三月，不克。道衍驰书曰：“师老矣，请班师。”乃还。
以及在朱棣对于造反时犹豫不决态度时帮助其下定决心。
周、湘、代、齐、岷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
甚至于靖难之役中堪称定鼎的渡江之战也是在姚广孝的建议下朱棣才发动的。
道衍语成祖：“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从之。遂连败诸将于淝河、灵璧，渡江入京师。
无疑都说明了姚广孝在靖难之役中的作用和能力，而这一点显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后世都是为人认可的。
终明一朝，姚广孝可谓是唯一得入太庙的文臣，既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
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
即便是清人张廷玉，对于姚广孝的功绩也是极其认可的。
帝在籓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
而姚广孝对于朱棣的意义实际上还不止于此。试问 在造反成功后，朱棣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很显然是朱棣一家是造反出身。这也是困扰了朱棣一辈子的事情，以至于其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建文甚至不断的扫荡漠北只为了以武功来加强自己的合法性。
而对于此事，姚广孝也并非是什么事都没做，实际上从造反伊始，姚广孝就一直在为朱棣构建合法性基础。无论是帮助朱棣下定决心造反时
道衍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
金忠，鄞人。少读书，善《易》卜。兄戍通州亡，忠补戍。贫不能行，相者袁珙资之。既至，编卒伍。卖卜北平市，多中。市人传以为神。僧道衍称于成祖。 成祖将起兵，托疾召忠卜，得铸印乘轩之卦。曰：“此象贵不可言。”自是出入燕府中，常以所占劝举大事。
而无疑道衍的和尚身份以及其所精通的阴阳术数都为其行为沾染上了一丝天道和神秘色彩。
建文元年六月，燕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变。诏逮府中官属。都指挥张信输诚于成祖，成祖遂决策起兵。适大风雨至，檐瓦堕地，成祖色变。道衍曰：“祥也。飞龙在天，从以风雨。瓦堕，将易黄也。”兵起，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号其众曰“靖难之师。”道衍辅世子居守。
(太宗) 因问 (举兵) 期, (广孝) 曰:“未也, 俟吾助者至。”曰:“助者何人?”曰:“吾师。”又数日, (广孝) 入曰:“可矣。”遂谋召张昺、谢贵等宴, 设伏斩之, 遣张玉、朱能勒卫士攻克九门。出祭纛, 见披发而旌旗蔽天, 太宗顾之曰:“何神?” (广孝) 曰:“向所言吾师, 玄武神也。”于是太宗仿其像, 披发仗剑相应
这些事情自然都不可能是真的，只能说这是永乐一朝为了替自己塑造政权的合法性而尝试所做的努力。
甚至在永乐朝建立之后，姚广孝还在朱棣的授意下与解缙一起编纂《永乐大典》以及负责修订《太祖实录》。
重修《太祖实录》，广孝为监修。又与解缙等纂修《永乐大典》。书成，帝褒美之。
这同样可以视为永乐皇帝为其自己构建合法性基础掩盖自己造反出身而做的文治方面的努力，更尤其是《太祖实录》，如果说朱棣最有可能在哪里为自己构建合法性的话，无疑最可能是借修订《太祖实录》为名替自己正名，为自己造反靖难创造合法性。甚至于后人在评价《太祖实录》时感叹其“三更其史”
明《太祖实录》二百五十七卷（建文元年，董伦等修。永乐元年，解缙等重修。九年，胡广等复修。起元至正辛卯，讫洪武三十一年戊寅，首尾四十八年。 万历时，允科臣杨天民请，附建文帝元、二、三、四年事迹于后。）
而永乐皇帝对《太祖实录》的重视性便体现在其数次决定重修《太祖实录》，而这后一次即永乐九年这一次主持重修的便是姚广孝，这一年姚广孝已经七十七岁，而等到《太祖实录》终于修订完成时，其人已经去世一个多月了。而对于这次重修的结果，后人也表示很满意
高庙实录，叙事繁简得宜，言有条理，非以后数朝之录可比
对于修订《太祖实录》的重要性，姚广孝自己的认识也是极其深刻，甚至可以说，这是他人生最后时光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仆衰老……区区所念《太祖实录》，万世法则，此是国家至重之事。……尔蒙意实录中，最难书者，发迹定鼎征伐等项。且喜稿完呈进了当。……凡事访问稽考，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以副上意。如或延缓岁月寖久，亦非所宜，惟阁下谅察。
