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本是蔚州（今河北蔚县）的一个落第秀才，略通经书，以在私塾教书谋生。或许是生活太艰辛，或许是想要抓住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当永乐需要一些儒生入宫为宫女授课时，他就应诏报名了。
能被顺利选中的原因，不是他的学问高，而是没什么人和他竞争。因为应聘这个职务有个先决条件，净身成为宦官。进入皇宫后在一大群文盲（宫女、宦官基本都是文盲，甚至不少嫔妃都是文盲）的衬托下，王振的形象就显得光辉高大了不少。
脱颖而出的王振很快就获取人生的机遇，获取了热衷于教宦官读书的宣宗的赏识。被任命为东宫局郎，服侍皇太子朱祁镇（明英宗）读书。太子此时已有很多名师，例如明初的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王振实际相当于助教或者伴读。
王振为什么能在一群大儒的竞争中胜出，获取朱祁镇的信赖，原因不复杂。那些文官大儒们没有把朱祁镇当作一个人来教导，他们言必称三王，行必提尧舜，希望把一个孩子培养成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人物，小孩子怎么会理解和接受呢？
而王振却真正把朱祁镇当作一个小孩子，给他讲民间的生活和故事，给他描述高墙之外的世界，带着他骑马射箭。对于朱祁镇来说，王振这个老师更加的真实，也更加的可信。皇太子的依赖和信任，让王振看到了自己一展抱负的机会。
王振来源于底层，亲身经历了普通民众的穷困、官吏的盘剥和欺压。他对当时世道的看法简单来说就是愤世嫉俗，认为世间艰辛都是官吏们造成的，官员们不可信，需要对他们实行武人式的强力统治。
我们对比一下朱元璋的性格、行为，大致就能明白是个什么意思了。但是太祖比这类人多了一种宝贵的品格，抵抗压力的能力和决心，这也是一个惨败，一个大胜的原因之一。
王振对洪熙、宣德两朝的政策也不怎么认同，他觉得吏治、刑法必须严苛，不然不可能镇压天下官吏。对于宣德朝从安南的撤退，他是更加不能认同。在他眼里，面对不臣必须予以彻底剿灭，不然如何彰显大明的威严。
王振没有过人的学问和能力，也没有显赫的出身与背景，原本处于底层的他也就是发发牢骚。但是现在有了机会，因为皇太子就是未来的天子，在王振眼里天子口含天宪，可一言定邦。只要天子认同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抱负就可以轻易实现。
王振就在日常相处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想法潜移默化地灌输给朱祁镇。王振的教育非常成功（或者说在大儒们的教育太过于失败），幼年的朱祁镇非常的尊敬王振，真正的将王振视为良师益友。不但王振说的他全部听从，而且王振批评他时，他都会主动认错（主要是斥责他不要贪玩）。
宣宗在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驾崩，英宗即位，次年改元正统。八岁的英宗无法处理朝政，而诚孝张太皇太后又坚决不垂帘听政，三杨不敢行周公事佐幼帝摄政，于是就鼓捣出了票拟、披红制度。
说明：各地的所有公文先送到通政司，通政司依据公文内容分类整理，然后这些公文会送到内阁（英宗亲政后改为先上呈皇帝），内阁在公文后另附纸条加上处理意见，这就是票拟。然后这些文件会交给司礼监，皇帝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协助下披红确认（把内阁的票拟抄写一遍），最后由司礼监掌印太监盖章生效。如果不同意，则退回内阁重新商议。
八岁的天子在太监的协助下披红，要做到不受太监的影响真的是件很难的事情。
