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20日
到外面溜达了一圈。秋风萧瑟，金黄色的落叶洒在仍旧茵绿的草地上。无花果巳经熟透，满树黄黃红红的果子，等待主人采摘下來做成果酱。
阿尔伯塔（Alberta）的冬天來得真早，才不过是九月下旬，人们巳经感受到了那位白胡子老翁的肃杀之气。不久之后，厚雪就将铺满这北方的高原之省。
十一月份巳经在望，两个月后、我就要向这座大西洋彼岸的北方城市—卡尔加里说再见了。我就要告别这一年來的异国他乡的学习生活，回到我的故土，那儿的十一月仍是菊花盛开、一片金黄，似乎还让人嗅不到冬天的气息。
怎能忘记去年的十一月一日，我告别祖国，踏上飞往加拿大的CA921民航班机。在云山雾海中顛跛了十七、八个小時，当我睁开蓬松的睡眼、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巳经來到了另一个世界。飞机在温哥华轻巧着陆，我随着黄皮肤的人群进入到这个白皮肤的世界。外面是如此安静，阳光明媚、潇潇洒洒，温哥华的地面温度摄氏28度。我未曾想到，在北京经历了颇有份量的初雪之后，这里仍是一片阳光，夏天甚至还迟迟不肯离去。
一位身穿制服的女海关人员煞有介事地招呼我们这群黄皮肤按次序排好队列。移民局的一个窗口有一位华裔，她会说国语和广东话，但我刚巧是到一位白皮肤小姐的窗口。她用英语问了一大串问题，仔细检查了我的护照、签证以及蒙特皇家学院发给我的邀请信。“OK, 您的签证到明年十一月截止。您不能在加拿大工作，懂吗？”？“我知道这个前提！”我十分干脆地回答。
我就这样來到了加拿大。
到达温哥华是加拿大時间下午两点多钟，一个多小时的停留、转运行李，四点多钟转乘另一航班、加拿大航班飞卡尔加里。我与武汉大学的访问学者尹项根同行，我们紧张地听着广播里的航班消息，生怕误了班机。虽然在国内学了多年英语，甚至可以说是以英语为饭碗了。但果真来到这个讲英语的国家，却发现自己的英语水平太差。可以说，广播里的许多话根本听不懂，只能抓住只言片语然后自己猜测。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失了舵的小船，开进这样一片陌生的汪洋大海。一种莫名的无助感摄住我，我不禁自问：我能应付摆在前面的一切吗？
联谊会会长唐大木的迎接驱除了我心中的恐惧。进入卡尔加里候机室，一位热情的小伙子迎上前來，“你是刘明琼吗？”“啊、是是，你是唐大木？”一股親切感涌上心头，在异国他乡有人來机场迎接可以说是最大的幸事。
我坐进大木的汽车，汽车奔驰在卡尔加里郊外的高速公路上。一切是如此的新奇：油井、加油站、英文的广告牌、小汽车、无数的小汽车飞驰而过……我果真來到了加拿大吗？记得二十年前，我也曾有过同样奇异的感觉。我同弟弟凭着一张站台票，坐进从重庆开往北京的火车。那是我们第一次离家远行、第一次乘坐火车、第一次到心目中仰望以久的神圣首都—北京。当我和弟弟深夜掷躅在天安门广场，我心里也涌出过同样的疑问：我果真來到了北京吗？
命运是如此奇特、如此奇特！二十年前，不满二十岁的我参加了轰动中国、仍至世界的红卫兵大串联。我们扒火车，我们睡在车厢坐位的下面，我们睡在火车站、车站的广场，睡在舞台、长椅、或者任何可以躺下的地方，胡乱地吃点东西填肚子。我们如饥似渴地看大字报，甚至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去寻求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二十年后，快逾不惑之年的我、又带着与当年同样的新奇感开始了另一次大串联。这一次串联远涉重洋，来到了大西洋的彼岸，这一次我來寻找什么呢？
在联谊会呆了四天。由于時差关系，我醒得很早。醒来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外面太安静了。过惯了中国人声鼎沸、熙熙攘攘的生活：六点一刻即被大学的晨钟敲醒、紧接着是激动人心的广播操、拿着饭碗奔向食堂、食堂里人头攒动......这一切都隐没消失了。街上几乎不见行人，只有一辆辆小汽车奔驰而过。卡尔加里的早晨醒得很迟，其实我应该说整个加拿大都醒得很迟，一般单位都是九点钟才开始工作。即使在多倫多这样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早上七、八点钟街上行人还是不多。
1988年9月27日
