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喜欢看父亲写信：铺开信纸（标准的信纸是红色双线格，但很多人也爱用绿色方格稿纸），拧开钢笔，伏在桌上唰唰地写，大多数时候是两到三页，少数时候页数更多，写完后检查一遍，个别错字勾改一下，然后将其折成长方形装入白纸或牛皮纸信封，找出一枚邮票，本市四分、外地八分，用浆糊或胶水把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在信封正面的右上角或是信封背面，然后下楼出门，将信扔进站在路边的绿色邮筒。父亲去寄信时常常带着我，我就要求做把信投进邮筒这件事，感觉挺奇妙的，看着信从长而扁的邮筒口掉进去，想象着这些信被邮递员取出后，坐着汽车、火车、轮船被运到家里的亲人、父母的朋友或是工作的联系人那里去。
对于还不太会写字和还认不了几个字的我来说，帮父母看是不是来了信是一件更令人兴奋的事。每天跑到楼下的邮箱帮他们拿订阅的报纸时，如果有信就特别高兴，要是不止一封就更是兴奋不已，捧着信玩命跑上楼，像是有了什么可以献给父母的宝贝，而父母见到信也真的会喜笑颜开，拆信、看信和给全家传达某些信的内容，构成当天一个微小的家庭节日。如果邮票是特别漂亮的纪念邮票，我就会要求父亲把邮票揭下来给我收藏。
那时候我就盼着自己快快长大，能认字、写字，然后就写好多好多信，也收好多好多信，想着就令人高兴得蹦起来。
我第一次写信是小学一年级。那时候刚跟着父母下了“五七干校”，家属被安排在一个小镇上的民居，父母们去几十里外的一处荒地白手起家建造干校的房屋和其他设施，一个多月才能回来休息两三天，其实也休息不了，都给家里的老老小小干活了。总之，要隔很久才能见到父母一次，就很想念，起了给他们写信的念头。
这第一封信写得好艰难啊，一笔一划写了好久，不会的字就去问姥爷。我想写“昨天我用老鼠夹子抓到一只大老鼠”，“鼠”不会写，姥爷给我写在纸上，很潦草，我照猫画虎不知为什么写成了“屁”，父母收到信后笑弯了腰，但回信还是表扬了我学文化的热情，干校建成前我和父母也又通过几封信。
几年后干校停办，又随父母回到北京。说来奇怪，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几乎没写什么信，不是不想，是没什么机会，亲戚自有父母写，同学、朋友都住附近，也没有什么非需要通信交流的事情和人。不过我还是很喜欢写信这件事，自己一时没的写就看书上的，尤其是作者写给亲人和朋友的信，喜欢那份亲切和倾诉的感觉，也喜欢他们在轻松随意的气氛里谈天说地的“闲话”，觉得从中收获到不少东西。
父母藏书不少，可惜其中绝大多数世界名著都在文革中被毁和遗失了，到了我对书开始如饥似渴的七十年代，觉得可读的书不多，只好走一些偏门，比如从可以大张旗鼓读到的书里“挖宝”。父母有一套«马克斯恩格斯全集»，五十卷，其中有若干卷是书信集，我读不懂那些理论著作，但挺喜欢读那些信，有马、恩之间的通信，还有跟家人、朋友的通信，也有部分家人、朋友给他们的复信。有关政治和学术的内容我都跳过去，专拣感兴趣的部分读，有关希腊神话、但丁和«神曲»、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塞万提斯等等，不少名著与作家都是从这里有了最初的了解。另外马、恩两位挚友之间的友谊、他们与家人的温暖亲情也特别感人，还有一封印象深刻的信，是马克思在婚后多年与夫人燕妮小别时的情书信笺，大概是我此生见到的第一份不是文学作品而是真人的情书，炽热而动人心扉。
八十年代上大学时，已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可以买到很多世界名著了，我也已经又读过不少名人大腕的书信，自己也等不及地开始跟别人通信，那感觉真是已经等了上百年了！