三、帝师姚广孝
另外，有趣的是，姚广孝除了是朱棣的谋士臣子之外，在某种程度上，姚广孝在永乐一朝可能还担任了帝师的角色，且不仅仅是朱棣一人的帝师，而是祖孙三代。
首先，姚广孝出生于元统三年（1335年），朱棣出生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前面说到，二人相识应当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其年朱棣22岁，姚广孝47岁，正好是相差了整整一代人。
根据史料可知，朱棣当时对姚广孝应该是相当尊敬的。
“燕王与语甚合，请以从。至北平，住持庆寿寺。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 ”
甚至即便到了靖难功臣之后，朱棣对于姚广孝依然极其尊重：
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
从姚广孝跟随朱棣洪武十五年（1382年）之国去到北平一直到建文元年（1399年）朱棣起兵靖难共17年时间，结合朱棣潜邸时身边基本上多是武将还很少谋士的情况，可以认为姚广孝在朱棣潜邸的这17年中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是扮演了一个对于朱棣而言亦师亦友的角色，这似乎也可以解释为何姚广孝在永乐一朝地位如此超然，朱棣对姚广孝又为何如此信任不加怀疑。
朱棣帐下多猛将，攻城掠阵是其所长，但是运筹帷幄却是其所短，在这种情况下，精通阴阳数术，善治兵书的姚广孝自然会受到朱棣的信任。
除了朱棣之外，姚广孝同时还是仁宗朱高炽的帝师，这一点应该是可以确认无疑的，无论是在朱棣在外拼杀时姚广孝带着燕王世子守家还是永乐建制后其人依然负责教导太子。
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
“今建储嗣，简求贤辅。以卿旧人，特授太子少师。”
帝往来两都、出塞北征，广孝皆留辅太子于南京。
关于这里，有一点需要明确，或者说比较重要（敲黑板），那就是姚广孝的太子少师这个职位，别看太子少师这个官职只是正二品，上面仍有三公（正一品），三孤（从一品），但是按照明朝官制：
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无定员，无专授。洪武三年，授李善长太师，徐达太傅。（先是，常遇春已赠太保。）三孤无兼领者。建文、永乐间罢公、孤官，仁宗复设。（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复置三公、三少。）宣德三年，敕太师、英国公张辅，少师、吏部尚书蹇义，少傅、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少保兼太子少傅、户部尚书夏原吉，各辍所领，侍左右，咨访政事。公孤之官，几于专授。逮义、原吉卒，士奇还领阁务。自此以后，公、孤但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而文臣无生加三公者，惟赠乃得之。嘉靖二年加杨廷和太傅，辞不受。其后文臣得加三公惟张居正，万历九年加太傅，十年加太师。
也就是说在明朝无论三公还是三孤基本都是虚衔，更别说建文永乐年间是没有三公三孤职位的：
自此以后，公、孤但虚衔，为勋戚文武大臣加官、赠官。而文臣无生加三公者，惟赠乃得之。
至于东宫师傅包括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从一品）等，《明史-职官》中说的也很清楚：
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并从一品）掌以道德辅导太子，而谨护翼之。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并正二品）掌奉太子以观三公之道德而教谕焉。太子宾客，（正三品）掌侍太子赞相礼仪，规诲过失。皆东宫大臣，无定员，无专授。洪武元年，太祖有事亲征，虑太子监国，别设宫僚或生嫌隙，乃以朝臣兼宫职：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显祖兼太子宾客。三年，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罢兼领，庶于辅导有所责成。帝谕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立法兼领，非无谓也。由是东宫师傅止为兼官、加官及赠官。