在联谊会的四天似乎十分漫长却又十分短暂。经过一天的休息之后，我第二天开始出门“尝新”。过马路见人用手在电线杆上的红栓上拍一下、很好奇，好在我认识“Walk”、“Don’t Walk”这几个英文字，不然、真要被川流不息的车辆压死。走到卡尔加里大学简直就像进了一个圣殿。每次进大楼门都要小心翼翼地将门慢慢合上才走开。那里的每一扇门都是用上等木材做成的，又重、又厚。电梯上的符号是新奇之物、不敢贸然使用，怕闹笑话，于是、宁愿爬十层楼梯。不过，对于我这位在山城爬坡上坎成了习惯的人来说，也并非难事。虽然，在这个从没见过的陌生环境样样事情都缩手缩脚，就好似刘姥姥进大观园，但有一件事情却十分大胆。我不识卡尔加里大学的任何人，仅凭墙上的一张教授名单，便自己定下一个“求见人”。我爬到他的办公室所在的第七楼，见有几个教师模样的外国人走过，于是过去询问一人：“您知道威廉斯基教授的办公室在哪儿吗？”“我就是威廉斯基。”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位三十多岁模样的教授把我领进他的办公室，十分留神地倾听了我的陈述和要求，然后很高兴地回答：“你可以來我的班上听课，你的英语真不错！”他的话给我极大鼓励。接着、他又热情地介绍我去见教育心理学系主任罗伯特教授。这位教授可不像威廉斯基那样随和，板着一張一本正经的脸，那副模样就差点儿把我所有的话都堵塞住了。我使劲鼓起勇气，尽量清楚地用英语向他讲述了我的要求和希望。“我能给你的最好劝告是立即把材料寄研究生院，并且考好托福。”
我那刚才还是阳光明媚的心情，一下子被罗伯特教授的威严罩上一层乌云。回到联谊会，大木又说出一番处世良言，他的话不无道理。如果我不去蒙特学院而是立即转到卡尔加里大学，大使馆的人将不好跟学院交待，因为此事是由他们联系的。看來，我只能进驻蒙特皇家学院，去过皇家“与世隔绝”的生活了。该学院只有我一个大陆学人，我过去就是一个人“孤军作战”啊！
我有什么办法？安排如此、转学也不成，只好到蒙特去了。第四天下午，大木接到电话，学院的老师巳经帮我找到一家住处。房租很贵，每月两百加元，而我的全部生活费是每月四百加元。但不搬去又无处可住，联谊会离学院太远了！
于是，大木的朋友陈老师开车，查了半天地图才大概弄清楚方向。而我、就好像坐上了外星人的飞船，不知要开往什么地方。本来就是突然來到摸不到横头的异国他乡，现在又要离开中国人群，离异到一个边远地方，住到一个外国人家里去！我看着他们在黑暗中把我的箱子提上车，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木。在联谊会几天，大木就是一块安全地、甚至就像一位親人。现在、我是彻彻底底被抛进了一片汪洋大海，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拿了，我差一点就要哭出声來。实际上，我的心里巳经灌满了泪水，孤独无助感象一阵阵波浪涌上心头，差一点就要把我淹没。唉呀，我为什么要出国呀？出国来受这份苦！
11 Grafton Dr.S.W. ，门前站着Brenda 女士，她是语言系的系主任，但穿着朴素、待人随和，一点都没有架子，我还以为她是个跑路的办事员呢。前门吱呀一声打开，一位五十开外的妇女十分热情地迎上前來，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哈哈，她的英语说得不錯！”，“当然”，Brenda答道。我堆上最愉快的笑容，问、答，问、答，搞不清楚自己说了些什么。一场热闹之后，來人都离去，剩下我和房东Shirley及她的女儿、女婿。我还没吃晚饭，肚子咕咕叫但却不得不一个劲地和他们交谈。最后、好不容易腾出时间，往肚子里送了一碗不知味道的方便面。
在漂亮的臥室里，躺在柔软过份的床垫上，我禁不住疲劳的袭击、睡着了。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我完全忘了第二天早上九点Shirley的男朋友Bob先生要开車来送我去市中心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这一觉好香！一切疲劳和孤独都在睡梦中隐退了，直到我被一陣敲门声喚醒。我惊得一下子从床上跳下來，连衣服扣子都没扣好便慌忙奔出去开门。我知道西方人最守時间，第一次我就不守時刻真是罪该万死。
Bob先生站在门前、一脸微笑，他随和的几句话让我放下心來。我三两下子收拾完毕，坐进他的小车，小车把我送到了会议所在地的门前。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去卡尔加里大学旁听教育心理学课程，Bob先生就充当我的“车夫”。他一点不怕麻烦甚至还以此为荣，而且坚决不让我交停车费。在他的理解和温暖中，我跟他谈起我一个人在蒙特皇家学院的孤独，第一次忍不住哭出声来。他扶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哭吧，大声哭吧，你需要哭出來！我第一次感到，除了中国朋友，我仍然有人可以依靠。我还不是当代鲁滨逊，一个人呆在荒岛上，外国人中仍有十分好心的人在。我很庆幸住在Shirley家，她和Bob先生对我的温暖和理解，让我的心慢慢地平静下來，我渡过了出国最初的最大难关：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
