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与商业化和频道化

单万里《纪录片简史》08章【国际舞台】全球化与商业化和频道化……

本章主要讲述1980年代的纪录片历史，标题“国际舞台”来自美国纪录电影史学家巴尔诺的《世界纪录电影史》第6章开始部分的一段话，这段话描述了1980年代的世界纪录片概况：“纪录电影工作者队伍在发展壮大，进而发动了纪录电影运动。在这个不断发展的运动中，纪录电影工作者在国际电影节上相聚，进行合作制片，通过研讨会、报纸和数量不断增长的电影刊物交流思想。卫星通讯、计算机和录像技术的运用促进了相互之间的繁荣和发展。无论承认与否，纪录电影工作者都已登上国际舞台。”

我从上面这段描述中提炼出了三个关键词，作为本章的副标题，这三个关键词是：国际化、商业化、频道化。其中，国际化是现象，商业化是实质，频道化是商业化的表现。频道化既是影视争端之后电视成为纪录片主流媒介的标志，也是一代又一代纪录片工作者共同努力，推动纪录片不断发展壮大的结果，并且形成主流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相互依存、齐头并进的局面。从纪录片的发展历史来看，我们还可以说，纪录片的频道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纪录片教父”格里尔逊扩大纪录片社会影响力的梦想（参见本书第2章《先驱遗产》第2节“格里尔逊作为纪录片教父”）。

在电影时代，故事片是电影的主流，纪录片是电影的非主流或者附属品，电影院线放映的正片绝大多数是故事片，纪录片往往是在正片之前加映的短片。“作为电影启蒙的一个重要分支，短片也甘愿充当搭送的小礼物的角色，就像杂货铺卖一送一的做法那样，搭送的东西一般是不太值钱的。在这种情况下，短片的质量难以得到提高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电影时代出产最多的纪录片是新闻片，通常是由电影制片厂顺便拍摄的。但是电视时代到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新闻片立即跻身电视台的主流节目形态，成为纪实类节目的中流砥柱，甚至形成“新闻立台”的局面。从纪录片历史的角度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电视新闻是最早的纪录片频道，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其他种类的许多纪录片也往往是由电视台的新闻部门制作和播放的。

主流电影是电影市场化运作的结果，格里尔逊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指出：“电影市场（特别是英国电影市场）本来就是在追逐利润中形成的”。因此，为了扩大纪录电影的影响，他先后在英国、加拿大等地引入市场机制，开展轰轰烈烈的纪录电影运动。在开创英国纪录电影运动时期，他扩展了非影院发行放映系统，因为他很清楚“影院之外有着更为广阔的电影观众席位，在学校和乡村的礼堂，在教堂和社区中心的礼堂，他将这些非影院放映场所用在了他的活动的前沿。还在帝国市场委员会电影部工作时，他就建立了帝国电影图书资料馆，在邮政总局电影部时，非影院电影观众已经超过每年500万人次”。在加拿大，他使这个领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过建立全国性的电影发行渠道，比如在工业领域安排电影放映活动，派遣流动放映队到广阔的乡村和阿克提克地区，将半数以上的影片生产献给这些电影观众。在加拿大电影局期间，他策划制作的系列片《世界在行动》曾经在加拿大、美国和英国的7000多家影院放映。

电影时代的主流电影是故事片，电视时代的主流电视是纪录片（至少在其发展的初期是这样）。二战结束后，为了进一步扩大纪录片的影响，他从加拿大来到纽约建立了国际电影联盟（International Film Associates），由于电影的制作周期缓慢以及发行方法笨拙，他已经感到有必要向电视靠近，因为电视方便快捷、受众面广。1947年，他应邀出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众传播和公共信息部主任，这个机会使他得以进行国际传播方面的实践，但是举步维艰。1948年，他虽然自愿地继续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效力，但是最终他还是回到英国担任中央情报局的电影官员，全面负责政府电影的计划、生产和发行。1949年，他还参与刚刚成立的国家电影投资公司的工作，继续培养年轻电影人的创作，就像20年前他在帝国市场委员会电影部所做的那样。