我相信这一段大家应该也都能看明白，即终明一朝“由是东宫师傅止为兼官、加官及赠官。”，意思也就是在明朝，东宫师傅止于止为兼官、加官及赠官，属于象征性和荣誉性的职位，并不属于实际官位。
但这里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姚广孝这个太子少师实际上是实领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太子少师。而自姚广孝之后，所谓“自是以后，终明世皆为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 ”
惟永乐间，成祖幸北京，以姚广孝专为太子少师，留辅太子。自是以后，终明世皆为虚衔，于太子辅导之职无与也。
此外，除了教导太子朱高炽之外，皇长孙也就是后来的明宣宗朱瞻基也是由姚广孝亲自教导的。
五年四月，皇长孙出阁就学，广孝侍说书。
（朱瞻基）初出就学，太宗皇帝命设讲席于华盖殿之东，令太子少师姚广孝及翰林内阁之臣往侍讲读，后讲读于武英殿
由此可见，姚广孝永乐朝一人三代帝师是比较明确的，也可见永乐对其之信任以及享受之尊荣乃至于其人在永乐朝的特殊地位。
你以为到这就结束了？
当然不是。
真正的话题现在才开始。
四、身后骂名
无论生前身后，终明一朝，姚广孝无疑都是一个极富争议的人，围绕其人一生之功业褒贬不一，甚至不仅是明朝，哪怕是到了清朝，其人也多被贬斥。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姚广孝是以辅佐太宗朱棣以靖难面目出现的，而无论朱棣的借口有多么冠冕堂皇，其人以藩王作乱，以小宗得入大宗夺得大宝都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其程度上一姓二宗之争要比两姓革命要轻得多，但也正因为如此，反而更是坐实了朱棣名为靖难实为造反的行为。
因此无论后来永乐皇帝如何粉饰，其行为终究是挑战了明清士人的道德底线。而因为朱棣是在苦战四年后终以姚广孝所进险谋一战定鼎南京的，且其班底也多为武人，靖难成功后，朱棣也自然不得不依靠建文旧人来维持其统治。也因此，相比造反出身不得不作风颇为严酷的永乐皇帝，其时无论是民间还是朝廷都多有多心怀建文者，而这无疑也是永乐一朝自始至终的心病。
不过真要让这些人去攻讦太宗朱棣那显然他们是没那个胆子的，而既然帝王议不得，那么作为靖难定策首谋，功当第一的姚广孝自然就必然要承受他们的攻讦，这既是其人靖难造反出身的反噬，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替朱棣一家背了锅。
对于姚广孝的攻讦大致始于其人去世十多年之后的宣德五年所修订的《太宗实录》中：
（姚）广孝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
这个时候朝廷上下还没有普遍的表达对于姚广孝的不满，而如果说这还可以解释为是因为姚广孝所著的《道余录》中对于程朱等人观点的多有贬斥从而引起了当时士人们的普遍不满，那么之后指责方孝孺是因其人而死以及传以因旧怨激杀卓敬便是显而易见的对其辅佐朱棣靖难的不满。
可问题是卓敬死时姚广孝尚在北平，所谓姚广孝因旧怨而激杀卓敬显然是有攀诬之嫌。
（卓敬）燕王即位，被执，责以建议徙燕，离间骨肉。敬厉声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帝怒，犹怜其才，命系狱，使人讽以管仲、魏徵事。敬泣曰：“人臣委贽，有死无二。先皇帝曾无过举，一旦横行篡夺，恨不即死见故君地下，乃更欲臣我耶？”帝犹不忍杀。姚广孝故与敬有隙，进曰：“敬言诚见用，上宁有今日。”乃斩之，诛其三族。
其实对于姚广孝的贬斥基本上是伴随着对建文旧臣如方孝孺等人的褒扬而逐渐进行着，同时也可以视为朱明皇室的有意纵容或默许。
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惟克勤弟克家有子曰孝复。洪武二十五年尝上书阙下，请减信国公汤和所加宁海赋，谪戍庆远卫，以军籍获免。孝复子琬，后亦得释为民。世宗时，松江人俞斌自称孝孺后，一时士大夫信之，为纂《归宗录》。既而方氏察其伪，言于官，乃已。神宗初，有诏褒录建文忠臣，建表忠祠于南京，首徐辉祖，次孝孺云。
毕竟虽然朱棣一家是以造反作乱上位的，但随着靖难旧臣和燕王府老人们逐渐逝去，即位的新君显然是要避免对如姚广孝这样的“作乱逆臣”进行褒扬的，甚至不仅不能褒扬，还需加以贬斥，以防后人效仿。
而对姚广孝的贬斥基本上是在嘉靖朝到达了顶峰：
嘉靖九年，世宗谕阁臣曰：“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于是尚书李时偕大学士张璁、桂萼等议请移祀大兴隆寺，太常春秋致祭。诏曰：“可”。