回到一九八七年初，有一天、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告诉我国家教委來了通知，派送我到加拿大进修。我被这突入其来的消息惊得一下子回不过神来。我想起大半年前曾好心陪同一位流落在我校的外地教师去西南师范大学，那時正有一个专家组在那里调研开会。这位教师打听到后就要去西师向专家组申诉问题。学校问了几位在西师居住的教师，想请她们为这位教师带路，但几个人都说忙、拒绝了。然后问到了我，富有同情心的我满口答应。该教师反应完她的问题，专家们就让我们这些基层教师谈谈对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我当時正自学了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中外教育史等课程，于是、我就理论联系实际地谈了一通。其中一位说我谈得很好，请我将此形成文字寄给他们。假期中我如约做了此事，我真的没有料到那个人是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更没有料到这一件助人之事居然引來了我的出国进修。当時、我是四川省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派送出国的外语教师。四川人民广播电台及报纸都作了报道。有许多人猜测我是否有通天的关系，其实我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件事让我想到两点：1.好心有好报。2.机会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在派送之前，上面的人在我工作的兼善中学做了详细的调查，我工作的出色表现及创造性教学带来的实际效果，让校长衷心地对中教司的人作了介绍和推荐。因此、选派出国是我的教育理论、教学实践及人品的三合一的成果。
在加拿大进修的这一年，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因为我是蒙特皇家学院第一位大陆访问学者，学院给了我十分特殊的待遇。我被作为教师的一员拥有办公室，参加学院的会议，而且免费修一门课的学分。我的到来学院专门作了釆访并发表在报纸上，大庆市代表团来卡尔加里市及來学院访问，我充当院方翻译。我认真出色的工作得到学院院长的称赞和代表团领导的感谢。由于住在一个加拿大人家里，虽然开始让人觉得很难过，完全比不上绝大多数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大家共租一个房子，说的是中国话、吃的是中国饭，生活习惯互相认同，让人感觉轻松随意得多。但是，一旦与这家外国人相处良好，建立了相互理解和包容的格局，那么、这就是一个最好的提高语言能力，了解中西方文化差异，真正融入所在社会的最佳渠道。住在加拿大房东Shirley家里的那一段時间，我认识了她家里的三代成员。和他们共去教堂，Shirley 介绍我认识了教堂的不少人，而且后来我还为教堂和社区做了有关中国的演讲。和他们共度圣诞节、与他们一起到邻里挨家挨户地唱圣诞歌、与Bob一起给Shirley做的巧克力包糖纸......Bob一边包一边偷吃，还叮嘱我不要跟Shirley说。他一边偷吃一边拍着他的大肚皮说：“Four months.”(四个月了）我真的是忍俊不住。我经常回忆起Shirley那漂亮的客厅，那个松软的长沙发和沙发旁那个落地式音响。晚上、柔和的灯光把客厅照亮，轻柔的音乐充满整个屋子，Shirley和Bob相拥躺在沙发上。他俩親哟、说哟、高兴地笑啊……沙发窄、装不下Bob那稍嫌肥胖的身体，于是我就去拿來一个软凳垫在Bob的身体下面。Bob暂停親吻，对我说“Thank you.”我哈哈地笑出声來。圣诞节早上、我们都到楼下的五彩缤纷的圣诞树下去找自己的礼物。我找到一个很大的包装，漂亮的礼品纸，打开一看，居然是一件十分洋气的毛衣！这是Shirley 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高兴极了！这件毛衣我穿了许久，回国之后我还经常穿它。Shirley 是一个十分精干、充满活力的女人。她那時54岁，有八个孩子、一大串孙儿孙女和外孙儿孙女。她有一个自己办的儿童托管所还有一个农场。她是一个䖍诚的基督徒，她的家庭也是虔诚的基督徒家庭。当时，她和Bob都离了婚又互相好感走在一起。我在時，她俩正处在热恋之中。我真的没有看到过五十多岁和六十岁的人这么热烈地拥抱親吻，但Bob从不在Shirley 这里过夜。