这里有个问题，三杨为什么主动拉宦官参与政务？太祖早有明令“内官不得干预政事，违者斩”，而且这个时候明朝的宦官根本就没什么政治地位和权力，文官们也有拉拢的必要。实际他们用宦官做棋子去联系其身后“不愿意垂帘听政”的张太皇太后。
虽然是个棋子，但对王振而言也几乎是一夜之间就鱼跃龙门，登上大明权力的巅峰，人生际遇真是让人不敢想象。上台后的王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停派宫内宦官前往各地采购，将宣德朝的一大弊端革除。
说明：宣德皇帝比较爱玩，他常派宦官前往各地为他收集珍奇玩物（有点类似北宋的花石纲）。一些宦官们自然会借机鱼肉一下乡里，虽然宣德皇帝也为此惩罚过一些宦官，但是不禁绝外出采办，自然也禁绝不了宦官们借机为祸地方。
政务方面，王振非常清楚自己的角色，他对阁臣都非常尊敬，每次去内阁都让人通报后才进去。进去之后也都是恭恭敬敬地站着，阁臣们没有开口之间，他基本都不会抢先说话。对于三杨的票拟，王振都不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轮不到他，他只能传达太皇太后的意见），他倒是经常就政务问题虚心的向三杨请教。
王振这么做一是他此时势单力薄需要积蓄力量，二是他也想跟着这些三朝元老们学习如何处理政务。在此过程中王振也在践行着自己重典治御臣下的思想，对出了问题的宦官、官员绝不手软。正统初年的王振给予大家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至少太皇太后和三杨都认可了他，不然他绝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
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张氏病逝，此时杨荣已病故（正统五年），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被弹劾而致仕，剩下的杨溥也太老无力阻挡。这时王振已经没有了束缚，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来布局朝堂了。
顺从或巴结他的会被提拔和晋升，违背或者和他作对的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很快王振就组织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朋党集团（比较有名的就是那个被大臣当堂群殴而死的马顺），对整个朝廷形成了控制，大明王朝的第一代权阉正式登场。
掌握大明朝堂之后，王振并没有专心于享受荣华富贵，也开始实践自己的终极梦想，让大明重拾往日的雄风，主要就是对待蒙古的方式。
蒙古部落因为本身的游牧习惯、加上塞外的自然环境，茶叶、瓷器、铁器、布匹丝绸这些生活必需品，他们无法自给。经过太祖、成祖的军事打击，蒙古人也意识到光靠南下掠抢损失巨大不说，还满足不了需求。
而明朝永乐之后开始向内收缩，也不太愿意大动兵戈了。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用贸易换和平。当时明朝和蒙古之间主要贸易形式是通贡，就是蒙古派使团向明朝进贡马、牛羊、皮毛等。明朝回赠茶叶、瓷器、铁器、布匹丝绸，并给予蒙古使团的使者赏赐。
通贡受益的主要是蒙古各部落的上层人士，普通的牧民想要获取物资就要通过互市。但是明朝对互市有严格限制，不但规定了次数，而且不允许私人（明朝方面）参与，实际的目的是希望控制物资的输送量（输送太多会资敌）以及价格。
可以看出以上两种方式并不能满足蒙古普通牧民的需求，所以在这两者之外还有一种方式，私市，也就是两边的人在边境私下交易互通有无。本来朝廷就算是不愿意加强管理取缔就行了，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但是私市在有心人眼里存在着巨大利益，这个利益就是军功首级。战场上军功首级是很难获取的（以蒙古人的战斗力很有可能首级没捞到，自己还把命送掉了），于是私市就派上用场了。