如果说“纪录片教父”格里尔逊可以称为主流纪录片的代表，那么“纪录片鼻祖”弗拉哈迪可以称为非主流纪录片或者独立纪录片的代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两位先驱曾经产生过很大的分歧。比如，弗拉哈迪的妻子在弗拉哈迪传记中曾经写道：“弗拉哈迪的电影与遍布世界的纪录电影运动不可混同，因为纪录电影运动（最初倡导它的并非弗拉哈迪，而是苏格兰人约翰·格里尔逊）通常以社会的、教育的目的为前提。因此，大多数著名纪录片如同好莱坞电影一样，是以票房的、政治的或启蒙的目的按照成规制作出来的。这些影片顺应时宜，常常是时代的强有力的宣传工具。但是，依然有一些电影独辟蹊径，弗拉哈迪的作品正是这样，它们是‘超越时间的’，或者说拥有的是不同的时间结构。它们并不主张什么，而是祭奠。这是自发的、自由的纯粹行为。它们为了祭祀本身而祭祀。‘超越时间’也可以转而表达成‘永恒’。”

上文中有一个长长的注释讲述了弗拉哈迪与格里尔逊的复杂关系：“英国电影导演兼制片人（1898-1972），自大学时代开始喜爱电影，1924年赴美国研究社会科学，与弗拉哈迪相遇，为《北方的纳努克》震撼。从此，他开始了与弗拉哈迪持续一生的爱憎关系。他一方面尊奉弗拉哈迪为纪录电影之父，另一方面为他执著于原住民的生活感到惋惜。格里尔逊写道：‘弗拉哈迪是我们时代伟大的导师之一。他的实践，我们没有一人不曾从中获益。进一步说，即使最终没有遵循他的实践，也没有一人不继续获得它们的教益。’他一边向导师表示敬意，一边以自己的方式裁判他：‘抛开弗拉哈迪的局限不谈，他比任何人都更加准确地定义了纪录电影的某种基本原理：首先，纪录片处理的是活的素材，必须对素材进行彻底研究和重新整理。弗拉哈迪用一年或两年时间，落脚于原住民之间，与他们共同生活，等待方案自然出现；其次，由于弗拉哈迪，纪录电影成为人的故事。’”（参见[美国]弗朗茜丝·H·弗拉哈迪《一个电影工作者的探索——罗伯特·弗拉哈迪的故事》，参见单万里主编《纪录电影文献》第226-227页）。

弗拉哈迪与格里尔逊的分歧，可以概括为“独立纪录片”与“主流纪录片”的分歧。在纪录片的早期，弗拉哈迪单枪匹马赢得了纪录片的地位，格里尔逊率领千军万马巩固了纪录片的地位并且扩大了纪录片的影响，两位先驱都为纪录片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电影的发展主要是由商业电影推动的，这是由电影作为工业的属性决定的（参见本书第7章《独立精神》导语），所以人们经常将“主流”与“商业”两个词并用，合称“主流商业（电影或电视）”。言外之意，商业电影是主流电影，独立电影的非主流电影。

没有独立，何来主流？没有主流，何谈独立？两者从一开始就是相互依存的。就纪录片的出资与制作方式而言，弗拉哈迪的纪录片并不是纯粹的“独立纪录片”（他的拍片资金不是他自己出的），格里尔逊的纪录片也不是纯粹的“商业纪录片”（利用政府以及企业的资金也能拍出风格独特尤其是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独立精神”的纪录片）。格里尔逊所说的弗拉哈迪的“局限性”，主要是认为他只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忽视人与社会的关系。就纪录片的题材和主题而言，天涯海角发生的事情需要纪录，自家门口的事情也需要纪录。人与自然的主题需要关注，人与社会的主题更需要关注。

独立与商业之间不仅相互依存，而且相辅相成甚至相反相成。无论如何，商业并不是纪录片发展的绊脚石，何况人类之间的交往离不开商业。古老的丝绸之路首先是一条商路，正是这条商路带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而早在丝绸之路之前，中国就有过一个持续了500多年的朝代，这个朝代叫商朝。在汉语中，“商”字以及与“商”有关的词汇，几乎没有一个是贬义的。时光进入20世纪80年代，正是在商业大潮的冲击下，才促成了包括纪录片在内的影视文化的国际化或者叫全球化。何况，电影与电视的发展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商业行为，而且伴随着一个叫做公司的组织（参见本书序章《鉴往知来》提到的纪录片《公司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