我曾几次劝说他们结婚，但Shirley 似乎都没想走这一步，宁愿只是当个伴。后来、回国之后，我欣喜地得到他俩结婚的喜讯，而且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中两人高贵优雅。Shirley 年轻時的照片好美，完全像一个电影演员！Bob退休前是工程师，非常儒雅、善良、富有绅士风度，他俩真是中老年的绝配！我回国近二十年來，都没有中断与他们的联系。每一个圣诞节我们都互寄圣诞贺卡。Shirley 和Bob都要给我写长长的信。信中、她会谈到我认识的她家里的人所有的情况：大女儿大女婿怎么样了、小女儿和参军的小女婿John怎么样了、小儿子怎么样了、孙子孙女们又怎么样了……都是些家常话，但都是我感兴趣的。因为那一年我和他们完全混在一起，渡过了多少美好的時光！Shirley 完全把我当成了家里的一员。虽然我离开了，但她仍在心里装着我。2006年、我和丹尼斯结婚，还去信告诉她并寄去丹尼斯的照片，她看后告诉我此人可嫁，她就像我的一个长辈。在加拿大時，有两个男士周末常來邀请我出去玩。其中一个姓何的哈尔滨大学的教授來她就十分冷淡，并告诉我少和他來往。而另一个小伙子王仁忠她就十分欢迎，经常叫我邀请他周末到家里来并留他进餐。她知道我在异国他乡寂寞，因此，她時不時地叫我邀请中国留学生到她家里玩。圣诞节的火鸡晚宴，她家地下室的长桌不但坐着好多家人，而且还坐着我的中国留学生朋友们。
我在2011年初生病后完全断了与她的联系。病初愈，我试着联系她曾给我的一个电邮地址，但总是无效。几年前、我的小弟和弟媳要到卡尔加里，我高兴坏了，急忙买了一点礼物托他们去见Shirley 。我想像着Shirley 和Bob看到我的弟弟该有多么高兴。Shirley 曾不止一次地邀请我回卡尔加里旧地重游，而且还告诉我去后仍住从前我住的那间房间。她说：“明琼，我和Bob都渐渐老了，趁我们还动得了，你來玩一次吧”。
但是，我的小弟没有见到Shirley 和Bob。他们找到了那个房子，11Grafton Dr.S.W.但是开门出来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告诉我弟弟，Shirley 巳经搬走。至于搬到了什么地方，就不得而知了。
我的心都要碎了！她们怎么会搬家？怎么会离开住了这么久的老屋？难道她们中的一个去世了？难道Shirley 也做不动了，无奈、她俩住进了养老院？我没有办法，这最后的线索也像空中飘飞的风筝一样断了！我今生今世再也得不到她们的音讯？但是我又不甘心！我祈祷上帝在我和Shirley 之间牵一根线。親爱的Shirley 和Bob,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活着！说不定哪一天我会重返加拿大，我会來寻找你们，和你们再次重逢！
在加拿大的好多好多经历我不能一一道來，仅用以下的部分日记來重现当年的一些学习和生活的场景。由于日记基本上都是用英文记的，我现在还不得不把它们翻译成中文。
1987年11月8日
今天，我随房东Shirley 去参加了一个主日敬拜。敬拜在圣歌中开始，然后牧师佈了圣道。我基本上听不懂他说些什么，可能是基督教的一些道义吧。牧师讲完后开始领圣餐，每人给了一小片面包和一小杯红酒。接着，两个年轻人也讲了话。十分遗憾的是我仍然抓不住他们讲的有关宗教的道义。主日敬拜后，我随Shirley 到这个教会的附属学校去听了一节课。老师正在教孩子们唱一首圣歌，孩子们似乎不太喜欢这个过于严肃的歌曲。但接下来的教学就大不相同了，这是一个活动：“跟着我，我怎么做你就怎么做”。课堂一下子变得十分生动，教师和学生都活跃起来。这个班有20个学生，他们比中国在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在课堂上要自由得多。他们可坐可站、偶尔移动、互相交谈、笑，老师也不加干涉。这堂课还没听完，Shirley 又把我带去看另一堂课。这是一个为妇女开的班，许多年轻和老年的妇女都在此热烈地提出问题和讨论问题。例如，你认为劝说人们不要离婚是政府的责任吗？回答是：当然不是。但是如果你有类似的麻烦，你可以到教会去寻求帮助，Shirley 的女儿这样告诉我。Shirley 全家，母亲和八个孩子都是基督徒。今天的经历、对于我来说，太新鲜了。
1987年12月1日