布置好后派人到蒙古那边传消息“某日某地开市”，过阵之后朝廷就接到战报：某月某日，北虏犯边，幸得皇威相助，大获全胜，斩首……这种搞法的结果是，蒙古对明朝这边的信任度非常的低。
一旦失去了信任，你的行为在对方眼里都是有目的的阴谋、坑害，后续明朝和蒙古的很多矛盾根源也就在这个地方。
虽然明朝在互市、私市上占上风，但是蒙古人在通贡上却占着便宜。首先明朝会对使团的每一个成员进行赏赐，那为啥不多派人去多拿赏赐呢？其次去明朝通贡时可以夹带私货在沿途交易获利，明朝就算是知道也不好管。
便宜既然好占，那自然是拼命的占。蒙古使团的规模越来越大，从几人发展到上千人，次数越来越多，前一支队伍还没走，后一支就来了，当然理由很冠冕堂皇，仰慕上朝威德嘛。
更过分的是，人多也就算了，还开始谎报人数，来一千，报两千，就是为了骗赏赐。这样的朝贡给明朝带来了巨大财政负担。
王振从正统六年开始就着手出处理这个问题，对不严格核验人数的户部官员进行了处罚。但是这治标不治本。此时明朝的军事力量主要在南方平定麓川叛乱（从正统四年到十三年，征讨了四次），面对蒙古的敲诈王振选择了隐忍。
正统十三年，明朝平定了麓川，王振决定解决蒙古问题。很快机会就来了，十二月蒙古最大的一次朝贡来了，此次也先（蒙古瓦剌部首领，形式上统一了蒙古，扶植了黄金家族的傀儡脱脱不花，自称太师）报了3598人！
王振派人核查后发现实际只有2524人，王振以此为由，大幅度消减了马价，打了也先一个措手不及。也先觉得这只是开始，如果不反击，后续明朝会限制使团规模、次数，最终通过断绝贸易来打击蒙古。
事情和也先料想的一样，正统十四年一月到七月，就没有蒙古使团朝贡记录了，我想应该不是蒙古人不想来了。也先明白只有通过军事压迫才能重新打开贸易之路。
七月开始，也先分兵四路开始叩关，也先率领主力进逼大同；蒙古大汗脱脱不花进攻辽东；知院阿刺攻宣府；还有一路攻击甘肃张掖。主要威胁是也先那一路，因为其它三路都是也先的傀儡，他们是不愿意出全力的。
七月十一日，大同右参将率兵出关与也先激战，全军覆没。消息传回京师，王振一点也不慌，他反而很兴奋。因为让大明重拾雄风的机会来了，他要让皇帝御驾亲征，震慑四海不臣。
文官们却纷纷反对，真实的原因倒不是觉得打不赢，而是皇帝御驾亲征只会增强武将和勋臣们在朝廷的地位。对于此时势力已经急剧膨胀的文官集团来说，帝国的一切都需要经他们的手才行，因为他们才是帝国的中枢。
英宗先是抛出理由，他要效法先帝。文官们当然极力反对，他们辩解到永乐、宣德亲征就已经不对，皇帝就应该呆在宫中，按照儒家礼法行事。其中吏部尚书王直的奏疏最有代表性。
自古边境有事皆是靠忠兵猛将守卫，陛下应当选派良将，增派劲兵，赏赐将士，并严令将士以防守为主，待到敌军人困马乏之际出兵可获全胜。如今正是七月天，天气炎热，水草还不丰盛，水源也不足，一旦天子在外，四方有紧急情况而不得知，况且天子乃宗庙、社稷之主，万邦之主不可孤身犯险，只须坐镇指挥即可。
但是英宗在王振的蛊惑下早就下定了决心，群臣的反对也就没啥实际意义了。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认为此次御驾亲征只存在取胜还是劳而无功的问题，没有人意识到会失败。
七月十六日，二十万大军只准备了五天就开拔了，离开北京时是一支非常豪华的队伍，除开皇帝本人，从英国公张辅开始共12名勋爵，32名高级文职官员（包含内阁首辅、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从征。如此规模的军队这么仓促就就出征，只能说王振过于狂妄无知，把战争当成了乡间打架。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整个朝廷只是把这次出征当作皇帝带军巡边、炫耀武力。