嘉靖的这一行为固然可以理解为其人崇道抑佛的一贯政策（对于嘉靖一朝崇道抑佛，大家基本上应该都有所了解，这自然可以视为将姚广孝移出太庙的其中一个原因，在这里我顺便分享一个小故事，正好也是发生在嘉靖朝姚广孝被移出太庙之后的事情，由此可以窥见嘉靖对于佛道两家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当是为大家做个消遣）。
高金，石州人。为兵科给事中。嘉靖九年上疏言：“陛下临御之初，尽斥法王、国师、佛子，近又黜姚广孝配享。臣每叹大圣人作为，千古莫及。乃有真人邵元节者，误蒙殊恩，为圣德累。夫元节，一道流耳。有劳，优以金帛足矣，乃加崇秩，复赐其师李得晟赠祭。广孝不可配享于太庙，则二人益不可拜宠于圣朝。望削元节真人号，并夺得晟恩恤，庶异端辟、正道昌。”帝方欲受长生术，大怒，立下诏狱拷掠。
但嘉靖崇道抑佛是所谓一方面，然而姚广孝其人对于以永乐一系的自朱棣而始明王朝而言，其靖难功臣身份要远大于其僧人身份，如今嘉靖却以所谓“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将其人移出太庙未免理由太过牵强。
对于古人而言，配享太庙是对于臣子功绩的最大肯定，是也是对其人一生功业的最高褒奖，要知道整个明朝配享太庙者
《五礼通考》：“配享之典，国家所以报功而劝忠也。”
而如今却如此轻而易举甚至都没有人反对的便将姚广孝给移出了太庙，这之中若是没有民间乃至朝廷的整个风向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在官方，嘉靖将其人移除太庙，在民间，王世贞则斥其为：
归儒者不尽，归墨者不终
谈迁更是将其视为“世之不祥”的险悻之人，而对于嘉靖将姚广孝移除太庙的行为，沈德符更是表示
《万历野获编》：而斥姚广孝，不使得侍太宗。此不特圣主独见，亦海内公论。
什么叫海内公论？其实就是士大夫人心所向。
这种风潮离谱到什么程度了呢？
姚广孝虽然一生都没有结婚生子，但实际上他是有个养子名为姚继的，官至太常少卿。而到了万历年间
今姚继之后，盛于吴中，俱不肯名广孝法嗣耳。
甚至及至到了明末有人为方孝孺建祠时，特地制作了一座姚广孝的跪像置于其阶下。
而到了清朝的时候，对于姚广孝的贬斥也并没有随着时间以及朝代的更替而有所消减
《明鉴》：“初北平兵起，阴谋首发自广孝。及帝转战有天下，广孝决策之功为多。(论者谓帝躬冒不韪以争天下惠/帝不终诸臣被戮追原祸首皆广)
清人钱大昕对姚广孝的评诗
《姚少师祠》：㶁㶁泉流槛外分，披缁入定戒香熏。空登北郭诗人社，难上西山老佛坟。好杀共知和尚误，著书赖有故交焚。依然病虎形容在，曾否声名直半文。
《四库全书》更是将其文章直接与嘉靖朝著名奸臣严嵩相提并论，不过倒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姚广孝之才力即便是连纪昀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毕竟严嵩其人发迹便是以青词而得嘉靖青眼从而宠信）：
至于姚广孝之《逃虚子集》，严嵩之《钤山堂诗》，虽词华之美足以方轨文坛，而广孝则助逆兴兵，嵩则怙权蠹国，绳以名义非止微瑕。凡兹之流，并着其见斥之由，附存其目用见圣朝彰善瘅恶，悉准千秋之公论焉。
当然了，后世也不是没有人替姚广孝打抱不平，但是这种人在明清之际基本上处于少数。
李贽：
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
顾炎武：
“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王阳明），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哀道微，邪说之作之时也。”
五、结论
其实本身从结果来看，朱棣得以藩王之身靖难得登大宝，可以说是古今未有，更别说其人甚至仅仅只用了短短四年时间，无论运气在其中占多大成分，单以辅佐朱棣四年而靖难的表现而论，姚广孝的功绩显然即便即便是历代以来也都是排的上号的。
以功论，姚广孝辅佐朱棣以藩王之身，一隅燕地四年而成帝业，古今未有。
以言论，姚广孝与解缙同修《永乐大典》，著《道余录》，修订《太祖实录》。
所谓“千古奇人”显然并非只是后人吹捧。
对了，再补一个冷知识吧。
史书上提到姚广孝的去世是这样的
寻卒。帝震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治丧，以僧礼葬。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帝亲制神道碑志其功。官其养子继尚宝少卿。
这里面其实有一个细节，姚广孝死后确实是按僧礼葬的，但是其死后的哀礼实际上按照永乐朝的哀仪是逾制了的