今天随何教授和小王去参观了一所小学，我们参观了该校的图书馆。该图书馆被认为是卡尔加里所有的小学中设备最齐全的三个图书馆之一。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拥有许多的计算机，在计算机的帮助下，学生们非常容易就查到他们需要的信息和资料。该校最小的孩子五岁，最大的十一、二岁。我们还参观了学生们写的作文，非常有趣的是，那天的作文题目是“中国”。我读了有个学生写的一段，他描写的是中国南方的天气。在图书馆，我们还看到许多介绍中国的图画书。随后，我们去参观了一堂非常特别的课：老师叫孩子们闭上眼睛、想像在圣诞树上看见了什么，教师釆用这种方法來训练学生们的想象能力。在加拿大，小学教师的年薪大概是四万加元。学校里我们还看见一个在读大学生，她是教育系的，在这里打半工挣学分。晩上回到家、我向Shirley 提及搬到中国城居住，她坚决反对。她说全家都喜欢我，不愿意我离开。并说如果付房租有困难，她可以不收房租或由我随便给。她说、我们是朋友，她不在乎錢。还说如果她在中国遇到困难，我也会同样帮助。她了解我，这让我很受感动。我也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减少了五十元房租。
1987年12月14日
亨德尔的弥撒曲太庄严壮丽了！它把我带上了天空，我在这肃穆的旋律中得到精神的洗涤。我爱它，我沉浸在它的升华中。
前天晩上参加了卡尔加里市中加协会举办的圣诞宴会，席间碰见许多中国人，有两位加拿大人中文说得很好。我还碰到一位刚从美国到卡尔加里来的女博士生，她离了婚。在那里，许多留学生聚集在一起，这情景让我联想到《青春之歌》里面的东北流亡青年。那个情景真是像极了！
1988年1月15日
卡尔加里的春天來得很晚，一直要待到五月初才看得见一点新绿的影子。我在蒙特学院读书的日子真像阿尔伯塔高原的枯草一般单调寂寞。每天早上六点多钟就被Shirley的冲澡水声闹醒，躺到七点一刻左右起床。把牛奶在电炉上一热，用它送下两片面包。然后把果酱往另外两片面包上一抹，夾上一两片肉和西红柿，带上一个橘子和一罆可乐，步行十分钟就到了学院。有時碰上Shirley开车驶过，问我是否上车，我急忙推辞。这十來分钟的步行我看得十分宝贵，不然、我就没有别的锻练机会了。
八点十分到达学院，我一头扎进图书馆。在那里，我的心情最平静。读起书來，一切都扔到了脑后。
十点钟，我夾着笔记本走进Rick先生的课堂。他讲授写作，说话特别快。开始听他的课我简直不知道他倒底在说些什么。对他的语音、语调、讲课方式，我两三周后才适应过来。在这个高级写作班上，除了一位土生土长的日裔加藉女学生外，其余全是“金发碧眼”的加藉人。难怪我们两个黑头发很自然就有“同乡”的親切感。初到蒙特学院時，凡是看见黑发黑眼我就忍不住用中文问其是不是中国人。不料好几次都碰钉子，所问之人张着嘴不知我在讲什么。几次尝试下來都是碰壁，从此以后、即使我看见來人很像中国人，我也客气地用英文打招呼了。
在写作课班上，与我同桌的是一位待人十分親切的加拿大姑娘，名叫 Vanice。她二十一、二岁，刚结婚不久。丈夫在工作，她在半工半读。她在蒙特学院修四门课程外加八个小时的工作。她坐在我旁边，总是笑咪咪的，我无論如何也想像不到她每天只睡四、五小時的觉。在蒙特学院以及在北美的其他大学，像 Vanice 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在北美，读书是不限制年龄的。只要你交学费、有学习的愿望，再大年纪也可以坐在课堂上，与十几二十岁的年青人同窗学习。
1988年2月22日
我真是不适应这里的课程安排，不像在中国，上午四节课、下午两节课，早上晚上是自习，清清楚楚，有节有奏。中午是吃饭時间，饭后还有休息。而且、学生有专门的教室，老师到学生的教室授课。这里的课像是在开“流水席”，从早到晚都有课。教师在专门的教室里，学生到所选教师的课堂去听课。而且，这里也没有午饭晚饭时间，更沒有午休。选课多的学生真是疲于奔命地从这个教室跑到那个教室，甚至从这个教学楼跑到另一个教学楼。因此、常见学生迟到，而且在教室用餐的此起彼伏。开始我很不适应，总是找不到吃午饭的时间，在教室一边听课一边吃东西我认为是对老师的不尊重。在经受了若干的饥饿的折磨后，我终于“放下面子”，也开始一边吃东西一边听课了。
我的“老乡”，黑头发的日裔加藉姑娘今天对我说Rick 先生喜欢我。我很奇怪，她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问她缘由，她说Rick邀请我进餐，而且总是把我写的文章在班上念，表扬我。我告诉她Rick先生请我吃饭是出于对第一个來学院访学的大陆中国人的外交尊重。Rick表扬我写的东西倒是真的，他总是给我写的文章打A甚至A+，我也没料到我一个中国人怎么在英语写作上还独占鳌头。我认为，虽然英语不是我的母语，但我的中文根底还是不錯的。一个人的写作水平还是跟他的素质和修养息息相关，这点、中外都一样。
1988年2月28日
