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年间官员体制冗繁，官场腐败，每年还要向契丹和西夏交大量岁费才能保持和平，国库日益空虚。
经济虽然繁荣，但经济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赶不上开销的增长。
变法势在必行！
欧阳修，范仲淹，甚至司马光都意识到变法的重要性。而有一个人，每当我们说到他的名字，必然与变法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固定词组，那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是北宋一场大的革新，是以提高国家税收，充实国库，富国强兵为根本目的。这本是一件出发点极好的事情，得到了当时刚继位的年仅20岁的神宗皇帝的大力支持。
这场浩浩荡荡的变法，影响了北宋后60年的历史，也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包括苏轼——苏子瞻。
此时的苏轼，只有32岁，任职史馆，是一个初入京都官场的年轻人，本与行政毫无关系，但他两次上奏折，反对“大刀阔斧”的新法改革。
他对于改革的态度既有改革派的图变图强，又有保守派的严谨和顾虑，他希望通过变革而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但同时又觉得不可冒进，推崇循序渐进的改变。
这是一种务实的态度，从当代的视角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苏轼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但苏轼这一针对变法的态度就决定了他一生的政治命运。
无论是王安石时期锐意变法的新党人物，还是司马光复出后全面废止新法的旧党，都无法让理性而有长远眼光的苏轼，在政治上真正认同！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新法改革，正式拉开了序幕。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在全国范围内层层推进新法的实施。
他执拗的性格不仅让他听不进他人不同的观点，更是利用神宗的支持和政治团队的力量，打压和清除朝廷中的反对的声音。
欧阳修，司马光，韩琦，富弼，文彦博，吕公著……一系列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变法派铲除异己，打击旧党的决心。
人们总把这一切的罪责推到王安石选拔的一些新党人物身上，说他们是攀附权贵的宵小之辈，但其实没有王安石的强权推动，那么多的国家良臣，国之栋梁，文学家，政治家们又怎会辞官，罢官，贬谪，流放……
此时智慧的苏轼第一次请求离开政治漩涡。
此后几年，他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期间，苏轼看到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百态，从基层人民的困苦的生活中，他更能感受到新法的弊端。
文人桀骜的个性和实干家的清醒，使他在诗文中写过一些讽刺抨击新法的诗句，这就给了反对党实在的证据。
可以说，苏轼的才华害了他！
他的才华让神宗一直欣赏他，想要重用他，但这正是变法派惧怕他崛起的原因。
“乌台诗案”既有苏轼文人随性作风导致的后果，也有变法派刻意为之的加害。
大难不死的苏轼，被贬到黄州。
4年多的时间里，苏轼在黄州东坡盖房，种田，下地劳动，俨然一老农；走街串巷与各种各样的人交朋友；做菜，酿酒，享受自制美食；捐款，发起慈善组织“育儿会”，收养弃婴幼童……
在黄州的艰难岁月，苏东坡逐渐褪去了士大夫的清高和文人的桀骜不驯，在劳动和与市井人物的交往当中，他培养了身上宽容，坚强，乐观的豁达之气。
从这段时间，他创作的《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他对人生的感悟和思考。
从此东坡先生诞生了！苏轼成为了人们心中喜爱的充满人情味儿的苏东坡。
元丰八年（1085），神宗驾崩，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她重新启用司马光为宰相。
太后和司马光都非常欣赏苏轼，一年多时间苏轼从黄州的一个犯官逐步被提升为三品大员。
此时，与司马光等人同朝为官的苏轼，并未因司马光的提携而改变自己的为政的原则，他依然支持那些利于人民，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
所以对于王安石新法当中对人民有好处且效果比较好的几项苏轼是很支持的。
而保守派，完全不从百姓的利益出发，只是为了表现一种政治立场而尽废新法。
苏轼这种与旧党政治立场的相左，再次给他带来了厄运。
此时，处于政治风暴中心的苏轼因为有太皇太后的庇护，暂时平安。他坚决上表请辞，请求外放。
终于，他去了喜欢的杭州做地方官，在此期间，他做了一系列实事。他为民申请救济，改造西湖，兴修水利。他的钱塘江水利建设的蓝图还未完全实施，又被调任……此间太后一直是苏轼政治上最强的支持。
直到1093年太后逝世，哲宗亲政。
哲宗重新启用新党，大力排斥旧党人物，59岁的苏轼再次成为牺牲品，被贬惠州。这次的贬谪是苏轼政治生涯的结束，新党人物们不想再看到这个老人。
而此时的苏轼也再次面对他自己人生的重塑和调整。
他把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去看待生命中的快乐。
但是只要苏轼快乐，有人就不快乐。
海南儋州，他再一次遭到贬谪。
这也是宋朝版图的最南端，现在的海南岛，无法再远了。
面对第三次的被贬，苏轼早已做好客死他乡的心理准备。但在被政客的迫害当中，苏轼没有沉沦，他再一次发生蜕变。
在他对自我的反思和对生命的感悟当中，在他对世界和宇宙的认知当中，他的境界再一次得到了提升。
这种愈加艰苦的生活，不仅没有让苏轼灰心绝望，反而让他愈挫愈勇，活得更加自在，更加健康，更加快乐，更加顽强。
苦难和磨砺对有些人来说是过不去的坎，而对于苏轼来说，却使他更加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也更充分感悟到生命的真谛！
哲宗1100年去世，徽宗继位。有一段时间，朝廷由神宗的皇后——新皇太后摄政。当年四月，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免。苏轼也接到了特赦令。他辗转北上。1001年正月，皇太后逝世。苏轼判断，政策或又变化。他不愿住得离京城太近，去往常州。七月二十八日逝世，终年66岁。
苏轼的一生，“变法”始终伴随着他的政治生涯。他既不支持全然守旧，也不支持脱离实际的改革。
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势必会摧毁，压倒阻碍者。但好在时间会给出答案，历史会给出公断。
苏轼以人为本，循序渐进的发展理念，在倡导发展和谐社会的今天，依然没有过时。
从另一方面来看，正是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势，才让苏轼多了一份普通人的亲切感。
他既可写大气磅礴的《赤壁赋》，又可以写朗朗上口的《猪肉颂》，他即是庙堂上的翰林学士，又是田间的农夫，从他的每一首诗词散文中，从民间相传的每个故事中，我们都能看到那个浑身散发着人性光辉，可爱可敬的苏轼，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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