刚上大学时主要的通信对象是中学同学。虽然大多数其实还是同住在北京，有些在外地上大学的假期也会回来，但大家毕竟不像之前上中学时那样天天见面了，所以有了通信的必要和理由。我写信的热情高涨，跟中学时几个要好的女生频繁通信，每封都是洋洋洒洒好多页，谈新的学校生活、刚读过的书、刚听过的讲座，说自己对世事人生自以为深刻的看法，扮演心理咨询师回答朋友的一些困惑等等。后来那些同学回忆起来，都说当时很喜欢收到我的信，特别丰富生动；而我现在想，自己那时年轻幼稚，信中大概不少内容都是自以为是的狂言和装腔作势的老到。不过就生命过程而言，曾经的热情和思考还是很有价值的，是通向后来成熟的康庄大道；另外通信对练习笔头表达也很有益处，你有个倾诉的对象，你调动一切尽可能准确、生动、传神的语言，你力图把想法说清楚的同时还把你的情感也传达给读信的人。
收到信的快乐终于直接体会到了，如果是一封已经很高兴，好几封就像是中了彩票。把信拿在手里先不拆，预热一下，看看信封的样式，看看用或俊或丑的字写的地址是谁来的信，看看邮票是不是值得收存，然后才小心地撕开信封口，展开带着写信者那里环境味道（是真的，每封信都有不同的味道！）的信纸，吸一口气，一读到底，有时还要再读一遍，一边读一边就在脑子里开始打回信的底稿了。
大学读到中腰的时候，中学同学之间写信很少了，一是大家都热衷于投入新的生活、结交新的朋友，老朋友除非特别铁的，一般的就暂且搁下了。二是不少人开始谈恋爱，整天忙着跟恋人卿卿我我，无暇他顾了。我自己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
在大学班里交了新朋友，如果朋友家在外地，寒假、暑假的时候就会跟朋友通信，听他们讲家乡的事情会觉得很有趣，也会说说专业学习和今后人生规划的事，最亲近的朋友还会谈一点各自的情感问题。
我的男朋友也同是北京人，虽说并不能天天见面，理论上说是可以的，似乎没什么写信的必要，但我们却写了很多不用去邮局寄，而是见面时交换着看的信，都是在各种不同纸张上随时写下的，有情诗情话，还有读书、看电影和观察世相的点滴感受。那时候真是时间多啊，见面谈不行吗？见面当然要谈，但不够，并且想到了必须立刻表达，所以就写！写！写！
我和男朋友之间第一次真正的大规模通信，是我们分别去外地实习期间，我毕业实习一次，他读的五年制大学中间和毕业实习共两次，都是大约一个到一个半月。有生以来第一次体会到与爱人的分离之苦，不少封信都是好多页，信封几乎塞爆，怕超重被退回，会去邮局寄，常常要多贴好几张邮票。
九十年代初，当年的男朋友已经是夫君了，由于某种原因分别了一段时间才团圆，那写的信就更多了，而且因为受不了等信的焦灼，干脆就每天写，写满三页就发，结果来信和回信都交错着，幸亏没有什么太十万火急的事。但其实也有着急的时候，比如我问给他寄的东西收到没有，最先接到的他的回信却是在说看到一处古迹多美之类的，现在想着特逗，像是两个精神分裂的人在各说各话似的。
跟夫君团圆后又跟父母有好几年没见面，很是想念，写信也相当勤，还在各种节假日和他们的生日等时候寄精致的贺卡。后来父母告诉我，那几年他们每天最大的心愿就是收到我的信，收到后就特别高兴，老两口赶紧在客厅沙发上坐定，由父亲给母亲读信，然后热烈议论一番，之后几天内由父亲给我认认真真地回信。
我在某些方面是比较保守的人，比如很长时间不能接受用电脑写文章，坚持用钢笔在稿纸上写，觉得那才有感觉，信也绝对得是纸质的才觉得是信，电子信不是太能接受。
但真所谓“胳膊拧不过大腿”，我最终还是被科技产品“收服”，新世纪之后，除了极特殊的情况，基本没有再写过纸质信，写文章也都是在电脑上了。
这样好不好呢？不用说，当然有太多的好处，写东西可以随时改，还不用抄写，想打印也是动动手指就行。还有现在大家都用的微信，方便到爆炸，不管身处何时何地，都能随时跟亲人朋友联系，好像“信”这东西在日常生活中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想说什么、想跟谁联系，即时即刻就在微信里解决了。
但有的时候，我会在心里叹息，老式的联系方式虽然不如新式的方便，但它给人带来的渴望、期待感、愿望实现前的焦灼、愿望实现时的巨大喜悦似乎也失去或是难以刻骨体验了，这大概也是有些遗憾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