今天渡过了难忘的一晚，我同婉Qing一块儿去参加了冬奥会的闭幕式。那场面真是太令人激动难忘了！成千上万支腊烛使整个体育场成为一片灯火的海洋。优美的冰上舞蹈、五彩缤纷的烟火、动听的音乐和观众们的喝彩交织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和炽热的交响曲。我每一刻都在想我的儿子海治，当他在电视机旁看到这一幅壮观的场面時，他可想到他的妈妈就是那成千上万的观众中的一个，手里拿着火炬、与大家一块儿在欢呼雀跃、摇臂、歌唱。在音乐声中，看看那圣火慢慢地熄灭，看着那烟花和气球在卡尔加里上空闪耀、飘浮。海治、妈妈真幸运，能親眼看到这么壮观的场面。妈妈愿你长大后比我更加幸运，能经历更多的世面，学有所成,比父母远有出息。妈妈将今天手中的火炬保留下来，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中送给你。
1988年3月7日
Eva中午邀请我吃饭，席间遇Jeff太太。Jeff和她的丈夫一九八三年曾去过中国，她丈夫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们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席间我们热烈地交谈，她告诉我应该即時写下自己的感受和印象。她还说，一个人有了在国外的经历就会更加珍惜过去的生活而且对现在的生活产生全新的观念。这正是我的感受，她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
1988年3月16日
今天，我收到了同事们的來信。当我读着这封出自同事们的内心、热情洋溢的信件時，我内心真的十分激动。安老师写的诗更是内涵丰富。我现在的辛苦不就是为了今后的安康吗？我应该多学一些东西，我应该克服所有的困难。
晚上、在朱利比音乐厅，我听了一场管乐演奏。这场演奏的表演者是高中学生，他们的表演太棒了！有二十名学生参加演出，是一个厐大的乐队，技巧娴熟而且对乐曲有很好的理解。我十分吃惊一个中学的乐队能有如此出色的表演。这表明学校对美育十分重视而且做了富有成效的工作，这是十分值得的。而中国的教育对此重视不足，值得改进。
1988年3月25日
大庆市代表团来学院，我充当院方翻译。上午双方进行磋商并参观学院，中午蒙特学院设宴招待代表团成员。我的翻译进行得十分顺利，给学院院长、加方参会者和大庆代表团的成员们留下很好的印象。接待工作完毕后，罗拉.史密斯女士专门送卡片给我表示感谢。她对我第一次充当翻译如此顺利和表达如此流畅表示赞叹。
1988年3月27日
今晚去了Shirley Kirby的家，见到她的丈夫Ted先生和他的母亲，他们都是十分善良的人，我和Kirby讨論了教育方面的问题。Kirby是新西兰人，嫁给Ted之后在加拿大定居。她告诉我，新西兰的儿童是五岁入校，学校课程非常灵活多样。跟北美的教育比较起来，新西兰受英国教育的影响多一些，而加拿大的教育更多地受到美国的影响。新西兰的学生的语言能力发展好些而加拿大学生的数学能力要强一些。我告诉了他们自己对中国的中小学教育的看法，并讲到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现在拨乱反正的情况，我们还讨論了西方文化的优势和劣势。晩饭后，我向他们介绍了优美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Ted的母親喜欢极了，她说这完全是一个最美的享受。因为当天是她丈夫的生日，我便送了一张贺卡给她，请她代交伯父。她非常高兴，夸我很甜。我觉得我与Kirby有许多相似之处，我喜欢她的性格。她说她今后想找机会到中国工作，我祝愿她梦想成真。
1988年4月6日
今天有我的信吗？从学院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着这个问题。在这异国他乡，我最盼望的就是收到來自家乡的信件。那時，我才真正地体会到“家书抵万金”。哎，我是多么盼望有一封信躺在我的桌子上或者我的床上啊！那股期望的热劲就像赴约会一般。我迫不及待地走进房间，一封信果真像天使般地躺在床上。顿时，一天的疲劳全有了报偿，这一天总算有收获。我折开信件，仔仔细细地嚼咀那来自远方的信息，就像小孩子吃糖果，舍不得一下子吃下去。记得有一天、我特别高兴，一下子收到四封信。这天晩上我可变成了“百万富翁”。把指定阅读的文章完成之后，我提前上了床，把那四封信翻去复來地仔细看。第二天去学院，我觉得精神特别爽快。还有一次，我好不容易盼到了儿子的來信，那个高兴劲就不用提了。我拿着那张纸片，冲进Shirley 的房间，告诉她我儿子写了些什么什么，并把那张纸片给她看。她虽不懂中文，但也为我十分高兴，大力夸奖我儿子的字写得整齐。晚上，我给在卡尔加里大学学习的中国朋友挂电话，并给他们念了这封信，大家都一致为我高兴。