此时的明军已经不是永乐时期的明军了。军屯的田地被军官侵占；军饷、军械被克扣；士兵沦为军官佃农；军士大量逃亡；为防范武将乱权，军队的指挥系统被肢解等等。所以军士的士气和军队组织能力已经严重退化。
七月十七日大军驻扎龙虎台，夜里大风吹动旌旗，居然引起了啸营，二十万大军大呼小叫，以为瓦剌军袭营，乱作一团。
看出问题的兵部尚书邝野请求銮驾回京，惹得王振大怒，命令邝野下跪，斥责一通不说还让锦衣卫将其看管起来。二十三日大军到达宣府，因大雨和大风，众臣又不愿意前行了，王振又是一通呵斥责骂后才继续前进。
二十五日大军遭遇了一股瓦剌骑兵（可能是侦骑），先遣成国公朱勇迎敌，但是朱勇败退，后又命三千营猛攻，瓦剌不敌撤走。明军士气大振，但是好景不长，二十八日到达阳和口，十二日前在此惨败的明军尸体还遍布荒野，之前的士气一下就一扫而空。
八月一日到达大同后，在此监军的太监曹吉祥一番描述后，王振的胆气也一下子全没有了，虽然塞外只有也先的三万人，但是王振还是决定带着二十万大军赶快返回京城。
本来二十万大军出塞巡视一天，出征的目的就达到了。但是王振和英宗空有雄心，却没有应对压力的能力和决心。这才是土木堡失败的根源，逃跑举动将明军最后一点士气也给抹去了，这支队伍已经完全丧失了与瓦剌军战斗的勇气。
说明：都督同知郭登建议走紫荆关返京，这条路线更靠南，不容易遇到瓦刺军。但是王振和英宗都认为走这条路线太没有面子(太靠南无法和巡边挂钩了)，最后还是决定沿着来时的路返回。说是因为王振怕大军家乡庄稼而改变路线，就完全是为黑而黑了。怕踩坏，提前探路，从田地边上绕行即可，需要做这种几百里地的路线大变更么？
实际上后面选那条路走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因为不管是走紫荆关还是走居庸关，这支明军移动速度都比全是骑兵的也先要慢很多，只要被也先追上，他必然能看出这支明军的虚弱，只要进攻，明军的失败就不可避免。
八月十三日，就在明军快要到达居庸关时一直疑惑的也先决定试一把。结果跟也先料想的一样，这支明军毫无战斗力可言。负责断后的三万明军很快就被击溃，恭顺侯吴克忠、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被阵斩。祸不单行的是，这个时候明军才发现前面的怀来城早就被瓦刺军占领了。
说明：七月初阿刺部犯边时宣府总兵杨洪的儿子杨俊就把独石、马营丢弃南撤了，杨俊的行为导致居庸关以西的各卫纷纷弃城撤退。更重要的是杨洪为了自保，没有向英宗报告这些，所以走居庸关实际是走上了死路。英宗的军队在返程时一路被瓦剌军追赶攻击，大同和宣府的郭登、杨洪部龟缩于城中也没有派军袭扰瓦剌后路协助英宗军反攻或者撤离，所以走紫荆关实际也是个死路。
这次大军出征英宗和王振唯一的亮点就是，这个时候没有选择抛弃大军先行入关返回京城。此时无路可走的明军只好与十四日下午就近退守土木堡，就这样二十万大军，被三万瓦刺军包围了。
虽然被包围，但是三万瓦刺军也拿二十万明军没有办法，强攻徒耗人命的事儿，也先自然不会去做，十五日也先决定后撤。但是这个时候明军的军心已经彻底崩塌了，在干渴的驱使下（明军断水已经两天），十几万大军大乱，倾巢而出去寻水（本来派出一支队伍出去取水，剩余大军坚守等待即可）。
对于军队来说，一旦混乱人再多也一点意义也没有，察觉情况的也先立刻回师，对混乱的明军展开攻击。这已经不是战斗了，而是单方面的杀戮，甚至明军互相践踏而死的都比瓦刺军杀得多。
皇帝被俘，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五十多名高级官员丧命于乱军之中，当然也包括王振。关于他的死有几种说法，一是被乱军所杀；二是被护驾将军樊忠所杀；三是自杀。
不管怎么说大明第一位权阉就这么从巅峰直接跌落到了谷底，王振的失败、无能自不必再说，但是明军的失败可以全推给王振么？不管怎么说二十万大军被三万人驱赶、包围都是不是一个人有能力做到的。