（洪武朝）其公、侯卒葬辍朝礼，洪武二十三年定。凡公、侯卒于家者，闻丧辍朝三日。 下葬，一日。卒于外者，闻丧，一日。柩至京，三日。下葬，仍一日。凡辍朝之日，不鸣钟鼓，各官浅淡色衣朝参。初制，都督至都指挥卒，辍朝二日。永乐后更定，惟公、侯、驸马、伯及一品官，辍朝一日。
也就是说实际上洪武朝和永乐朝的哀仪是有很大不同的，在永乐朝
惟公、侯、驸马、伯及一品官，辍朝一日。
而惟姚广孝死后朱棣辍朝两日，足可见姚广孝在永乐皇帝心中之地位，可谓哀荣备至
（PS：有意思的是朱棣对于建文的哀仪是选择了辍朝三日，而这按照洪武朝的礼仪实际上却是公侯之制，由此可见朱棣对于建文之怨恨，这一点，同样表现在朱棣对朱标的态度上：“戊寅，迁兴宗孝康皇帝主于陵园，仍称懿文太子。”）
除了哀仪之外，姚广孝实际上还是明朝第一位受到赐谥的文臣（没错，你没有看错），在此之前的洪武朝去世的文臣都是没有谥号的，我们所熟知的宋濂，刘基等人都是后世追谥的，刘基的文成和宋濂的文宪都是在武宗正德年间追谥的，而李善长一直要等到南明朝才获得襄愍的追谥。
所以实际上姚广孝不仅哀仪是明朝文臣第一人，就连追谥也是开明朝文臣之先，更不要说他是明朝唯一获得配享太庙的文臣。
再次更新一波吧，这次就说说刘伯温和姚广孝吧。
我看很多人对这挺有争议的。
所谓“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相信大家对这句话应该都是耳熟能详了，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有神话倾向。
当然了，刘伯温在明朝的时候声望就不低，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实际上最起码在明朝的时候，对于姚广孝的评价并不比刘伯温低。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姚广孝配享太庙作为明朝唯一一个文臣。
我举这个例子的意义在哪呢？
我上次不是说到嘉靖九年姚广孝被移出太庙了么，同样是在这之后不久
嘉靖九年，以廖道南言，罢姚广孝。十年，以刑部郎中李瑜议，进刘基，位次六王。十六年，以武定侯郭勋奏，进其祖英。 （刘）基宜侑享高庙，封世爵如中山王（徐）达”
而作为刘基配享太庙的提倡者李瑜是怎么说的呢？
臣乡人刘基翊运有功，不在姚广孝下
这句话最起码说明在时人心中，姚广孝并不比刘基差，注意，这是在嘉靖十年姚广孝被迁出太庙之后发生的事情，姚广孝既然被毫无疑义的迁出了太庙，其实也就说明当时士人对姚广孝观感之恶，甚至沈德符还表示“此不特圣主独见，亦海内公论”，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刘基进太庙的提倡者李瑜也只是表示“刘基翊运有功，不在姚广孝下”，而没有说刘基比姚广孝强。
至于姚广孝被迁出太庙的理由
姚广孝佐命嗣兴，劳烈具有。顾系释氏之徒，班诸功臣，侑食太庙，恐不足尊敬祖宗。
仅仅只是以其人释氏之徒，恐不足尊敬祖宗，我想无论是谁看到这里，都会觉得这个理由实际上是相当勉强的吧。但是即便是这样，明廷上下依然没有强行说姚广孝的功绩不足以使他配享太庙，不曾否定姚广孝的功绩。
而刘基得以进太庙也是在姚广孝迁出之后才进行补位的，这恐怕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单以功绩而言，在明朝人的心目中刘基并不见得比姚广孝强，甚至可能是反过来是姚广孝要比刘基强。
对于这次事件，明人来斯行是这样记述的
嘉靖十年，罢荣国配享，迁其主于大隆兴寺，而增诚意伯刘基、荣国公郭英功臣庙，丁德与茅成配享。桑世杰、刘基皆无谥，刘基至正德中始得谥文成云。
这一段我想所表达的意思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吧，刘基进太庙实际上是在姚广孝迁出之后才被人提议送进去的，那如果姚广孝始终未迁出呢？
要知道所谓太庙实际上代表的是对其人武功的代表，当然了可能也有人会说，对于文臣的评价应该看谥号，但问题是实际上刘基直到正德八年（1513年）才获得的文成谥号，这距离刘基去世已经有138年之久，而姚广孝的恭靖谥号则是在去世之后便议定的。更重要的是，姚广孝是明朝实质上文臣配享太庙第一人，可能也是唯一一人，因为刘基是在姚广孝迁出太庙后才有人进言补的位，若明朝人真的觉得刘基的功绩要强于姚广孝，那么为何要一直等到156年之后嘉靖皇帝示意将其迁移出太庙之后才有人进言希望刘基可以进太庙配享。
对于这件事情，王世贞的看法是
赞曰刘诚意之事太祖与姚荣公之佐太宗俱筴帷帐勒鼎钟顾所以报诚意乃不若荣公之丰至传荣公者寥寥焉岂身讳之而不自明抑史讳之而不有其庸嗟？乎首发杀机睢盱就功不娶亡子蹈迷复凶所谓归儒者不尽而为墨者不终耶
由此可知时人当时对此事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