在国外学习是十分孤独的，因此、每一个人都把国内來信视为宝贝。如果有一阵子接不到信，心里都会毛焦、纳闷。不要小看那一张簿纸，那可是一帖最好的安慰剂。八七年的除夕之夜，国内家家团圆，爆竹声震天响，烟花把城市夜空照得通明。夜晚七、八点钟，正是大家兴高采烈、坐在桌前，举杯庆贺新年來临之际。可我却一人独自呆在房间里，望着窗外冷冷清清的街道。我好不容易打起精神下了一碗面条。刚端上碗，眼泪就不禁滴了下来。这時我多想立即乘上飞机，返回故里。
1988年4月29日
今天参加了一个学术研讨会，议题是英语教学。阿尔伯塔省的英语教师、大学教授、及语言教学专家们出席了会议，并分散在若干会议厅作了学术报告及教学方法介绍。会议中午休息一个小時、我与另外两个教师一起在外面餐馆吃了顿便餐，又一块儿讨論了英语教学问题。这两位教师热情地给我留下地址和电话号码并提出会议完毕后开车送我回住所。下午开完会、还没等她俩出來，学院的一位老师已经找了过来。她告诉我，系主任Brenda让她來送我回家。我不禁为Brenda的周密安排深为感动。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学术报告不像我们这样一本正经。报告人一边讲解、一边演示，其间不断地有人提问。演讲完毕后总是留下让听众提问的时间。这样、演讲人与听众融合在一起，气氛十分热烈、親密，没有拘束感。会议完毕后，一般都有点心、饮料之类的招待，以便大家一边小斟，一边交谈。
1988年5月12日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们对自己的学生到底了解多少呢？学生首先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那么，我们了解这个人的内心世界吗？智力只是人的一个因素而巳。一个人的世界由多种复杂的因素构成。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探索那一个个复杂的“人”的世界，我们就不能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交流系统，而教育教学所赖的正是这一关键的系统。
1988年9月10日
本想提笔写“北美的教育”这篇文章，但一提起笔才知这个题目有多大，决非我三言两语能勾出一个大概輪廓。我在加拿以及暑假在美国访问期间曾到过好几所中小学，并在卡尔加里的一个小学和一个初级中学听过一段时间的课。总的印象是北美的教育十分注重启发学生的思维，多让学生活动而不是教师独霸讲坛。举一个例子：我现在所听的一门课是培养未来的英语老师的教学法，教授十分年轻。他上课基本上不讲什么，总是让学生发表意见。这门课的一半时间都是让学生挨个陈述自己的某个教学措施，而这些角色教师上台后就把坐在下面的同学假设为一班中学生，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指示进行活动，完成自己的教学方案。师生互动是这里教学的最大特色。很少有人象中国教师那样，自己在台上滔滔不绝，直至最后一分钟。
1988年9月23日
昨晚，给在西雅图的好友放歌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她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來到美国，她一定会在美国长期奋斗下去。放歌是一个“女強人”，不安于闲适的生活，看不惯她丈夫的懒散无志气，她的家庭生活是不愉快的。李欣也出來了，靠親戚的帮助在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求学。她本是一位十分贤良的妻子和母亲，但丈夫却忙于大事，丢弃了这块美玉。摆在放歌和李欣面前的奋斗之路还十分漫长。中国人要在北美这片大陆站稳脚跟是十分不容易的，尤其是对这些“半路出家”而且人到中年的大陆学人们。自费留学生的艰辛国内一般人不可想像。他们既要打工谋生，又要在学业上奋斗。加上异国的文化、种族明显或微妙的岐视、语言上的障碍、背井离乡的孤独感......这一切都要求他们在精神和体力上更加坚强，才能应付这艰辛的行程。我校叶老师的朋友黄先生來美国巳经十多年，由于没有合法身份，他不得不失去许多机会。他写信告诉我，这里的自费留学生过的是“三八制”生活：八小时打工、八小时学习、八小时吃喝拉撒的基本生活和其他的事情。北美的生活节奏是十分紧张的，这个社会充分体现了“時间就是金钱”这一条原则。工作時间人们拼命干活，拼命挣钱。钱挣到手后则继续学业或拼命享受。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北美社会，等级观念反而十分淡薄，远不如中国的“高、低、贵、贱”。只要钱多，这活儿就被人看得上眼，就有人争着干。因此，从大陆出來的人在心理上很难适应这一巨大变化。本是在国内地位优越的教授、讲师、研究员、工程师......