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混世哲学（十五）
王自成
十五 精明——作为科学认识论原则的“精细格物以致知”
上文对曾国藩思想的讲述，是以尽量忠实于曾国藩的原意为原则的。但在本节，我打算将曾国藩的“精明”稍加发挥。上文说过，曾国藩的“明强”之“明”分为高明和精明，高明出于天分，精明得于学问。精明既然得于学问，而根据中国传统哲学，学问或“学问思辩行”的认识论基础就是“格物致知”。因此，我认为用“精细格物以致知”去阐述并发挥“精明”是符合逻辑的。现继续引用他对于精明的解说以为佐证：
“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有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
请特别注意“同一物而臆设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精，此精明之说也”一段话，这显然在说格物的具体方法：光有臆设不行，不如反复权衡；光目测不行，不如使用工具进行测度。所以本文愿意发挥说：精明者，精细地格物以致知，以达到“轻重长短，一丝不差”之明也。如果王阳明懂得这样的格物方法，那么他格竹子就不应该一无所获。
由此可见，曾国藩所说的“精明”并非是普通人理解的商人之精于算计，或军事家之诡计奇谋，起码不仅仅如此。曾国藩所说的精明，反倒要以“渐平”、“渐实”为目的。他还说“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说明“高明”不能代替“精明”，高明者要转变为精明者，尚且“颇不易易”。对此，曾国藩没有进一步解释，我想可以举明末理学家刘宗周的故事进行一下说明。崇祯皇帝曾经诏刘宗周问救拔大厦将倾的明王朝的大计，刘宗周回答“修德而已”。这样的回答高明则高明也，然崇祯皇帝没有得到什么，也奈何不得刘宗周，只是将他致仕归养而已。然而终究未能挽救明王朝灭亡的命运，南明灭亡后，刘宗周因理想破灭而自杀。由此可见，到明末，无论中国道家的“道德”，还是儒家的“仁义”，都已经自居高明久矣，然到国家临难，何曾有一策以救国！对于这种情况，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如顾炎武、王夫之、以及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等，都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并进而开展了修正传统中国哲学的“实学”运动，这种“实学”并非就要抛弃“仁义”或“道德”，而要避免这些高大尚的理念止步于空疏的空中楼阁。
可见，曾国藩的“精明”说，是顾、王、黄所倡导的“实学”到清末所结出的硕果，而他是这样论证“精明”的必要性的：
“自古成大事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理细事，若为大臣者，则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成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著述满家，抄撮累箧；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啐盎，徒党之盛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以望空而贤而笑勤恪。何晏邓飏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坠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乎！”
玩味这段话，发现其含义与作为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相径庭。对儒家传统而言，“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只要“修身”而成了圣人，那么就自然实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不需要别的任何努力了。也许这不是儒家的“本意”，但那种空喊“仁义”而误国的道学家确实太多了。而曾国藩虽在别处也讲“慎独”、“诚意”等儒家传统修身功夫，但上述一段话表明，他认为圣贤并非凭空修德所能成就，而是实干出来的，文王、周公、陶侃等概莫能外。他尤其批评三国时的道学家何晏、邓飏，高谈老庄的“道德”，“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坠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乎！”
因此，曾国藩事实上否定了儒家传统的“修身万能”的主张（尽管这也可能并非儒家的本意，而是俗儒的一知半解），极力主张要“勤克小物”，也就是须勤勉的进行“格物致知”，从而做到“精明”。
而如果以“精细格物以致知”来阐释曾国藩的“精明”，那么曾国藩的“精明”说就上升为“科学哲学”了，因为当今所有科学所做的事情皆只是“精细格物以致知”而已。然而，我的这种发挥并非想要拔高曾国藩，前文的论述表明，他的“精明”确实包含了这里所发挥的意思。而如果这种发挥成立，那么曾国藩的“精明”论的意义就太重大了，因为这有助于弥合了传统中国哲学与科学之间得鸿沟。而 这条鸿沟在而100多年后的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开来还时如此巨大，以至他在一系列专著中得出了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的结论。
对此，我愿转述一下我在《接着冯友兰和梁漱溟思考》和《格易论》两篇文章中提出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为说明。我在那里曾试图弥合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之间的鸿沟，提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格物致知理论其实包含了通向科学的门径，只是我们原来的理论没有将“精确地格易”提高到认识论原则的高度，因而让中国在科学之门前面徘徊了太久，失去了率先在中国建立现代科学的机会，也造成了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挨打。在那两篇文章里，我还颇为自傲地宣称，是我本人首次将“精确地格易”提升为认识论原则，认为这是我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最新更正和贡献。在那里，“精确地格易”或“精明”是补足中国传统哲学短板的一条认识论基本原则，中国传统哲学早已有另一条基本原则“简易地述理”（即“大道至简”），两者共同成为中国认识论的两个支柱，从而弥合了传统中国哲学与科学之间得鸿沟。 而这条鸿沟是如此巨大，以至中国当代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梁漱溟教授在100多年后还认为现代科学步可能在中国产生。
然而，今天我愿意对这一点进行一下更正。因为通过本文对曾国藩思想的总结，我发现曾国藩的“精明”说已经包括了“精细格物以致知”的意思，因而与我在那两篇文章中提出的“精确地格易”完全一致。这说明曾国藩早在 100多年前就窥测到了那座可以弥合中国传统哲学与科学得桥梁了，这充分说明了曾国藩“精明”说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