，但为了挣钱却不得不去餐馆洗碗、下面、端盘子；到别人家里带小孩、做清洁，到缝纫厂打扣眼......这不单单是体力上的劳累，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折磨——猛的一下子从高层次掉到最底层，从“士大夫”变成“人下人”，这其中的艰涩有多少国內人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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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份，学院放暑假。我在假期中去多倫多探访了高中好友宗元，她的丈夫惠林当時在多倫多大学读博，儿子也在加拿大的小学读书。为了一家人的生活，宗元拼命干活挣钱，她打过许多种工。说起资本主义的剝削制度，宗元愤愤不平。所幸惠林读出來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宗元也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谋到在一所中学教计算机课的教师职业，这巳经是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了。他们的奋斗终获好的回报，一家人在多倫多安顿下來，过上中产阶级的生活。
探访过宗元、为了节约钱，我用一百加元买了一张从多倫多开到温哥华的长途汽车票（横跨北美的Gray Hound)。因为我在中国结识的美国朋友克利斯蒂娜.托卡盛情邀请我到她所在的西雅图瓦夏岛作客。在西雅图，我在农村一块儿插队的肖凤那里住了几天。在肖凤那里的几天我开心极了，旧日老友重逢，我俩又在北美洋插队了。许久没说的四川话又热爆爆地呱拉起來，真爽啊！肖凤是重庆渝州大学派送出国的第一批访问学者，当时正在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州立大学进修，住在一个高龄老太太那里，我在那里经历了很多趣事，就不在此描述了。在克里斯蒂娜那里住的一个多星期也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時光之一。我们两个心灵相通，情趣相投，职业同样的中外朋友在一起谈啊、笑啊、像小孩似的闹啊！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事，摆不完的趣事。克里斯蒂娜帶我去参观了她所任教的小学，还参观了瓦夏岛上的初级和高级中学，与校长进行了交流。我与克里斯蒂娜的友谊在另一文《我的美国朋友克里斯蒂娜》中作了较详细的介绍。
从西雅图返回卡尔加里，我又投入在学习之中，那時已经离我回国的十一月份不远了。我没有再写英文日记，而是用中文将自己在加拿大学习的感受作了记录。文中开始的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和九月二十七日的中文日记回忆了我刚到加拿大的感受。我很高兴、也很自豪地说，我终于克服了在异国他乡的重重困难，园满地完成了我的学习任务。学习结束時，蒙特皇家学院给了我满分的成绩。在卡尔加里大学选修的教育课程虽然没有成绩记载但却给了我许多的知识和实用的理论。我在加拿大好几所中小学的参观访问和听课以及在西雅图美国中学的访问大大地开拓了我在教育教学方面的眼界，让我体验到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和各自的优缺点。这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比起单纯地提高了我的口语和写作能力还要管用。因为，这些经验我都带回了中国，在我后來的办学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还参与了一般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不容易参与的学术会议、中加两国交流的翻译工作、目赌当年的冬季奥运会闭幕式，又走访了加拿大的另一大城市多倫多和去了美国与朋友相会......我这一年真是起伏跌宕，五彩缤纷！我满载收获、依依不舍地对加拿大说再见。我已经对她充满了感情，那里的山水、尤其是那里的人让我从陌生变得十分熟悉。但是，我更为迫切地要踏上归程，我要回到祖国的怀抱，回到我的家乡重庆，回到我的親人们身边，我要拥抱我的儿子，那位十一岁的小伙子。他曾在信中写道：“妈妈，你不要被“洋”迷住，迟迟不归哟”！
儿子，妈妈回来了！
明琼
2020年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